战疫背后的志愿心理咨询师：这是一场心灵的急救

襄阳市襄城区新城湾路23号的不远处，就是李冬鹤的心理咨询工作室。

24日，她难得推开了关闭10多天的大门，五六张桌椅有序地排列在左侧，几幅儿童彩笔画错落地粘贴在右侧的墙上。

随着彩笔画的延伸，进入视线的是一个完全洁白的独立空间。

“我们还是在外面坐着聊吧，在里面我太容易进入工作的状态。”李冬鹤习惯在那个独立空间内，与寻求心理咨询的求助者进行内心的交流。

成为12355心理服务热线的一名线上志愿者

疫情暴发以后，李冬鹤不得不把办公的地点搬到自家阳台，工作方式也完全变成线上沟通与电话交流，每次开始工作时，她总会把家里的两盆植物搬到阳台，这近乎成为一种仪式。

在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李冬鹤在襄阳市中心医院工作了15年，120急救中心、重症监护室、感染科全部留下过她的身影。

李冬鹤原来的科室主任是在除夕夜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两人的对话内容一直围绕着新冠肺炎一系列的临床表征和可自行完成的初步排查方法。李冬鹤向记者解释，虽然有相应的医学知识，但是对于完全陌生的新冠肺炎，她需要提前做更多的准备，“我感觉这将有别于往日里的每一次心理咨询工作。”

“我无法完全确定，向我寻求心理咨询的求助者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在这种人人无法回避的危机之下，求助者的问题不仅源于心理应激和压力，还会有很多医学知识的需求。”

1月26日，大年初二，李冬鹤就开始通过一些心理服务平台，提供疫情期间的公益心理咨询。为了保证每一个求助者可以得到最优的心理辅导，每天的工作，她会定时定量控制在4个小时内。

在接线的过程中，李冬鹤发现焦虑和恐惧是当前人们共性的部分，往往来电的求助者会更严重，有的甚至会有各种明显的身体反应。“越是近距离接触与疫情相关的人和事儿，产生的潜在心理创伤越大，随即而至的焦虑感也越明显。”

让李冬鹤印象深刻的求助者中有一位60岁的老人，她所在的小区有数例确诊患者。原本老人的心理调节功能一直不错，焦虑一直在承受范围内，可随着小区内出现因病情恶化而死亡的患者，那种焦虑与恐惧感一下子就打破了老人的心理限度。

“她怕家人担心，所以不愿意和家人过多表露自己的心理活动。除了与老人达成有效的沟通，我还会肯定她为自己心理调节所做出的努力，并鼓励她与家人进行更多的交流。”

除此以外，如果求助者的心理压力与疫情的暴发产生了对接，就会出现更加明显的烦躁感或是冷漠感。

2月1日，团襄阳市委12355心理服务热线开通后，李冬鹤又成为一名线上志愿者。

在这期间，李冬鹤接到过一位高中在读生的求助电话，随着疫情的发展，这位求助者对各类疫情消息产生了强烈的漠视感和烦躁感，以至于她对自己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产生了厌恶。而受疫情影响，学校开展的线上授课模式，也让她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实际上，她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一种变相的自我隔离，这是大部分人在面对重大的心理压力下会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而她对未来的顾虑，则是由于学业的压力与疫情的暴发产生了某种对接。”李冬鹤建议她试着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烦躁。

几天后，李冬鹤再次接到电话，那位高中在读的求助者告诉李冬鹤，自己感觉好多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更能集中，原本总是写不出作文，现在也能写出来了。

然而，在这场重大疫情危机面前，心理咨询师都没有太多经验可循，求助者和心理咨询师之间的联系往往都是单线的，有且仅有一次。大部分情况下，心理咨询师只能通过查看线上平台为数不多的匿名回复，来预估那些求助者当时的心理状况。

求助对象有越来越多的一线医护人员、基层工作者

心理咨询师喻永婷对这场战疫中求助者群体的变化有着更清晰的感知。

她目前是西安幸福密码心理咨询公司的专职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西安市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志愿者，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她停掉了线下的咨询，从大年初二，开始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免费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

“身处疫情中心的居民是最开始寻求心理辅导的主力，他们的心理基本都处于极度紧张和无助的状态，那段时间，在咨询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们一家人只能在家里等着，什么也做不了，人出不去，医院也进不去’。”

初期求助者的心理状态对喻永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你能特别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无力感和恐慌感向你袭来。”

在她的记忆中，转变是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投入使用后开始出现的，那些天，寻求帮助的主力逐渐变成疫区外的群体，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焦虑的关注点回落个体本身，有的人开始关心未来职业的发展、个人的成长、生命中的遗憾，甚至有的人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关系，这些心理状态虽然与疫情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也正是这次疫情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与自己独处，反思过去和规划未来。”

最近，喻永婷的求助对象又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一线医护人员、基层公职人员开始成为寻求帮助的新主力。“我能够特别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压力与疲倦，以及对家人强烈的愧疚感。”

有一个一线的年轻护士，在向喻永婷寻求帮助时，一直处于极度内疚的状态。“可能是刚目睹患者在痛苦中离开，她特别自责，始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不光是她，很多一线医护人员对自己的担心与焦虑并不多，更多地是对患者、对工作，他们呈现出一种完全忘我的工作状态。”

喻永婷从业多年，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严重的应激干预工作，她觉得一切都不太一样。“以往我们进行的心理咨询，是一个长线的过程。可现在，时间短，任务重，这已经不是心理咨询，这更像是一场心灵急救。稳定情绪、帮来电者尽快恢复内心平衡是首要目的，我们开展的治疗与干预也是以倾听为主，挖掘来电者自身的资源，尽量用来访者习惯的方式缓解情绪。”

这场战斗轮到自己了，我是武汉人

同样守护在心理急救线上的汪文博，是一个没能回家的武汉人。“这也许我比别人多一个做这事儿（通过心理咨询平台提供公益心理咨询）的理由”

汪文博是在2010年开始学习心理咨询的，他的心理咨询启蒙，伴随着老师们对汶川地震时心理援助的自嘲，“说实话，当年我们做得并不好。我是听着失败的例子开始学习的，所以在大学时期，我就对应激心理干预中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有着更多的了解。”

在汪文博看来，危机状况下产生的焦虑情绪，很多是无法改变的。“这也是疫情之下的应激心理干预与常规心理咨询的不同。目标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来访者的目标是自身应对方式乃至人格结构的改变。但是现在，我们仅仅处理短期内的强烈情绪。”

他记得自己为一位援助湖北的年轻医生做过心理辅导，“求助者不是呼吸科的医生，平时穿的防护服和疫区内的标准并不一样，他在进入疫区的前一天，练习穿脱防护服不下20次，可还是不放心，我能感觉到他是害怕的。但他没有办法，他还要去救人。”

汪文博告诉记者，“实际上，我们的焦虑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它事实上的危险程度，一个是我们对于这个危险程度的主观夸大。而在疫情面前，对于那些处于现实危险中的人而言，除了陪伴，我们能做得真的很少。就像面对烧开的水，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撇去水沸腾时产生的浮沫，可我们改变不了水沸腾的状态。”

此刻，汪文博还在这条心理急救线上为自己的城市战斗。他告诉记者：“这场战斗轮到自己了，我是武汉人。”

喻永婷仍在不断为前线退下的“战士们”提供心理咨询。她告诉记者：“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终将迎来胜利。”

李冬鹤依旧习惯搬盆植物在阳台开始一天的心理咨询。她向记者解释，之所以会坚持把植物搬到阳台，是想时刻告诉自己，不要忘记生命的颜色。（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逸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