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青葱懵懂时——回忆我在新惠中学的日子
我今年整六十岁了，前一个庚子出生，又一个庚子到来。所谓六十换甲子，我这是换庚子了。年轻时经常说岁月如梭，却未解其真意，现在说这话真是深有体会了。人们总是不愿老、不服老，当满头黑发逐渐斑白，伟岸的身躯开始佝偻的时候，无论谁都会感觉到生命的规律确实铁面无私，任何人都逃不掉。它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而有所偏向。
回首来路，我从一个农村娃成为诗人、作家、大学教授，这一切多像一个美好的梦境啊。而梦境的开始则是我进入新惠中学。
作者蓝冰
我出生于一九六零年，却是一九八二级的大学生。我的求学过程艰难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我出生在敖汉旗牛古吐公社（乡），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摊上复课闹革命，语文课学《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一九七三年因为贫困而搬家到长胜公社（乡）染坊大队，我长得个小，又怕跟不上班，所以转学时就主动降低一年级。
初中时摊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开门办学，热热闹闹地参加各种劳动，还住进农民家里搞社会调查。好在遇到几个热爱教学，懂得教育的老师，哄着我们上课学了一点课本知识。初中毕业时我所在的长胜公社（乡）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学朝阳农大办了一所长胜大学，把社里综合厂及各个大队的开车、开拖拉机的师傅抽调到原中学当大学老师。我的几个同学由于根红苗正，是贫下中农后代而进入“长胜大学”学习，我们出身不好的一些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就只好回乡务农。
回乡后不久我还沉浸在学生的梦里，生产队樊秀林队长就找到家里来，要我去队里干活。于是，我就当起了农民，耪地、薅地、修水渠，干了俩月，整个人累得又黑又瘦。我从小就体格不好，妈妈怕我累坏了，就让我进了大队（村）为出口创汇而设的柳编厂，学习编筐窝篓。没俩月，听说长胜公社又办了一所长胜农业中学。母亲认为我在生产队当不了一个整劳动力，受人歧视，就让我去念书，她说念不成就当养体格了。于是我就又成了学生。
长胜农中理论上属于职业高中，周围有大片校田，学生也有劳动课。我们的课本就有《养猪》《玉米》等小册子，但从没有认真上过。差不多主要上九年一贯制的中学课本。这期间我被父亲骗回村里当了小学教师，半年后被大队书记的女儿顶替了，我就又委委屈屈回到学校。
我那时的同学有几个比我学习好的，早早就考上了赤峰师专敖汉旗分校，这让全村的人羡慕不已。而我，还得继续读书。
大概是八年级吧，大约就是一九七九年，学校觉得我和另一个马姓同学学习不错，挑选我们提前参加高考。考试后公布分数，我上了大专线，但是万没想到体检不合格——我得了浸润性肺结核。这不啻于轰天惊雷，我整个人都懵了。好在父亲是祖传中医，我边吃他配制的中药边自己打链霉素，半年多过去后，病情大为好转。我的好运也来了。
一天我跟别人到乡政府所在地长胜街里玩耍，看见一个远房姐夫——在新惠中学任教的张文礼老师。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招生。我问招什么生？他说为了提高敖汉旗高考升学率，新惠中学在各乡招应届和往届的高中生去补习班。我说，我能考吗？他说：给你一张卷子，你就考呗。我回到家和母亲说了，母亲和姐姐专门到他家咨询，确定无疑后，我就去长胜中学参加了三门课两张卷的考试。
两个月后，一九八零年秋天，我第一次进县城，成了新惠中学的一名学生。
新惠中学老校门（笔者入学时，它就是这样的。）
在我的心目中新惠中学是神圣的。穿过威严的穿堂大门就进入校园。院内一排排砖墙尖脊的教室整齐地排列着，从窗户传出来朗朗书声，也有的传出老师慷慨激昂的讲课声，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仿佛是要成为栋梁之才的学子，傲岸挺拔。教室前面有不同形状的大大小小的花坛，开着我不知名的花儿。一个悬挂起来的筒状大铁钟，上下课，校工小刘有节奏地敲打它，于是满院子都是清脆悦耳的钟声。随之，各个教室就钻出欢天喜地的学生，说笑声也就洒满校园。这就是我心中的殿堂啊！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
1991年以前的补习生教室，笔者就是在这个教室，度过了两年的美好时光。
在短暂的惊叹之后，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孩子开始进入角色。应该说，生活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住的是筒子房，睡的是大板铺。一个两三丈长的大房间，用木板搭成面对面的两个大铺，每个人睡觉的地方大约就是一尺宽。一个班四十余名男生全住在这里的。每顿的饭菜是由值日生用水桶打回来，然后分给大家，主要是玉米饭、发糕、馒头。
到了冬天，地中间用两个方形的大铁炉烧煤取暖，如果炉子烧得不好，大家就饥寒交迫。有时太冷，我们就去锅炉房偷好烧的煤。冬天的晚上如果不是人多互相挤着，那是非常寒冷的。由于饭票有限，打的饭不够吃，很多同学都有挨饿的经历，回家时就从家里带炒面，带咸菜。有时分给大家一点，那就成了难得的美食。我尤其记得高喜春同学从家里带回来的猪皮黄豆炒咸芥菜疙瘩，现在想起来仍然余香在口。
学生宿舍一角，笔者就住在带有烟囱的宿舍里。大通铺，冬天人挤人才能暖和。
正式进入学习后，我发现新惠中学的学习和我在乡下的所见所知大相径庭。以前的学习都是似是而非，似懂非懂，有些道听途说，也没人计较。但遇到真正的严格和规范，我以前的知识就捉襟见肘了。比如，历史测验有名词解释：岳飞，我就把《说岳全传》里的“少年时家境贫寒，画沙写字，拜周侗为师，学得一身好武艺”等全答上了，招来大家一顿善意的哄笑。
因为我没有上过正式的中学，所以从没接触过英语，关于英语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依稀记得在新惠中学第一次上英语课，上课的钟声响过之后，进来一个烫着球形发式的女老师。乡下孩子没见过这阵仗，我只在小人书《列宁在一九一八》里见过这样的女特务卡普兰，她往台上一站，我懵了。就在这时，老师非常西式地一耸肩膀说了句英语（后来我知道那是let ‘ s begin），我再也绷不住就趴在桌子上笑起来，老师不明就里，俯下身问我：这位同学怎么了？是我发音不准吗？我仍憋不住笑，最后只得从教室逃了出去。因为那时英语是百分之五十计入总分，我自以为是地觉得，不用英语也能考上大学。所以不管老师怎么劝，我再也没进英语课堂。那年我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九八一年，我以1.75分之差没进录取分数线。
我对新惠中学整体印象非常美好，校园好，老师好，校风好。老师们学高足以为师，德高足以成范。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同学们对老师都有敬畏之心。老校长吴廷森总是戴着一顶旧便帽，他迈着细碎的步子走过校园的时候，大家总是不由自主屏息敛气，唯恐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那双睿智的眼睛，看出我们寻机偷懒的小心思。别看他平时不苟言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那可是言之凿凿，掷地有声的！
1982年3月19日学校召开的表奖大会
语文老师冯连信身材高大，体态微胖，说话声如洪钟，板书大气舒展。他是教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讲话非常严厉。同学们因为敬畏，背后大不敬叫他“胡汉三”。我因为语文成绩相对较好，和冯老师交流机会较多。我一九八九年发表一个中篇小说《断竹续竹》，这篇小说的原型素材之核，就是和冯老师聊天时得到的。
我犹记得他形象地说作文之道，一段之后的文字“要像老太太搓麻绳一样，隔一段就要上上劲儿。”我那时课余总是胡乱写些似是而非的古体诗，冯老师还用红笔给我批了两行字：绵绵往事意未休，渐离笔端任纵流。冯老师讲课时那种精神饱满，热情洋溢，我终生难忘，也受益终生。
第一年高考失利，第二年又补习。考上学的同学也比较关心我，向峰、显峰、光炬总是寄来各种学习资料。寒假也来学校看看，给我们鼓励。我也算是长了点心，学习比较刻苦，也有点发愤图强，有时我早起（凌晨两三点）能遇上校园晚归的。我再也不敢轻视英语了。我用一个暑假自学了初中英语一二三册，又蚂蚁啃骨头似的学习高中代用课本。我没有基础，只能靠笨方法，那就是背，也不研究语法、短语、词组。
当时高考大纲规定只考高中代用课本前20课，我背下来大约10课。这对于零基础的农村娃也是不容易的。有一段时间，几乎口不离英语，英语不离口，至于有的同学讽刺我说“张国民一个小时不说英语就得死了”。我说“咱们秋后看吧”。那年高考我们班最高分是吴冠波61分，我第二名47分，比好多学了六七年英语的同学还要高。
第二年补习语文老师是张伯昌老师，张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他属于年富力强，埋头苦干的那种。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穿着蓝色迪卡布的中山装，一下课，前襟满是白色的粉笔末儿。他讲课既不慷慨激昂，也不热情豪迈。他平静地条分缕析，具有循循善诱的魅力。他能把知识点弄得非常清楚，听了他的课，很多同学都醍醐灌顶一般豁然开朗。
有一次赤峰教育局组织很多语文教师来听课，课上他提问我，我也算是不负师恩，很给他长脸呢。八二年高考前夕，张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吃了一顿饭，给我最后的鼓励。那年，我也没辜负两位语文老师，我语文考了100分。
历史老师田中秋是北京知青，曾是兵团战士。中专毕业后在中学教书。他个子矮小，精神矍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他讲课总是激情满怀，双眼痴痴地看着屋顶上方若有所思。他叙述历史事件简直就像当事人一样。下了课，他会一溜小跑上厕所，也是校园里的一道风景。听他的课，你总会不知不觉中着迷。我就是因为这种着迷，反而记忆不佳。两次考大学我的历史成绩都是68分。对于一心想当作家而有文科优势的我，实在是丢脸的事。田老师平易近人，课后和同学的交流较多。有时涉及到个人生活，他也能给予良好的意见。对于我，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70—80年代的大伙房
数学老师金冬春是朝鲜族，虽然她课讲得天花乱坠，精彩绝伦，我始终是懵懂如初。我记得她的丈夫也是朝鲜族数学老师，矮矮胖胖的，打排球时他有一手绝活，就是发球不朝对面发而是高高地直接发到天上去了，那球半天才下来，一般不出界，也一般都接不住，这球技成为校园美谈。
冬春老师很着急我的数学成绩，着急数学不行，连我的英语她也着急。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英语最容易拿分，如果学语法不赶趟，就多背单词也是好的。出题是下雨了，你不会下雨，那你就答下水了，下雪了，也会给一点分的。真是苦口婆心。
地理老师汤森老师比较严格，也比较古板。由于他是四班班主任，而活泼开朗的田中秋老师是六班班主任，两个班都是补习班，教室又一墙之隔，所以就有一点暗暗较劲的意思。最终，风格迥异的两个班高考成绩所差无几，但汤老师班的薄文泽同学语文数学双100分，那就是放了卫星，成了赤峰市乃至内蒙古的大新闻。
政治老师刘承来写的一手好板书，也可以说是又好又快。他善于总结课程重点，一本书的主要内容，他能给你总结到一张图表里。我课下曾和他捣乱，我说世界究竟是不是物质的在科学上有意义，在哲学上意义不大。我就认为世界在我的意识圈里，我睡着了没有意识了，对我而言世界就不存在了。当时，我也没读过什么唯心论、笛卡尔，我就是这么想的，他也没能说服我。
新惠中学的生活不光是学习，细想一下也还是丰富多彩的。学校的西南不远有一座石羊石虎山，山不高，我曾和林向峰等同学上山去找石羊石虎，摘野山杏。也曾和高喜春、王光炬到山上寻诗。石羊石虎没寻着，听说搬到旗法院了，我们就又到法院的篮球架旁去找，到底看见了石羊石虎，嘘唏叹息了半天才悻然离去。这种意识也算是一种文化寻根吧。不知道现在那石羊石虎还在否，真应该让它回到它本来的地方去。
那时，周末学校会发电影票，我们每周都会去看电影，我的弟兄韩显峰等人还因为什么事在电影院和人打了一架，我们被一伙小混混堵在电影院了，发现之后，显峰说：大哥你先走，这事和你没关，他们也不认识你，打起来你不能打不说，还得照顾着你，我就先撤了。而那次打架把对方为首的打进了医院。
1995年以前的猪场
按理说，我该全身心投入学习，但是并没有全心全意，上课也并不完全聚精会神。看到外面下雨了，下雪了，喜春、光炬和我就在课堂上传纸条，写大体押韵的所谓古体诗。因为志同道合，英语超好的光炬就把英文“BROTHER”分成三份，重新成三个词做我们的英文名字，分别是爱特，爱若，布泽。那时的诗可是一首都没留下来啊。
校园内古老的大钟
同学林向峰是县城人，爸爸是新惠中学的后勤管理人员。向峰一家为人极其善良体贴，对人热情周到，让我这个乡下孩子受宠若惊。有几次周末，向峰就带我回到他家去吃饺子。后来，向峰美丽的小妹嫁给了我的同学，兄弟韩显峰，这是后话。
向峰人脉广，性格好，偶尔他带来一个砖头式的录音机，我们就躲在学校的锅炉房听台湾校园歌曲，给紧张的学习生活添了几分艺术色彩。
紧张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年我如愿考上了内蒙古大学。当接到录取电话后，我的老父亲兴奋异常，他逢人便讲“我儿子考上了内蒙古最大的大学”。说到为什么报考内蒙古大学，也有一个不是理由的原因。我们学生食堂的高师傅高大威猛，络腮胡子，听力有点弱，人却极为和善。他和我说，他有个姐姐在内蒙古大学，是教授，如果我去内蒙古大学，可以找她。后来，我进了内大，真的和高师傅的姐姐高峰老师成了好朋友。
新惠中学的生活结束了，我对新惠中学的好感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我到学校领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曾问冯连信老师：“我大学毕业回来教书，新惠中学能要我不？”冯老师说：“等你毕业了，你就不想回来啦。”
虽然没有回到新惠中学，但是新惠中学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圣地，一片净土，她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我永远感激亲爱的母校——新惠中学！
作者简介
蓝冰：本名张国民，1960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系。文学硕士，教授，硕士导师。出版著作九部，发表文学作品及学术论文300余篇。1997年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家名人录》，1998年被收入《世界华人艺术家名人录》。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会员，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会员。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协会副主席。现执教于大连民族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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