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忽必烈主持的道教佛教争辩大赛 两个人灭了全真道教

在蒙古建国号“大元”之前（1206—1271）及建国号的初期，佛教与以全真道为首的道教之间进行过激烈斗争，双方曾在朝廷的直接干预和主持下进行过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曹洞宗著名高僧万松行秀的两大弟子少林福裕、林泉从伦，都是佛教方面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

本文仅对少林福裕的生平及其积极参与的佛、道二教的论争进行介绍。

一、嗣法于曹洞宗万松行秀

关于记述福裕的资料，比较可信用的有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程矩夫奉敕撰文、赵孟书写的《大元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少林开山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之碑》（下简称《元裕公禅师碑》）和明净柱辑《五灯会元续略》卷一、清超永编《五灯全书》卷六十一〈福裕传〉等的记载。

福裕（1201—1275），字好问，号雪庭，因曾住持和林（也称上都，蒙古建国早期的国都，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北少林寺，晚年归隐住持嵩山少林寺，故曾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也称“少林福裕”，尊称“少林长老”。俗姓张，太原文水（在今山西）人，九岁入学，以聪明著称。

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蒙古军围攻金的中都（燕京，今北京）并攻占金朝原占据的河东、河北及山东等地；翌年，再次围攻并占领中都及其它地区，金宣宗被迫迁都开封。在这期间，福裕的父母死于战乱之中。他当时十四五岁，孤苦无依，某日路上碰到一位老比丘，劝他投身佛门，说如果“诵得一卷《法华经》，则一生事毕”。他反问，佛教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向上消息在否”？这位老比丘感到他与别的幼童不同，便带领他去“仙岩”参见休林和尚。休林接受福裕为弟子，为他剃发授戒。福裕在休林身边学法和做杂务七年。（《五灯会元续略》卷一〈福裕传〉）

福裕后来听人说燕京报恩寺万松行秀禅师具有很高的名望，便独自北上参谒行秀。

万松行秀（1166—1246），河内解梁（在今山西省临猗西南）人，俗姓蔡，出家受具足戒后，行脚至今北京一带访师参学，先到潭柘寺（在今北京西部门头沟区），接着到燕京（今北京）庆寿寺投到胜默光和尚的门下习禅，后到磁州（治今河北磁县）大明寺礼曹洞宗雪岩满禅师为师。宋代曹洞宗出自芙蓉道楷门下的弟子中，在后世最有影响的有丹霞子淳与鹿门自觉两个法系。在丹霞法系影响较大的有天童正觉（或前冠“宏智”之号作“宏智正觉”）、真歇清了两支系。在真歇清了之后有天童宗珏——雪窦智鉴——天童如净。鹿门自觉传普照一辨，然后是大明宝——王山体。行秀师事的雪岩满禅师则是王山体禅师的嗣法弟子，属于芙蓉道楷下第五世。行秀在雪岩满禅师门下受法得悟，自然属于曹洞宗芙蓉道楷下第六世。行秀出世后先回当初出家之地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净土寺，建万松庵自住，便以“万松”为号。此后行秀先后应请住持中都（燕京，今北京）仰山隐栖寺、报恩洪济寺及万寿寺，并且曾应金章宗之请入皇宫升座说法，受到尊崇。门下弟子很多，在住持各个寺院期间皆有传法语录传世，然而现已不存，仅存他评唱宏智正觉颂古百则的《从容录》六卷和评唱宏智正觉拈古九十九则的《请益录》二卷。行秀的著名嗣法弟子有：和林北少林寺的雪庭福裕、大都报恩寺林泉从伦等禅师以及在元太宗任中书令（宰相）的耶律楚材、以著《鸣道集说》著名的金朝翰林李纯甫等居士。

据清纪荫《宗统编年》卷二十五记载，福裕见行秀的时间是南宋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壬午，1222）。行秀一见便许他为入室弟子，问他：“子从何得个消息，便恁么来？”语中含有禅机。福裕没有从正面回答，却说：“老老大大，向学人纳败阙（按：当是在学人面前败露）作么？”行秀立即问，自己错在什么处。他巧妙地答：“学人且礼拜，暂为和尚葢覆却（按：意为为和尚掩盖过错）。”据载，行秀听后十分高兴，对于他的回答予以印可。福裕在行秀身边十年。金哀宗开兴元年（壬辰，1232），元军攻破金都开封，金二年后亡。行秀退居报恩寺从容庵之后，福裕受命继任万寿寺住持。然而在战乱之际，寺院荒芜。

在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元宪宗蒙哥三朝，临济宗僧海云印简受到重用，并在后两朝期间受命掌管释教事务。福裕经印简和万松行秀的推荐，出任少林寺住持。据《元裕公禅师碑》，当时正值少林寺遭遇火灾之后，他暂住缑氏县永庆寺，在主持少林寺复建的同时，还“训徒说法”，据称前来援助复建少林寺工程的施舍者多“如丘山”，归到他门下的徒众“如归市”，致使少林寺很快得以“金碧一新”。

元太宗死后，乃马真后临朝称制四年（乙巳，1245），福裕应请为尚未即位的忽必烈亲王（即位后为元世祖）在少林寺举行规模盛大的资戒法会。元定宗三年（戊申，1248）奉诏北上住持上都和林的兴国寺（《元裕公禅师碑》）。元宪宗蒙哥即位（辛亥，1251）后，曾召福裕至驻跸的帐殿问法，得到赞许，此后奉诏在和林建北少林寺。他以此寺为中心传法，声望渐高，时人称他为“少林长老裕公”，他有时自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

大约在元宪宗七年（丁巳，1257）四月印简去世以后，福裕受任“总领释教”，授“都僧省之符”。在他统领下，从各地得到废寺237所，安置很多僧尼居住，得以恢复修行和传法活动。

二、福裕和元前期佛道二教的论争

金末元初，道教除正一道之外，又兴起全真道。全真道是由金朝王喆（字世雄，号重阳，自称害风，1112—1170）在宁海州（治今山东牟平）创立，主要弟子有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称“七真”。全真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不尚符箓和烧炼，也奉“无心”、“忘言”及“识心见性”等思想为宗旨，道士须过出家生活。

丘处机（1148—1227），号长春真人，在元太祖十四年（1219）应成吉思汗召请，率弟子随同西征，劝成吉思汗“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受到赏识，十八年回燕京，受命掌管天下道门事。从此全真道迅速兴起，经常发生侵凌佛教事件。李志常（1193—1256），号真常真人，是丘处机弟子，继丘处机、尹志平之后掌管道教，声势显赫，急于扩大教势，纵容道教在各地强占佛寺、山林、水土达482处，改寺为道观，毁佛菩萨像改立道教神像，甚至破坏儒家孔庙，并将最初由西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及新制作的所谓《老君八十一化图》等雕板印行，四处散发。

元宪宗五年（乙卯，1255）八月，福裕看到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教团将“谤讪佛门”的《老子化胡经》和《老君八十一化图》等道书大量雕印，在朝野广为散发，便通过学士安藏将道书上报成吉思汗之孙阿里不哥大王，由他转奏蒙哥皇帝，告道教“破灭佛法，败伤风化”。蒙哥皇帝因不详真伪，特召少林福裕及道教掌教者李志常等入宫，与丞相、贵戚、大臣等一起，当面听他们辩论。福裕抓住《老君八十一化图》中所说太上老君（老子）生于“五阴”等与史书明显不同的地方，指出道教“伪妄”，并且联系道教强占佛教寺院土地的事实进行控告。

现据元代祥迈《辩伪录》卷三记载，将福裕斥责道教的部分言论摘引如下：

道士欺负国家，敢为不轨。今此图中说李老君生于五运之前，如此妄言从何而得？且《史记》老子与孔子同时出衰周之际。

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占植寺家园果梨栗、水土田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余处。今对天子，悉要归还。

据载，当时李志常推说雕印《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皆是“下面歹人做来”，自己并不知情，对于各地道教强占寺院土地的事，也表示愿意退还。最后，福裕向蒙哥皇帝提出：“此《化胡》、《图》本是伪造，若不烧板，难塞邪源。”蒙哥本来已信奉佛教，立即表示：

我为皇帝，未登位时，旧来有底，依古行之；我登位后，先来无底，不宜添出。既是说谎道人新集，不可行之。

这是明确表示同意将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图》等伪经焚毁。对此，李志常不敢提出异议。

翌日，福裕自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正式上书蒙哥皇帝，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第一，简要介绍佛教的由来和教理，说佛教可以辅助教化民众，安定社会，说：“学其道者，持五戒则备于五常，修十善则杜其十恶，存者安于王道，亡者托于人天，其大则顿息生死之源，独出圣凡之表也。”

第二，承认古代老子确有其人，对以往奉老子《道德经》的道家、道教给予相当肯定的评述，说：“学其道者，虚心实腹，游于道德，黜于聪明，高蹈烟霞，迥出尘世，声利不能屈，刑势莫能移，虽二圣贤（按：指佛与老子）时有先后，教有浅深，观其圣贤之心，未尝有间也。”当然，在正面肯定的同时也表露佛教优于道教的观点。

第三，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全真道，说：自我皇朝圣祖开辟大统以来，兵烬之际，有学者兴，肇起其门，是曰全真，冠伯阳（按：老子名李耳，字伯阳）之衣冠，称伯阳之徒党，弃伯阳之宗庙，悖伯阳之道德，浸漫四方，不可胜数。毁拆寺宇，摧灭圣像，伪兴图籍，妄设典章，肆其异端，以干时惑众，残贼圣人之道，辄以无稽之言自雕入藏，目之为经，良可笑也。

然后批判全真道新编制的《老君八十一化图》、《化胡经》等的虚假伪妄，并抨击他们在许昌所建“三教碑”上的圣人像将老子像居中，佛与孔子像置于左右的做法。

此后，蒙哥皇帝降旨对道教造伪经、毁坏佛菩萨像、改塑老子像者要治罪惩罚，并勒令退还佛教寺院37所，然而道士拒绝归还。

元宪宗八年（戊午，1258）七月，蒙哥皇帝命忽必烈亲王召请各地僧、道两宗，并包括儒者在内所谓“九流名士”到上都和林的皇宫聚会，围绕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图》、《化胡经》等进行辩论，命福裕为代表佛教方面的“头众”，全真道的“权教”张志敬（张真人）为道教方面的“头众”，佛道两方各出十七名代表进行辩论，参加集会的僧人300多人，道士200多人，担当“证义”的丞相、大臣及儒者共200余人。在僧人当中有地位显赫的掌管佛教事务的那摩国师、八思巴（拔合斯八，吐蕃僧）国师、西蕃国师等人。

代表佛教方面出面辩论的十七人是：燕京圆福寺长老从超、奉福寺长老德亨、药师院长老从伦、法宝寺长老圆胤、资圣寺统摄至温；大明府长老明津；蓟州甘泉山长老本琏、上方寺长老道云；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传教寺讲主了询；大名府法华寺讲主庆规；龙门县杭讲主行育；大都延寿寺讲主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讲主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珪；蜀川讲主元一。其中燕京药师院长老从伦，是万松行秀的弟子，福裕的师弟；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在元世祖二十八年（1291）奉敕编撰《辩伪录》，将元初的佛道冲突和论争作了详细记载。

道教方面参加辩论的十七名代表中有十二名来自燕京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其他来自真定府、西京（当为今山西大同）、平阳及代阳、抚州。

辩论由忽必烈亲自主持，他提议双方辩论围绕《老君八十一化图》、《化胡经》及其他“谤佛”道书进行，并提出如果僧人输了要留发当道士，道士输了要剃发为僧。在辩论中，僧人方面紧紧抓住《化胡经》是否老子所说？何为佛？老子有无到天竺“化胡成佛”？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烧，或白日上升，或摄人返魂，或驱妖断鬼，或服气不老，或固精久视”？让道士答辩。忽必烈、八思巴国师也亲自向道士提出质难，乃至辩论。据载，道士或“无答”，或“不曾闻得”，或“不敢持论”，最后表示认输。

于是，那摩大师命“西京明提领、燕京定僧判、玉田张提点、德兴府庞僧录及随路僧官”等人，将出面辩论的十七名道士押送燕京，将他们道冠、道服挂在长竿之上，让远近民众知晓。又命道教将所强占的佛教寺院、山林、土地四百八十二处，皆归还佛教；《老君八十一化图》等道经及雕板，皆令烧毁；相关碑刻和塑画之像，予以清除。据载，由少林福裕提议，为表示佛教方面的忍让，仅将四百八十多处寺院山林土地中的二百零二处收回，其他皆让给道教方面。

蒙哥皇帝、忽必烈虔信佛教，在辩论中的倾向十分明显；道教所持的《八十一化图》、《化胡经》又破绽明显，漏洞百出，辩败是在意料之中的。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二教虽曾发生几次较剧烈的斗争，然而从总体上看，双方基本是和谐相处的，在互相比较、争论的同时，又互相吸收、促进。历史证明，如果一方为了眼前局部利益而侵犯、夺取另一方的影响范围和利益时，所引发的冲突必然损伤双方的根本利益，并且影响社会的稳定。元早期全真道本想借助蒙古族统治者的支持迅速发展，结果遭到佛教方面的剧烈反弹，在朝廷主持的辩论中遭到失败，结果此后教势长期不振，而正一派在元朝扶持下迅速发展，此外上清、茅山诸派也有发展，皆以倡导三教一致、明心见性为共同的时代特色。

三、福裕住持燕京大庆寿寺和归隐嵩山少林寺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称元“中统”，赐福裕以“光宗正法禅师”之号，命在他的故乡建报恩寺，赐给田地以供僧需。他又应请住持燕京万寿寺，并负责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五地建立五少林寺。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春，诏全国佛僧入燕京会集，福裕法系的僧众竟达三分之一。

福裕熟读佛典，并博通群书，生前上堂说法，门下记录已达几十万言，然而他不许雕印，说此皆“一时游戏所发，安可以形迹为哉”。

福裕住持燕京大庆寿寺长达十四年，后因年老疲于接待，归隐于嵩山少林寺。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病逝，年七十三。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福裕的弟子慧庆将福裕的撰述刻版印行，并向官府提出为师福裕立神道碑的请求。经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陈颢的奏请，“封少林开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禅师福裕制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之号，命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程钜夫奉撰神道碑，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赵孟书，少林寺住持普就立石，耶律德思镌刻，于延祐元年（1314）刻竣竖立。（《元裕公禅师碑》）

福裕的弟子很多，分布在相当现在的河北、山西、山东、四川及蒙古国和林等地传法，其中著名的有西京嵩山灵隐寺文泰禅师、太原府报恩寺中林智泰禅师、泰安州灵岩寺足庵净肃禅师、成都昭觉仲庆禅师、和林北少林寺觉印禅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