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最赏识的大臣 堪比春秋管仲 他的思想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年

贾谊的“重农主义”（长沙经贸史记之九）

作者｜陈先枢 黄启昌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洛阳人，以才闻名，为汉文帝所赏识，23岁便官至太中大夫。前177年（文帝前元三年），由于邓通等佞臣的谗言，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一共生活了4年，时间虽不长，但他在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和湖南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世称“贾长沙”。

贾谊是一位才气横溢、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他的许多思想如民本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礼治思想、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经济思想的“重农主义”，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贾谊是汉代较早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和发展“农本”思想的思想家。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主张强本抑末，这是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因此重农思想十分突出，早在《尚书》、《国语》等先秦著作中，便有重农思想的萌芽。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的是法家李悝、商鞅等人，在《商君书》中已有“业与“末”业的明确划分。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一方面继承儒家重农传统，一方面吸取法家的“农本”思想，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的命题。

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现实是：

第一社会上开始普遍出现了一种“背本趋末”的现象。贾谊在著名的《论积贮疏》中指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对“趋末”的危害性予以了高度重视。他还在《瑰玮》篇中批评“挟巧不耕”以事末业的人，多食农人之食，追求“雕文刻镂”之物，浪费了人力和物力，败坏了社会风气。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这一社会现象，如长安，“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结果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由此可见，贾谊的批评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

第二，“末”业与农业在劳动力的问题上矛盾突出。西汉初的人口总数不过1000万，全国壮劳力不过300万，但汉代官府三大手工业——制盐、冶铁、铸钱就占据了大量的劳动力，大者一家聚众至千人，小者亦有数百，而汉代设盐官27郡，37县，设铁官40郡50处，所占劳力的数量可想而知。汉代盗铸钱的现象更为普遍，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盗铸铜钱者达数十万人。这种抢占劳力的现象，已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并威胁作为汉代封建主义专制的社会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贾谊的“重农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吸取前人的农本思想而形成的。

贾谊的“重农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抑末以强本。贾谊认为工商“末”业妨碍了农业生产，所以发展农业就必须贬低甚至取消“末”业。他说：“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2）重视积贮粮食，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贾谊继承了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想，他认识到积贮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而积贮的具体作用就在于防备灾荒和战争。认为积贮是“天下之大命”，国家和个人都应有积蓄。为此，贾谊极力主张驱民归农，发展农业生产，并提出具体措施：爱惜民力，注意使民以时，不耽误农时季节；励行节俭，反对淫侈。

（3）反对私人铸钱，主张把铜收归国有，统一铸币权，规定标准的“法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以平衡物价，增加财政收入。据《贾生年表》载，贾谊反对民间铸钱的主张就是在谪居长沙时上书《谏铸钱疏》提出的。

贾谊的“重农主义”，是把农业与工商业完全对立起来，以维护封建小农经济的地位。它对巩固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重本抑末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长期抑制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应当看到，贾谊“重农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对稳定社会，发展农业生产有过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毫无疑问，贾谊的这一思想，对长沙和湖南地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两汉粮食基地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