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看老舍在旅英期间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探讨 看完涨知识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在《形象》指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此中形象是在文化交流中掺杂想象再现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塑造，不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准确再现，对于异国形象的描述，作家会不自觉地掺杂本民族对待他者的态度，在这基础上所塑造的异国形象必定隐含着自我的意识和心理机制。胡戈·狄泽林克在《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中提及“每一种他者的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因而一般可以透过文本分析异国形象特点而推敲出作家对自我民族的反观。
一般而言，作家在创作异国形象是无法脱离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形象的塑造蕴含作家自我意识和心理机制。在《我怎样写二马》中，老舍回忆“在材料方面……像故事中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虽然“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而老舍更是用“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概说《二马》实质，《二马》中的人物形象确实是作家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去反映现实中的人目的而描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文中的中国人、英国人形象看出20世纪20-30年代老舍心中的国人的国民性和英国人的国民性，即使作者认为“至于小马，我又失败了……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像个活人。”而对英国人形象的描写，老舍直言道“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人物塑造的片面却也凸显两国国民性的不同之处并容易在对比中汲取“救国救民”的良方。以温都母女为代表的普通英国人全受作小说的，写戏剧的等作品影响，一律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就连曾在中国传教的伊牧师“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黑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此番种种赤裸裸地展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偏见，自骄自傲的英国人，卑微到极致的中国人。
除却被视作糟糕至极的低等人外，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懦弱到了极点，绝无反抗的意愿且甘愿不做“人”。温都姑娘玛力第一次见小马时不加掩饰地袒露对中国人的厌恶而小马的忍让竟被她认为“中国人，挨打的货，就不会生气。”毫无中国人的自尊意识的老马甘愿配合英国人表演，比如为了亚历山大的人情答应拍摄辱国性的影片，配合邻居的嘲讽，肯定子无虚有的事实。而稍微对中国人抱有理智的教授和新知识分子伊姑娘虽不囿于成见也认为中国人仍需好好攫取知识，有所创新，勿固守成见。不论生存的土壤是哪个国度，具有国民劣根性的种子照常生长。仅比照二马父子，新一代的奋进衬托出老一辈的“旧”。老马身在异域保持着原有的守旧思想观念，安安分分令人可恨，就像老舍自言“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虽说在老舍眼中他是不怎么坏也不怎么好的普通老派中国人，但是“他是‘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是民族衰弱、国民精神颓败的形象表现。”如果在安逸的年代里，我們无从指责他，但是在国家危难，惨遭列强凌辱的年代里，他却保持着固执的安身立命不作为且为他人可笑也不自省的愚昧者，况且愚昧者自恃一家之长身份，以孝理强固一家之长的威严，无视进步青年有理可循的妥协让步，轻轻将儿子的请求抚平，也狂妄地议论贬低先进青年的务实行为。父子间存有矛盾是正常的，一代新人总有新的思想和做法，特殊的是时代进步的跨度加大了，新旧中国人的矛盾被更快地暴露了，而异国的环境，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下，更是在时代更替中加大暴露新旧中国人的矛盾。
老舍自嘲作品“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报章文学的价值在于真实与客观，作者借中国人之眼肯定和赞誉属于英国国民的文明。比如无论是坐收房租的温都太太还是烂酒鬼亚历山大尽管他们自持种族的优越却没有忘记劳动的价值，对物质的追求。另一是，作家不认同大多数英国人热衷贬损其他国家的行为却欣赏他们对本国的无比赞美和骄傲，他们有身为国家的主人的自由意识。这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所缺少的，即便是身在异域，弱小的国友也没有抱团取暖，相反却让外国人看了笑话，身在伦敦的华工：有所作为的傻爱国华工党却也无法不与傻不爱国党打架。老舍以局外人点出“错处全在中国政府不管他们！”尽管出发点是同情和体谅，却也不得不让看出中国国民的略根性：私事大过国事，私利大过公利。《二马》的创作是作者超越了中西二元对立的模式，既对自我文化不妄自尊大，也温和地点出其落后性；对于西方文明也没有全盘否定也没有一概接受，这是作者理性书写的结果。老舍因着旅居英国的阅历和西方文明的累积，在身处异域社会文化环境下和当时国家孱弱的情形中，将创作眼光从对比中英民族性出发，客观地比较着两方的不同之处，从小说创作出发，从小说创作上看，作者更倾向于破解国与国的误会加大国家间交流的可能性，中国国民也应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改善不良的国民性，在西方优势的映射下更应反思自我缺陷，这种具有跨国度的文化视野和宽广的胸怀对于当时具有启发意义，也给了自己和国人关于未来如何改善国民性和未来建设怎样的社会等极大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