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一场关乎鲜卑族生存的严峻考验！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朝廷统一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当时的北魏皇帝孝文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推行汉化改革。
那么，孝文帝为什么非要推行这汉化改革呢？首先，鲜卑族是游牧民族，相对于中原汉族来说是比较落后的，而被他们统治的汉族却是先进的，所以他们想要学习我们汉族的先进思想文化。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也仅仅是表层的原因。实际上，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其实不是孝文帝想不想汉化，而是汉化在当时来说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自汉帝国崩溃后，全国陷入了一片割据混战的乱世局面，北方的鲜卑族等游牧民族日渐的强大、崛起。这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游牧民族如何与汉族共存。骑射卓绝的游牧民族可以轻易地征服土地，却无法用之征服人心，这就是所谓的可以马上打天下，却不可以在马上治天下。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曾经的蒙古铁骑像秋风扫落叶般的打遍了整个欧亚大陆，征服了大半个世界，可如今何在？
所以，对于鲜卑族来说，如果不学习汉族文化，仅凭他们自己在原来的草原上生活的那些习俗是根本无法与中原的汉族实现文化上的认同的，这样的统治也只能是如一阵风一样吹过大地，是绝不可能长久的。孝文帝雄武大略，当然不愿意只做一个昙花一现的草头王，或者是偏安一隅，只在草原上称王。
要想做大做强，真正的名垂青史，就得从文化上走出草原，毕竟鲜卑族自己原先的那些生活方式只适用于草原，而中原的汉族则是一个历史更加悠久的农耕民族，他们原来那一套在中原地区并不适用。因此他们必须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以确保国家机器能够正常的运作，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是使用现成的汉族文化，第二是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来解决当时统治遇到的所有问题，显然后者难度太大，所以就采纳了汉族文化。
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学习汉族文化了，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严峻考验，如果不能合格的通过，鲜卑族只能再次回到北方的草原去。
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迁都。从之前的都城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南下迁到洛阳。为什么要迁到洛阳呢，孝文帝也给出了解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王里就是指洛阳，在北魏之前，已经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等等朝代在此定都过了，因此，洛阳也算得上是汉文化的核心地带。但是从平城到洛阳，两地相距一千多里地，在今天看来当然不算什么，在当时却是“长路漫漫”。
于是迁都的计划遭到了北魏朝廷中的很多文臣武将的反对，孝文帝只能另想办法，他假装不迁都，而是下令要北魏大军南下，征伐刘宋。等到大军行至洛阳时，正碰上阴雨连连，气候恶劣。很多鲜卑贵族们都打起了退堂鼓，可路才走了一半，正是进退两难之时。于是孝文帝这才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既然大家都不想再往南走了，要不咱们就在这定都吧。鲜卑贵族们全都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应承下来。就这样迁都这个问题被孝文帝巧妙地解决了，“假南征，真迁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随着首都的南迁，汉化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除了迁都，孝文帝还在其他的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改革。
第一，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当时的中国北方经年战乱，人口锐减。为此，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给农民们分发土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耕作，日常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分地后的农民不仅需要种地，还需要定期给国家交粮纳税，这就是租调制。租是指给国家交的粮食，调则是布或帛。不管是交租还是调，都必须从事农业，种麻的就交麻布，种桑的就交丝绸。鲜卑人自己也得从事农业，因为国家不再收取羊毛和酸奶。所以鲜卑人不断地学习汉族的方式生产，逐渐的就被汉化了。
第二，采纳大臣李冲的建议，推行三长制，废除了原先的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同时也有力打击了那些世家大族的利益。北魏后期，社会经济明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与三长制的深入推进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第三，移风易俗，全面实行汉制。禁止胡语，推广汉语；禁止胡名，改用汉姓名；尊崇孔子，推行汉族教育。不许再留鲜卑人的发型，全都得留汉族的发型，也不许再穿鲜卑族自己的服装，全都要穿汉族的服装。不过，有些人认为，汉民族的服装虽然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既不便于生产，又不便于战斗，所以很有一些人对孝文帝的改革评价褒贬不一，特别是这一方面的改革。
第四，整顿吏治。原来的北魏官员是没有俸禄的，想赚钱就只能靠剥削老百姓还有出去打仗，抢下的战利品可以归入自己的囊中。所以北魏战事频发，生活很不太平。孝文帝进行改革后，整顿了吏治，定期给官员们发放俸禄，他们再也不用像从前的那样为了钱财到战场上去厮杀。所以这个尚武的民族就从马背上下来了，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平和了。
经过孝文帝的这一系列改革，鲜卑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是这个民族却并没有真正的消失，而是和原来的汉族人融合在一起，与其他的民族一样，在中国这浩瀚的历史长河里继续发展壮大，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