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史记中的音乐家师旷 更像一名魔术师

开封古吹台

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著名乐师，大约生活在晋悼公、晋平公执政时期。“师”不是师旷的姓，而是指他的乐师身份。师旷本姓范，字子野，山西洪洞县师村人。师旷是盲人，精通音律，尤善弹琴。著名琴曲《阳春》、《白雪》，相传是他的作品。师旷在晋悼公初年进入宫廷担任乐师，凭借自身的艺术造诣，赢得了晋悼公、晋平公的信任，后在朝中担任太宰职务。据说他政治能力也不错，把晋国打理得井井有条。

由于师旷极具音乐天赋，闻弦歌而知雅意，以致后来的许多史料将他描绘得神乎其神。甚至连《史记》这样的信史，都不吝笔墨记载了他的神异故事。

故事要从卫灵公访问晋国说起。卫灵公在前往晋国的途中，夜晚宿营濮水河边。半夜时听见有人击鼓弹琴，便将随行的乐师师涓叫来：“这音乐好像是鬼神演奏，你帮我把乐曲记录下来。”师涓于是一边听一边写，真的把乐曲记了下来。第二天，师涓经过反复练习，学会了弹奏这首乐曲。

到了晋国之后，晋平公设宴招待卫灵公。酒过三巡，卫灵公说：“我在来的路上，听到一首新曲，不妨让大家分享一下。”晋平公欣然应允。卫灵公便让师涓弹奏从濮水河边学来的那首乐曲。才弹了一半，坐在师涓旁边的晋国乐师师旷，就按住琴制止道：“这是亡国之音，不能再弹了。”晋平公问：“何出此言？”师旷说：“这是商朝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曾献给商纣王。周武王伐纣时，师延往东逃跑，最后投濮水自尽。这首乐曲一定是从濮水河边听到的。谁听了这首乐曲，国家就会灭亡。”晋平公说：“我只是喜欢音乐而已，希望能听完。”师涓于是继续弹奏。琴声一会儿像绵绵细雨，一会儿像哀怨哭诉。

雅乐演奏

一曲终了，晋平公问：“还有比这更悲伤的乐曲吗？”师旷说：“有。”晋平公说：“我可以听听吗？”师旷说：“您的德行还不够，不能听。”晋平公说：“哪有那么多名堂，你尽管弹吧。”师旷只好听命。弹奏第一遍时，有十六只玄鹤落到了回廊门前。弹奏第二遍时，玄鹤延颈而鸣，翩翩起舞。

晋平公十分惊喜，又问师旷：“还有更感人的乐曲吗？”师旷说：“有。比如从前黄帝举行祭祀鬼神的大典时所用的音乐。只是目前您的德行不够，不宜听这种音乐。如果听了，将会对自己不利。”晋平公说：“我都一把年纪了，欣赏一曲音乐会有什么问题呢？你尽管弹来听听无妨。”师旷不得已，只好勉强从命。弹奏第一遍时，有白云从西北涌起。弹奏第二遍时，突然刮起了狂风暴雨，回廊顶上的瓦片都被掀飞，左右的人都奔走逃命。晋平公吓得面如死灰，趴在地上浑身发抖。此后，晋国遭遇大旱，三年寸草不生。

故事讲完了，史学家司马迁感慨道：“听音乐，有些吉祥，有些险恶。音乐是不能随便演奏的。”

师旷雕像

这个故事出自《史记·乐书》，可给读者的印象却一点也不像历史，更像神话传说。师旷也不像音乐家，反倒像个魔术师。不然怎么会有呼风唤雨、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功呢？古人知识水平有限，对音乐有一些奇思妙想，倒也可以理解。但司马迁把这个故事写进《史记》，显然另有用意。

在中国古代，音乐不是一种休闲娱乐，而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基础是礼乐制度。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推行礼乐制度的目的，是通过道德伦理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为王权统治服务。因此，古代的正统音乐是具有社会教化功能的。它被称为雅乐，意即典雅纯正的音乐，以区别民间俗乐和宫廷宴乐。

雅乐体系形成于西周初年，主要用于帝王朝贺、祭祀天地等场合，以《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部乐舞最著名。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雅乐十分推崇，据说他在齐国听了“尽善尽美”的《大韶》，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雅乐通常与礼制相结合，有严格的使用规范。不同等级、不同背景的人使用不同的乐舞，不得逾制。长此以往，雅乐逐渐走向僵化。贵族们也慢慢对雅乐失去了兴趣，而去欣赏俗乐。

为维护礼乐制度，儒家学派当然要保卫雅乐，贬低俗乐。如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这样劝诫爱听“靡靡之音”的魏文侯：“郑国的音乐好听但糜烂，放纵奸声，迷乱心志。宋国的音乐让人愉快，但柔细娇弱使人意志消沉。卫国的音乐急促多变，使人心志烦躁。齐国的音乐高傲孤僻，使人心志骄横。这四国的音乐沉迷于情色，败坏了德性。”子夏的这番言论，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史学家司马迁，无疑也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记述乐师师旷的。神化师旷，本质上是神化雅乐。通过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师旷终于成为了雅乐的一面旗帜，神通广大，千年不倒。司马迁老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文/谢志东）

师旷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