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军：我起个大早 赶了个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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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教授、编审、一级作家。出版有《一个医生的救赎》《让天说话》《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快递中国》(合著)等作品20余部，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由《快递中国》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将于2020年播出。

2009年初秋的一天，我在时任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嵇亦工的办公室，就《杭商》的编辑出版，征求他的意见。这时，有人进门找他，见我们在交谈，来者便坐在沙发等着。

“您是马晓才吗？”我要走时，那人站起，迎过来问道。

我打量一下，不记得见过此人。

“听亦工兄称你晓才嘛，”他眼里闪动惊喜，“我是朱晓军，我们没见过面。”

朱晓军？我想起来了，他是东北一家刊物的编辑。上世纪80年代，我给他投过稿，经他手上发过不少文章。为了写长篇纪实文学《困惑中的抉择》，我在全国各地采访，需要不少费用。当时工薪族月薪也就三五十元钱，我给他写信，向他借钱。信寄出后，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不久，却收到他汇给我50元钱。

我激动地跟他拥抱在一起，“你二十多年前写给我的信，我还保留着。”

原来，朱晓军在2003年被浙江理工大学引进。2007年，他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当选杭州作协副主席。

缘分像一阵风儿，把两片失散的叶子聚到了一起。

此后，我们经常聚会，他给我们写过稿件。《杭商》杂志请他和夫人参加过西双版纳和海南笔会。他在台湾东华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正好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讲课，我曾专门坐火车去花莲看他。

相识已30多年，情如兄弟。2020年7月，我们通话时，我提出采访他，他爽快答应了。

朱晓军夫妇参加杭商传媒2018海南笔会

马晓才：30年前，你还是期刊编辑，现在是教授，还是浙江省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你是怎么取得这些成就的？

朱晓军：年轻时，我读过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没想到自己也成为了“马背上的水手”。读工科时，我写小说；在研究所工作，我下班就给报刊写稿；做编辑时，我干的是记者的活儿；在高校教书，别人搞科研，我写报告文学。去年，我退休了，创办一家写作中心，不再做“马背上的水手”了。小时候，母亲常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生于沈阳，父亲是建筑企业的职员，上世纪50年代，家跟着建筑工程跑，从沈阳搬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搬到富拉尔基。富拉尔基是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的重工业区，距主城区40来公里。那是文学的荒漠，我读不到文学书，就找语文课本看。有时在上学的路上，风儿吹来一张有字的纸，我也会把它拣起来看看。

中学时，我模仿鲁迅写篇作文，深得老师赏识，被当成范文。当地最有名的语文老师是“三杨一梁”(三位姓杨，一位姓梁)，我的老师就是“一梁”。我写了个同学，他是个活宝，除对上学没兴趣，对什么都有兴趣，没想到却伤害了他。几十年过去了，想起这件事，我还内疚。

高考时，我想选择文科，父亲反对。抗日战争时期，读国高的父亲入了党组织，这成为他一生的梦魇，运动一来，就惊恐不安，他入的是国民党。据说，父亲年轻时也爱好文学，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朱晓军”是他用过的笔名。这是母亲说的，父亲对此讳莫如深。父亲在单位也算笔杆子，没有运动时就起五更爬半夜地给单位写总结、报告之类的材料，运动来了就给自己写交待材料和思想改造汇报。他庆幸跟文学划清了界线，没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而只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他躲过初一，却没躲过十五，文革时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被揪了出来。父亲心有余悸，劝我报考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工程机械专业，我听了父亲的劝告。大一时，我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既欣喜又后悔。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读大学已非常之幸运，专业不如意也要苦读下去。

报告文学犹如暗恋的女孩，难以放弃。大学毕业的第三年，我调到一家期刊社做编辑部主任。我写的报告文学《汗血凝华》发表在本刊上。写的是一位画家鞠北硕，那时他还是北满钢厂的工人，重病缠身，近乎穷困潦倒。后来，他成为著名画家。

“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繁多且复杂的“所欲”让我们像布朗运动似的被撞离原有轨道，就是起个大早也赶不上晚集。80年代，您给我们写稿时，我们发的还是短篇报告文学、通讯和散文。稿酬也很低，最高也就千字10元，您享受的就是这个标准。90年代初，出现一种新文体——特稿，也叫纪实、纪实特稿，或大特写，基因与报告文学高度相似，不过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有所区别。

我在特稿的小道奔波十几年，发表近百万字，出版有《大荒羁旅——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中国百年婚姻档案》、《来自魔鬼峡谷的报告》等。我的特稿跟报告文学比较接近，也有人认为我那时写的是报告文学。

朱晓军和杨晓升参加2012北京文学长白山笔会

马晓才：在80年代，文学是件高尚的爱好，几乎所有青年都有个文学梦，大凡认识几个字的在征婚广告上都声称自己“爱好文学”。后来文学衰落了，绝大多数人都离开这支庞大爱好大军，你是怎么又回到报告文学创作上来的？

朱晓军：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有什么样机遇，有什么样机遇成就什么样人生。没有杨晓升，我是不可能赶上这个晚集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杂志社主持“社会广角”栏目，晓升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社会版主编，也是我的作者。2000年，文学期刊犹如秋后挂在秧上的茄子——不断萎缩，晓升却调到北京文学月刊社当执行主编。晓升是位有远见，有担当，有胆识，有市场意识的作家与编辑家。他改变了文学期刊编辑模式，将读者放在首位，创办了精彩阅读版。

当时，最受欢迎的期刊是纪实类，发行量最大的《家庭》，每期发行数百万册，头题每篇两万元，相当于千字四五千元。我是《家庭》的重要作者。我有好的线索就写，没好的就不写，每年写那么三五篇。一年，《家庭》悬赏，谁一年发三篇头题奖励一辆轿车，我拿到了。

《北京文学》有一个栏目——“现实中国”，发报告文学。晓升给我打过多次电话：“晓军，你在忙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已不想写报告文学了。晓升劝我，“你采访后可以先写特稿，再写报告文学。”进入21世纪，发报告文学的期刊仅三五家，除《北京文学》和《当代》之外，大都半死不活。报告文学的稿酬也少得可怜，往往不抵差旅支出，既没社会效益，又没经济效益，想想实在是没劲。

2002年6月20日，鸡西城子河煤矿瓦斯爆炸，124人遇难。这不仅是“共和国第四大矿难”，而且遇难者有20%是厅、处级领导干部。6月25日，前往鸡西采访的各路记者纷纷撤离时，我逆行而上。

鸡西矿务局拥有14个煤矿，46万职工和家属。鼎盛时期，他们的年产煤炭2000万吨，雄踞全国第二。20世纪90年代，他们衰落了，负债率高达98%，累计拖欠职工工资3.7亿元，拖欠最长的48个月。1997年至1998年，平均1.4天就有一次千人的上访。1999年4月19日，数千矿工和家属阻断鸡西的铁路与公路，导致交通中断44小时，震惊党中央和国务院，朱镕基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研究鸡西煤矿的解围问题。最后，黑龙江省委调七台河矿务局副局长、煤矿安全生产专家赵文林到鸡西矿务局任局长。

赵文林34岁当矿长，创下全国薄煤层开采的最佳业绩。他当过七八年安监局长，清楚鸡西煤矿都是高瓦斯井，每天10万矿工在井下作业，有一人不注意就会酿成矿难。

赵文林接到任命那天，晚上回家什么也没说，吃碗饭就上床睡了。半夜，夫人听到哭泣声，开灯一看，他躺在床上，抱着枕头在哭。鸡西矿务局的矿工大量流失，经验丰富的矿工都跑到小煤窑打工了，一拨拨从农村新招的矿工漠视安全生产。井下瓦斯浓度超标，安全系统会发出报警，继续生产就会断电。矿工收入与产量挂钩，没产量就没收入，这井就白下了。没收入，生活就难以为继，那些新招的矿工就用黄泥把瓦斯探头糊上。

赵文林还是去了鸡西。有人说，他不是去当局长的，而是去守火山口的。

他到任后，制定了解困路线图，提出“矿工吃饭重如山，矿工安全大如天”、“矿工的命也是命”。他要求干部盯在井下，监督安全生产，提出局长每月下井不少于12天，副局长不少于14天，矿长18天……鸡西煤田发生巨变，即将走出困境之际，发生瓦斯爆炸，赵文林遇难。

我在鸡西采访了三天，在《家庭》发了个头题。《“6.20矿难”：第一责任人的悲情人生》的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有人说，这是把硬新闻写成软新闻的范本。

晓升对这一选题很感兴趣，约我写篇报告文学。我答应了，一是晓升约过多次，盛情难却；二是特稿写罢，感到言犹未尽。社会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赵文林比媒体宣传的某些英雄人物还要高尚，不该被遗忘。我有一种责任感。

我再次赶赴鸡西，又采访一个星期。采访赵文林的好友、鸡西矿务局纪委书记温振江时，他请我喝酒，端起酒杯说道：“你不要采访我，我说赵文林好不行，你说赵文林好也不行，百姓是天，让天说话。”我说：“好，我的这篇稿就叫《让天说话》。”他是性情中人，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患有癌症，医嘱不让喝酒。他说，“今天我要喝酒。”那天，我们两人喝得大醉。

我挖掘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次，平岗矿发生火灾，井下人员撤到井上。赵文林赶到后，换上防毒作业服就下井。井下瓦斯超标，随时都会爆炸，矿领导劝他再等等。“再等矿井就烧毁了，矿工吃什么？”他到井下一边指挥，一边操起液压水枪冲在前沿。三天三夜，火扑灭了，煤矿保住了。

赵文林遇难后，他的夫人在他办公桌找到1.38万元的餐饮发票。她大惑不解，他是局长，宴请客户不用他结账；他到鸡西才两年多，个人请客也花不了那么多钱。他的月工资仅890元。

最后，他的司机解了这个谜。司机说，这两年，哪个矿工干得好，赵局长就以个人名义请吃饭；哪个采煤队业绩突出，他也请吃饭。上任一年后，十几个煤矿产量大增，他高兴地要请下边20多位矿长和书记喝酒。有人提出去鸡西最高档饭店，吃招牌菜，喝茅台，他答应了。

矿长、书记酒足饭饱后，他把包递给局办主任，说：“把账给我结了。”

“局长，怎么你个人买单？”矿长和书记惊讶地问。

“我请客，我不买单，谁买单？”

“局长，这顿饭算我的好了，哪个矿报销不了这顿饭钱？”

“不行，我请客哪能让你们买单？”

出了酒店，有人拍大腿说：“也不知道局长个人埋单哪，要知道上这么高档酒店干什么，点那么贵的菜干什么，喝茅台干什么……”

“啥也别说了，回去好好干吧。”

赵文林遇难后，一个远在北京读书的女孩给父亲打电话，“爸爸，这个月少给我寄100元，替我给赵局长买束菊花。”赵文林去鸡西前，有些孩子考上大学也没钱读。有一位老矿工的儿子井下遇难，媳妇改嫁，他领孙子相依为命。一天，孙子欣喜跑回家，“爷爷，我考上了，考上了!”“你考上什么了？”“我考上大学了!”爷爷闻后脸色大变，扬手打孙子一个嘴巴：“谁让你考的，谁让你考的？你考上谁供你？”爷爷的退休金时常拖欠，盼着孙子早点工作。爷爷打完就后悔了，抱着孙子放声痛哭。赵文林到鸡西后，设立了助教基金，说矿区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大学，每年矿区有八百多个孩子走进高等学府。

赵文林出殡那天，鸡西空巷，几十万人站在街头相送，有人扯着：“八百天，你下六百天井，好好休息吧!”“好官，你连早饭都没吃，怎么能走呢？”“文林，来生你当局长，我还跟你干!”

《让天说话》发表后，多家影视公司要购买影视改编权，《大雪无痕》的副导演听我讲过赵文林的故事，流泪说：“朱老师，你改写剧本吧，我来拍。”我看了大量的电视连续剧和电视剧本写作方面的书，拟出分集提纲。2003年，我从东北调到浙江，从业界进了学界，想法变了，想安心做学问。

这是我写作生涯的一大遗憾。赵文林的工作日记在我手里放了多年，2010年我还想过把《让天说话》改写成长篇，再改编成电视剧本。写报告文学与小说不同，随时都会有新的写作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是有时效性的，往往身不由己。

朱晓军荣获鲁迅文学奖

马晓才：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中，你的《天使在作战》全票当选，评委会认为《天使在作战》这“作品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你能不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

朱晓军：这是我写的第三篇报告文学。进高校的头三年，我一边备课授课，一边申报科研项目。我在两个系开设两门课，一是写作，二是编辑学。2005年，我又开设一门新课——纪实特稿采访与写作。

写作离不开“写什么”和“怎么写”。教写作学的老师大多以“怎么写”为教学重点，我以“写什么”为重点。我认为不论写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什么”都比“怎么写”重要。

不论从新闻性，还是从故事性来讲，特稿都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不论你写得多么完美，别人赶在你之前发了，你也就前功尽弃。教特稿写作，你若自己不写特稿，那就无法真枪实弹地指导学生“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因此，我只得拣起特稿写作。

2006年年初，家庭杂志社下半月主编杨丽萍约我采写打黑医生陈晓兰。杨丽萍有着罕见的眼力，善于从寻常事件发掘潜在故事，在庸常中发现好视角，从而化腐朽为神奇。我每次跟她谈选题和写作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从她当编辑到她当编辑部主任、主编，期刊集团副总编和总编，以及一起创办写作中心，我们合作了20多年。没有她也就没有那篇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我也许赶不上这个晚集。

在陈晓兰这个选题上，我们一拍即合。不论什么社会，有三个领域不能腐败，一是教育，事关未来；二是医疗，事关生命与健康；三是司法，事关公正。遗憾的是这三个领域却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许许多多的“白衣天使”堕落成“白医魔鬼”，看病贵，看病难成为社会三大问题之一，哈尔滨出现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的“天价医药费”，沈阳出现“敲骨吸髓”。那几年，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惊心动魄。

医生怎么能算计病人，怎么能谋财害命？我母亲和姑姑都是妇产科医生。记得7岁那年，母亲中午回家吃饭时，我和5岁的弟弟跑出去。那天冷，我们却玩得热火朝天。回家却傻了，门挂着锁，母亲上班了。家回不去了，索性继续玩吧，我们跑到离家两三公里的嫩江冰面打出溜滑，我一不小心掉进冰窟窿，爬上来后棉裤湿淋淋了，不一会儿就冻得像冰棍似的，腿直直的不能弯，走动时“沙啦沙啦”地响。我们去了医院，弟弟进了住院处，我站在外边的走廊，冰化了，顺着裤子流下来，水汪汪在地上。母亲出来给我一串钥匙，转身就回去了。我感受到了母亲的冷漠与无情。十几年后，我又想起此事，问道：“妈妈，你那天为什么没送我回家？想没想过我那样会冻倒在路边，甚至会失去双腿？”她平静地看看我，“我一手托两命，怎么能送你回家？”

陈晓兰比我母亲还高尚。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医生都像母亲那样“待病人像亲人”，没人会想到从病人身上谋取私利。医疗产业化、市场化之后，医生发现一座“金矿”，一座只要放弃良知，放弃人性就可以随意开采的“金矿”。陈晓兰是上海地段医院的医生。9年前，她发现自己所在的医院用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对病人进行治疗，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结果假冒伪劣医疗器械没有被打掉，她却失去了工作。她不停举报，屡败屡战，先后上访32次，仅国家药监局的局长接待日就去过9次，在她的举报下，多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被吊销。

我拨通陈晓兰的电话，提到采访，遭到了她的拒绝。

“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仅占用您半小时时间。”

人怕见面，只要能见面就有机会。

她犹豫一下，还是接受了。正月初五，我乘最早一班火车去了上海。下火车转地铁，再转公交车，在约定的小区门口见到陈晓兰。她穿得很居家，却难以掩饰知识女性特有的气质。在她家里，我们从早晨8点多钟聊到中午，又从中午聊到晚上五六点钟。

回杭州后，我很快就写出一篇六千多字的特稿，在《家庭》发了头题。我像当年写赵文林似的感到意犹未尽，打电话给晓升。他听后表示，尽快写完发过去。我再次去上海采访陈晓兰。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医疗器械领域从上到下有一条腐败链，上到国家药监局局长、医疗器械司司长，下到全国各地医院的院长和医生，敏感而严峻，有巨大风险，我敢写，晓升敢发吗？

“你放心，我们肯定发，第6期头题!”返杭州的列车上，我忍不住拨通晓升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说。

也许这篇报告文学触碰到社会敏感神经的痛点，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被《南方日报》《深圳晚报》《大众日报》《今晚报》等30多种报刊连载与转载。《天使在作战》最先是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他们和《北京文学》在同一家印刷厂印制，他们看到这篇作品的校样后提出要连载。按常规要原载报刊发表后，其他报刊才能转载或连载，可是《北京青年报》前一篇连载6月8日结束，9日要连载新作品；《北京文学》6月15日才能出版。最后，《北京文学》同意《北京青年报》提前连载。

2016年3月，本文作者和朱晓军在台湾东华大学

马晓才：你的《天使在作战》获得很多奖项，你赶上了自己的晚集，你在此后还写特稿吗？报告文学与纪实特稿有何不同？

朱晓军：的确，这篇作品获得许多奖项，如鲁迅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还被收入《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中国文库·1949-2009报告文学选》《中国新世纪写实文学经典》《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等近十种报告文学选。

最让我最欣慰的是这部作品改变了陈晓兰的处境。在2007年，陈晓兰已彻底失望，想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从此退出医疗反腐。她跟记者说接到中国作协颁奖晚会的邀请，一篇以她为主人公的作品获了奖，她不想参加。记者说，那可能是鲁迅文学奖颁奖晚会，你一定要参加!《天使在作战》的获奖，陈晓兰得到社会的关注，她那年被评为“影响中国医改进程的二十人”、央视“全国2007年度法制人物”和“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她的工作问题得到了解决。这让我感受到文学的价值与力量，从而把写作的重心转移到报告文学上来。

有人说，你太幸运了，刚写三篇报告文学就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幸运是肯定的，且不说全国，浙江就有许多作家写得比我好，却没有获得这一奖项。不过，我虽然刚写三篇报告文学就获了奖，其实跟我做过19年的特稿编辑，写20多年特稿有关。我是从特稿写作的小路穿插到报告文学上来的。特稿为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以及调查与采访，结构与表达的技巧。回想一下，我写的特稿一半以上是可以写成报告文学的。

有人说，报告文学有三性，即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也有说思想性的)；纪实特稿只有新闻性和文学性。

特稿就没有思想性吗？特稿就没有政论或议论吗？报告文学要没有政论或议论就不是报告文学了吗？这显然是不成立的。

也有人说，报告文学和纪实特稿是同一文体。我认为在广义上说是成立的，二者的基因高度相似，均为新闻与文学相糅合的叙事性文体，有人物，有情节，有背景，都要讲好故事；在狭义上说不是，二者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上都有区别，这也是有相当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写不好特稿，也有相当多的特稿记者写不好报告文学的原因所在。有些选题可以写成特稿，也可以写成报告文学，比如鸡西矿难，比如陈晓兰；也有许多选题只能写特稿，或只能写报告文学，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朱晓军参加杭商传媒2017西双版纳笔会

马晓才：《天使在作战》后，你还写过有关医疗的报告文学吗？

朱晓军：在那之后，我还写过《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大医精诚》等中篇报告文学，在《天使在作战》的基础上，又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

我还要继续写下去，要让病人知道自己所处的医疗环境，要让腐败的医院和医生知道有人在盯着他们。

当河水污染时，没有一条鱼可以逃过戕害。2007年的一天，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要我立即飞回沈阳。姐姐说，母亲心绞痛，一家三甲医院的专家说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姐姐他们一听就懵了，母亲已年过八旬，哪里吃得消这么大的手术，能下得来手术台吗？

专家见姐姐犹豫不决就说，你们不要舍不得钱，你们要孝敬母亲，不能见死不救。

姐姐一听眼泪就下来了，怕背上不孝骂名，决定给母亲做手术。

我打电话请教陈晓兰。她说，你母亲不适合做那么大的手术。他们劝你们做手术可能出于个人目的，如果手术成功，他们就可以吹嘘“我们成功地为一位80多岁的老人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一旦手术失败，你们人财两空，他们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该赚的钱一分都不少。

我正想跟姐姐商量却接到她的电话：“你不用回来了。妈妈身上出现了水疱，请皮肤科医生过来会诊后，确诊是带状疱疹，不是心脏的问题。”

真让人后怕啊，母亲若为带状疱疹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死在手术台上，我们还不窝囊死？我不禁想到陈晓兰的父亲对她说的话：“在英语里，医生和博士是一个单词，这是对医生的崇高敬意。作为医生，病人不懂的你懂，你要为病人负责!”病人是弱者，他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医生。医生若背叛了他，那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悲的？

本文作者为朱晓军颁发杭州湾智库特聘专家证书

马晓才：你还写特稿吗？《天使在作战》后，你出版十多本书，有的是跟别人合作的，这在文学创作中比较少见，为什么要合作呢？

朱晓军：随着写作重心的转移，我写的特稿也越来越少。纸媒衰落了，纪实类报刊也衰落了，《家庭》的发行量从数百万跌至几十万，还有些期刊停办了。我教的那门课也停了，我也就不再写特稿了。另外，特稿时效性强，采写上要速战速决，特稿记者大多30多岁，我已不适合那种写作节奏了。

《天使在作战》发表后，我写过《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中国工匠》等，跟别人合著过《忠诚是天》《天地良心》《高地》《让百姓做主》《快递中国》《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还有没完成的《中国乡村“没妈孩子”调查》《钱塘一家人》等。报告文学与小说不同，小说是虚构的，两个人不可能产生同一虚构。报告文学是非虚构的，基于同一事实，可以合作，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如《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德斯坦合著的《总统班底》，拉莱·科林斯与米尼克·拉皮埃尔合著的《巴黎烧了吗？》。

合作可以缩短创作的周期，可将不可能为可能。比如我与杨丽萍创作的《快递中国》，一个人可能完不成，要采访近百人，这些人分布在浙江、上海、新疆、四川、宁夏、河南、江苏等地，如果能完成也要三年以上，两个人合作可以分头采访与梳理，拟定写作大纲后分头写作，然后由一人统稿。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写作速度，还可以各尽所能，实现互补，达到1 1大于2的效果。

我现在写作速度慢了下来。30岁时，我一周可以写7万字，现在一个月也写不出来；过去采访两三小时可写五六千字的特稿，现在一个20万字的项目要调查采访一年，甚至几年。有一个项目，我们已连续调查采访7年，也许还要再做3年。中国乡村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有些孩子已被妈妈抛弃，他们的妈妈或是买来的，跑掉了；或是进城打工失联了，或是离婚走掉，他们被媒体称为“没妈孩子”。我国有多少这样的孩子，没找到相关统计数字，估计占留守儿童的10%左右，这不是一个小数。母爱缺失会影响孩子的认知、记忆、智力，还会导致人格失调等问题。2015年，毕节的自杀的四兄妹就是“没妈孩子”，毒死衡阳一对姐弟的女孩也是“没妈孩子”。这些孩子有些是问题孩子，他们长大后组成的家庭可能就是“问题家庭”。我们调查中发现，有些“没妈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当年就是“没妈孩子”。

据人口专家预测，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至4000万男人无妻可娶。这些偏远贫困的农村则是“无妻可娶”的重灾区，在这些地方买卖婚姻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买来或骗来的女人生下孩子跑掉的现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还有农村离婚数量在不断攀升，有调查显示河南部分农村的离婚数量已超过解放后50年的总数，据央媒调查统计，87.5%的农村妇女离婚时拒绝要孩子。这意味将会不断出现新的“没妈孩子”。

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报告，作家要有忧患意识，仅唱赞歌是不够的。写作是一种艰辛的劳作，尤其是非虚构。不过，我已乐在其中，调查采访拓宽了我的视野，写作让我对社会与个人命运有了深刻的思考和认识。

写作已成为我的生活，如不采访，不写作，我会有一种车发动后停那不动的感觉，会感到生命无着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