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这四十年：四个十年 四个四重奏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广大海外侨胞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华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是中国面向全球、扩大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华侨华人功不可没。
“‘侨’这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后，海内外投稿纷至沓来。即日起，一篇篇佳作将陆续刊出，展现华侨华人与中国同行的四十年。
——编者按
四个十年，四个四重奏
颜向红
本文作者给奥地利萨尔茨堡市长赠书。
素年锦时从指缝跌落，韶华春光在红尘中流过，但，总有一些回声栖息于岁月之树，开出满枝繁花，令我们在花树下流连忘返。
四十年，克绍箕裘，弦歌不辍；四十年，风云际会，华章如诗。
第一个十年：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北岛《回答》
2018年的这个黄昏，我在玫瑰馥郁的塞纳河边，回望1978年夏虫啾啾的麻阳溪，那是我读中学的地方。
我看到自己穿着皱巴巴打补丁的衣裤，第二次坐在高考考场中，愁眉不展。第一次是1977年12月，我以14岁在校高中生的身份(未毕业)被学校选送出去参加高考，因惧怕而哭哭啼啼，坚持不去。
我们这一代人的作文是通过写大字报练习的，阅读是通过背诵“老三篇”完成的，音乐启蒙是在无数次观看八个样板戏实现的，审美能力是在看苏联、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电影中培养的。小小年纪，一人能把《智斗》从刁德一到胡司令再到阿庆嫂的所有唱段连同过门都完成，《战地新歌》可以从第一册唱到第三册，能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瓦西里的台词，会插秧割稻掏粪耘田，挑水打柴养猪卖菜……我们会这会那，就是不会数理化和ABC，梦想高中毕业去插队，做一名光荣的女拖拉机手，豪迈地站在绿油油的田野上放歌。
除了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外，压根儿就没想到大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历史大变革之前，往往静若止水，接着便是排山倒海般的壮阔波澜。国家突然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猝不及防中，希望和压力一道从天而降。我的生长之地福建建阳，有朱熹的考亭书院，是宋慈的出生地，在宋代曾是全国三大雕版刻书中心之一，以“图书之府”和“理学名邦”闻名于世，书院林立，讲帷相望，而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泥腿子野孩子对此却一无所知。
被绑架似地，我手忙脚乱被逼上考场，在这次俗称为“省考”(各省自行出卷)中，全国570多万考生里只考上27.8万，录取率仅为4.7%，我其实也上了专科线，但爸妈说，还是等正经高中毕业再去好好考吧！
半年后，我懵里懵懂再次迈入考场。那几天炎热异常，我握笔的手满是湿漉漉的汗水，在试卷上洇出一朵朵昏暗的花。虽然英语只考19分，但因为不计入总分让我轻松过关，我成为我们县第一中学那年唯一考入文科本科的学生。这次高考俗称“国考”(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610万人报考，40万人考上，录取率仅仅6.6%。
后来的四十年里，我总会伸长脖子嗅着那夹杂着地瓜干、爆米花和的确良气味的时节，频频回首自己和整个民族命运改变的那一年。
我读的是政治教育，心里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快乐，而是充满了惶惑。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入学几个月后召开了，“两个凡是”被否定了，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石破天惊，改变了两代人的思维。小小少年很多烦恼，不仅内心疑虑重重，还要囫囵吞枣地啃枯燥的《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粮票、布票、糖票总是不够用，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每一餐都要打半斤米，终于吃成小胖子。班上同学年龄悬殊，有的当过小学校长村支书，有的是或现役或退役的兵哥兵姐。半期考时，忽听说大我一倍的师兄请假回老家，原来，他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这样奇葩的故事常常发生，令不谙世事的我瞠目结舌。我们宿舍住了八大金刚，从老大老二老三小四到小八一路编号下去，当一众人等气宇轩昂地走进饭店大呼小叫，“老大”“老二”之声不绝于耳，端的像威虎山下来了一票女匪。
中文系的才子到各个宿舍兜售粗糙油印的“朦胧诗”集，我们在系阅览室读卢新华的《伤痕》、礼平《当晚霞消失的时候》、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和《芙蓉镇》，由此窥到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抹曙光；在外语系蹭课西方文学，眼前打开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之门，由此知道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些西方的思想和作品，冥冥中影响了我后面的人生之路，埋下了出国的种子。
第二个十年：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
——罗大佑《追梦人》
2018年的这个午后，我在暖风拂面的多瑙河边，回望1988年秋风瑟瑟的官沙田，那是我供职的高校所在之处。
我看到自己在齐秦“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的歌声中爬上学校拉煤的卡车，灰头土脸一路狂奔到即将截止报名的市招生办。在此之前，由于山区师资的缺乏，我一直未获准许报考研究生，青年教师们进行一系列抗争，我终于得到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考研机会。很幸运，我被华东师大中文系录取为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身处大城市，往来于京沪，我看到改革开放深入到各个领域，一切都需要反思、一切过往的经验都在重构。于是，存在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各种哲学思潮流派，如过江之鲫充满了我们的话题；听格非讲写作，听王晓明讲鲁迅，看宋琳谈诗撩妹，与王安忆孙甘露在同一间教室讨论先锋文学的精妙，看李宗盛、罗大佑演唱会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
那时的上海，艺术和学术气氛浓厚，探索戏剧十分盛行，我们宿舍三个女研究生与学校学生艺术团的同学一道，在上海戏剧学院同学的指导下，找来了一个复旦大学女生写的本子，演出了一部很另类抽象的海派话剧，讨论存在主义问题。整场三幕话剧，在如此巨大的礼堂里，挤满了观众，却没有麦克风，除了舞台上的台词，能听到观众的心跳。
我们的表演很稚嫩，但是态度很认真；我们的思考很淳朴，但并不浅薄，所以得到很多共鸣。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的共同特点。 那是个单纯的时代、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考虑。
后来我们毕业了，老狼、高晓松《同桌的你》和《睡在上铺的兄弟》等校园民谣代替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窦唯、唐朝风靡一时。女孩们的发型，从麻花辫换成了长卷发，又从烫卷发换成披肩直发，衣着材质从乔其纱换成棉布，又从棉布换成真丝。市场意识和消费主义登场，娱乐至上来袭。而我们心中笃定沉着，青春的记忆，就像一首牧歌，留在我们心中的这幅图景，是对天堂的回忆。
第三个十年： 忙碌的世界孤独地转个不停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
——南方周末《1998新年献词》
2018年的这个夜晚，我在滴水成冰的多瑙河边，回望1998年春水荡漾的榕城，那是我工作过的第三个城市。
我看到自己站在大学讲台上侃侃而谈，背着采访包风尘仆仆，受访者大多是基层妇女干部，偶尔是副部长和副省长。左手粉笔右手媒体，授课之余，我以记者编辑的职业眼光打量社会各个层面惊心动魄的一幕幕，看到自由与桎梏、传承与反叛、进取与踌躇、理性与冲动、前进与倒退各种力量互相博弈、此消彼长。
那几年，媒体上最引人入胜的文字是：“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这些文字让媒体人津津乐道并付诸实际。后来，自媒体登场，向传统媒体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真正践行正义、爱心、良知？
高考这道通向象牙塔之门，依旧是时代的风向标，是全民热议的话题。那几年的作文题目很多是为话题写文章，比如：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心灵的选择”等为题作文，富有生活气息和常识，明显地从恢复高考最初的幼稚及过于意识形态化的题型中走出来。2001年，国家取消对高考考生“不超过25岁”和“未婚”的限制，于是考场上出现了72岁高龄的考生，连考15次均落榜却毫不气馁。
千禧年后，申奥成功、加入WTO，越来越融入世界，互联网驶上快车道。大哥大、传呼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翻盖、直板、滑盖等各种小型手机成为人们的新宠。我用了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爱立信，之后又陆续使用过诺基亚、索尼、摩托罗拉、三星等外国品牌，直到现在定格于国产华为。
我们唱着《走进新时代》，告别了短缺经济而进入多元消费时代，大多数人再也不为吃穿发愁，提高生活质量成为首要话题。分配住房政策结束了，房地产业方兴未艾，我经常陪想买房又举棋不定的闺蜜去看房，巴望着再等一等也许会降价。最火爆的是全民股疯，菜市场上大爷大妈都貌似股票专家，我也于最高潮时茫然无知地被裹挟，股市终于在2007年涨到最高的6100点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长啸，900多只个股突然跌停，我的全部积蓄血本无归。
尽管如此，物质的繁荣仍是不争的事实。当商品短缺的基因一去不复返，在各种行业中，自我推销能力一枝独秀而成为最重要的技能——不仅在职场、也在情场。社会上出现一个新名词：剩女。伴随着物质的过剩，我和很多大龄女性一道也过剩了。老妈忧心忡忡地给她的昔日老同学打电话为宝贝女儿介绍对象，也全然不顾女儿面子四处给适龄男士写信；工作之余到麦当劳约会、参加各种联谊会、网上相亲，成为我当时生活的主旋律。
这真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年代。
第四个十年：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 太遥远的相爱
——方文山《千里之外》
2018年，我在沉郁古典的萨尔嚓赫河畔，回望2008年喧闹繁华的闽江之滨，那是我魂牵梦绕、亲人居住的故土。
我看到自己乘坐国航班机，飞跃万里来到欧洲，游学途中，和一个奥地利男子建立了一个中西合璧家庭。一眨眼，世界变成平的，地球村越来越小，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已然来临。拜现代科技所赐，隔着万水千山，我们可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天涯若比邻”。
在异乡，我怀着满腔热爱遥望躁动不安但日新月异的祖国，感同身受故乡的一颦一笑，同乐同悲。我以“第三只眼”看中国看世界，看到欧洲的花团锦簇、严谨有序，也看到它的刻板机械、低效缓慢，以及难民危急和人口老化；我看到西方人文荟萃，但也为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而自豪，更为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击掌庆贺。我看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和精神的丰沛促进民生福祉，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我看到“中年油腻男”“佛系”这样奇奇怪怪的新部落，看到土豪一掷千金到老佛爷抢购奢侈品，中国大妈到美国炒金子，把广场舞跳到香榭丽大街，但更看到民间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看到国家开放二胎的明智之举，人口红利的巨国效应，大国崛起的梦想，以及made in China给世界带来的实惠和甜头。
有人说，海子之后再无诗魂，但我分明看到，机器人“少女小冰”竟然做出“我嫁给了许多颜色”这样清新脱俗的诗句，我朋友圈里几乎人人在写诗，质量与数量远胜于被称为最富有文化气息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成立了奥地利中文笔会，不定期举行文学聚会，在《欧洲时报》开辟文学副刊，用中华文明丰富世界文明。
面对纷至沓来的穿越剧、手游、自驾游、物联网、区块链、海淘、代购和各种“买买买”，有人说，如今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理想主义已经过气了。但我却说，世界已然越来越斑斓多姿、生活已然越来越丰富多彩，不能再用简单的是非对错单一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个多元繁复的社会。
诚如狄更斯所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在这个沸腾的时代，我和我的国、我的国之民，该拿什么去承受各种荣耀和风霜？
这个十年，提供了比以往多得多的渠道、平台和机会，与其做判断，不如去实践，以自己的姿态参与进去。我希望可以用文字呈现我看到的世界、讲述我体验到的中国，为绚烂的世界描绘更多一笔色彩。2015年，我在祖国的报纸上开设专栏《从三坊七巷到阿尔卑斯山》，立于东西文化的交叉点上，写下自己在莫扎特、卡拉扬、电影《音乐之声》的故乡收获爱情养育后代的故事，写下“到阿尔卑斯山耕云读雪，到多瑙河畔酌酒赏花，到亚德里亚海钓水樵山”的经历，写下乡愁，思考华人移民在异国流徙中的文化困境和自我突围等问题。
2017年，我出版了一本书《萨尔茨堡有张床》，通过讲述自己的异国婚姻经历、双重世界、两面人生，表现了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各种文化冲突、交融等问题。
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在厦门召开，我参与撰写《你好，福建》丛书，该书作为金砖会议国礼赠送给参会的各国元首和嘉宾。我很欣慰自己能在文化交流中扮演一个使者的角色，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中国故事。
2018年奥地利总统和总理联合率团，带领外交部长、环境和旅游部长、经济部长、技术创新和交通部长以及联邦商会主席等一行两百多人访问中国之后，我协助拍摄制作了电视专题片《相约音乐之都萨尔茨堡》，担任撰稿人，并作为福建电视台东南卫视客座主持人采访了奥地利萨尔茨堡市的市长，携奥地利丈夫和女儿作为中西合璧家庭的代表为该片出镜。
中国和奥地利之间从几百年前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到今天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的中奥量子通讯合作项目的“空中丝绸之路”，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传统。近来，中奥建立了友好战略伙伴关系，不论是高层政要还是普通百姓，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筑起了一道“情感丝绸之路”。在这条“情感丝绸之路”上，我好比一头驮着东方文化财富的骆驼，穿行在这一个十年、下一个十年。
岁月不惑，梦想如虹。四个十年，埋下四十个彩蛋，若干年后将孵出无数飞翔的希望之鸟；四个十年，四个四重奏：和谐与冲突、争斗与妥协、希望与失望、开放与封闭始终交织并存。我深信自己的国家已在四十年的历练和煎熬中成长壮大，这是一个背负着历史包袱，但始终负重前行的民族。
在此之前，颂歌荡漾过，在此之后，黎明会在祈祷和挣扎中到来。“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如此总结已经过去的四十年。
【作者颜向红，现居奥地利萨尔茨堡，欧华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