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的《悼丁君》有感 高丘无女恸离离
鲁迅《悼丁君》
如磬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悼丁君》作于1933年6月28日。9月21日鲁迅给《涛声》的主编曹聚仁写信要求发表，结果刊登在9月30日出版的《涛声》周刊第2卷第38期上。收入《集外集》时将“遥夜拥重楼”改为“夜气压重楼”，“湘瑟”改成“瑶瑟”。丁君即丁玲。1933年5月14日她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很长一段时期下落不明，是关是杀谣言四起，鲁迅很是焦虑。想到柔石等已被黑暗悄无声息地吞噬，很多革命者还在被秘密枪杀，鲁迅不能不怀疑丁玲已经遇害，他在7月20日写就的《伪自由书·后记》里说：“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失踪的事，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于是在愤慨和伤惋中，鲁迅写了这首《悼丁君》。
这是鲁迅惟一一次为一个尚未被确凿证实死去的朋友做的悼诗，也是他惟一一次主动要求拿去发表的一首旧体诗。丁玲能博得两个“惟一”，足见她在鲁迅心里的分量。据丁玲回忆，她与鲁迅的正式交往始于1931年主办“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鲁迅1931年7月30日的日记载：“下午文英、丁琳来。”（文英即冯雪峰，丁琳即丁玲）丁玲这次是为筹备《北斗》向鲁迅约稿并挑选插图来的，鲁迅向来热心扶持文学青年，何况他就是“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因此对《北斗》创刊十分支持。在出版的8期刊物中，鲁迅选送木刻2幅，发表各类文章10余篇，其中就有纪念柔石的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和鲁迅应丁玲所提问题而作的名文《答北斗杂志社问》。
正因为丁玲所主编的《北斗》大有影响，她才遭当局秘密逮捕。丁玲被绑架失踪后，文化界无不叹惋，鲁迅更是痛惜。蔡元培等38人致电南京政府抗议。可鲁迅认为“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根本不会“分心于抗议”；最好的声援办法是设法扩大丁玲的影响，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毒手。因而，丁玲失踪没几天，鲁迅就找郑伯奇，建议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把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赶快出版，并再三叮嘱，书出得越快越好，而且要大做广告，大肆宣传。总编辑赵家璧雷厉风行，6月份就付梓出版，《鲁迅日记》1933年6月27日记载：“得赵家璧信并......《母亲》一本。”
由于白色恐怖的笼罩和丁玲的“牺牲”，时令本该是柳丝拂面的春夏，鲁迅却仿佛觉得剪裁柳叶的春风剪来了百花凋零的寒秋，政治气候如磐石般沉重，生存环境似深秋般悲凉，反动当局是那样地凶残卑劣，鲁迅发出了沉郁的咏叹。“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磐，巨石。九秋，肃杀的秋末。剪柳春风，春风似剪。唐代贺知章《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在鲁迅眼里，湘女丁玲是一个非凡的女子。丁玲自小命途多舛，4岁丧父，寄人篱下，由寡母抚养成人；20岁与胡也频结合，婴儿还不满3个月，胡也频就与柔石等一道被国民党枪杀。痛苦的经历使她形成了义无反顾的叛逆精神和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执着精神。初踏文苑就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寂寞文坛，执拗乖张的莎菲身上活跃着许多丁玲自身的因子。
也许都有过遭受冷眼的童年和愤世嫉俗的个性，鲁迅同情其悲辛，赞赏其勇敢。而在险恶的环境里她能把《北斗》杂志办得红红火火，为在“左联”的旗帜下，最广泛地团结进步作家，配合党的文艺方针，同反动势力顽强抗争而不断地奔走呼号。鲁迅怎不爱惜？这样的一个非凡的朋友，反动势力自然不放过她，丁玲的“牺牲”，使《北斗》失去了主编，“左联”失去了猛士，鲁迅失去了知音。就像湘水女神的瑶琴积满灰尘，人们再也听不到她幽怨的琴声一样，我们再也听不见丁玲正义的呐喊，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这位女杰灼灼生辉了。“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极力赞美，鲁迅扼腕嗟叹，鲁迅惋惜无比。高丘，楚国。屈原《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里既指湖南（湖南是古楚地），也泛指祖国。
丁玲
鲁迅公开发表《悼丁君》，除了哀悼，另为辟谣。当时社会上有丁玲已经变节的传言，鲁迅很是气愤，8月1日他给《科学新闻》编辑写信说：“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那时候共产党人被抓进监牢无非两条路走，要么自首，要么牺牲。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知道了丁玲还活着，但还一直在宣扬丁玲，1934年鲁迅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托，与茅盾编选一部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准备翻译成英文到美国出版，鲁迅将丁玲的《水》和《莎菲女士日记》收入，并在同茅盾合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北斗》，称它是“那时期唯一的公开的左翼文艺刊物”，“在青年中很有些相当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明鲁迅识人之准，对丁玲的革命气节坚岂止这些？就像关心柔石的遗孤一样，鲁迅没有忘记丁玲的老母亲和孩子（与烈士胡也频所生）。
小说《母亲》出版后，鲁迅查清楚丁玲母亲的住址后，于1934年1月22日写信嘱咐赵家璧把稿费分期分批寄给丁玲母亲蒋慕唐老太太本人，唯恐被别人假冒瓜分。鲁迅为其所做的一切，丁玲十分感泣。当她被营救逃离南京奔赴延安途中，惊闻鲁迅逝世的消息，顿时泪如雨下，她以“耀高丘”的名字给鲁迅治丧委员会发去唁函：许遐女士：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这个最坏的消息的！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心头。尤其是一想到几十万的青年骤然失去了最受崇敬的导师，觉得非常伤心。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的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励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残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耀高丘”，多么响亮而自豪的名字。丁玲没有辜负鲁迅对她的爱护和企盼，她的刚烈个性和执着精神愈加鲜明。在西北、华北、东北的广大土地上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也留下了她的遐途闻名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后者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尤其可贵的是1942年她写了《三八节有感》等小说，对延安妇女遭受“骑马的首长”和所谓“艺术家”的嘲骂，对她们最终成了“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并很快因年老色衰而被遗弃等诸多缺憾提出尖锐的批评。她毫无顾忌地指责，“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是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少发些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作《悼丁君》时，鲁迅怎么也没有想到，瑶瑟清怨未绝，丁玲依照高丘。丁玲对鲁迅也始终充满了思念。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77岁的丁玲写了《鲁迅先生与我》，在这篇万言长文里，不尽的缅怀和感激再一次像泪水一样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