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前 拉贝庇护超过20万人免遭屠戮 却因收容军人感良心有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随后爆发了争夺上海的淞沪会战，这场惨烈的战役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寇想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从8月15日开始，日寇为了逼迫中国政府屈服，就对南京进行了数月之久的“无差别轰炸”，即不论是军事目标还是非军事目标，一律狂轰乱炸。

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寇向南京步步逼近。

南京危急！

南京城内，随着政府官员的大批撤离，大街上的公交汽车和黄包车夫也都不见了。在日军飞机隆隆的炮声中，惊慌失措的人们纷纷逃离南京。

但凡有点能力，有点财力的人都选择逃离南京。大家都明白，南京的陷落已不可避免。那时的南京就一个字“逃”，逃离有可能保全性命，而留下则可能被屠杀。

但是，南京城内的20多名外籍人士却选择留下来，他们仿效上海那样也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为那些无法离开的南京平民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

这些外国人中有传教士、医生、大学校长及商人和外交官员等。他们一同推举约翰·拉贝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这位原本普通的德国商人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图 | 约翰拉贝

一

大家之所以推选拉贝为安全区主席，主要原因是——拉贝是德国人，还是纳粹党员，便于和日本人打交道。当时日本已和德国结为盟友。

约翰·拉贝是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拉贝从1908年来到中国，至今已在中国生活了30年之久。他深深爱上了中国，他的儿子和女儿及孙女都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

拉贝为了在南京办一所适合德国职员的孩子读书的小学，在1934年3月加入了纳粹。因为只有拉贝成为纳粹党员，德国政府才同意为拉贝筹建的学校拨发经费。拉贝对政治并不热衷，甚至一窍不通。

从8月15日南京遭受轰炸开始，拉贝在南京广州路小粉桥的别墅，就成了其手下员工和邻居的避难所。拉贝在院子里张开一面长6米宽3米的纳粹旗帜，用来提醒日军飞行员不要轰炸自己的房子。

随着避难的人越来越多，拉贝的家已容纳不了更多的人。于是，拉贝对花园防空洞进行扩建，加固了梁木，在洞口垒上了沙袋。这样可以收留更多的难民。

9月21日，德国大使馆就通知拉贝尽快离开南京。经过深思熟虑的拉贝却决定留下来。他想到，若是他走了，他的佣人和职员及家属们又能去哪里避难呢。

从上海沦陷开始，拉贝就开始记日记了。拉贝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受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拉贝把妻子和孩子们送走后，就一心一意投入到安全区的筹建之中。

图 |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成员

拉贝和外籍人士成立一个“国际安全委员会”，负责管理安全区。他们在南京的西区划定了一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区域，包括学校和医院及外国机构驻地。这个区域为中立区，也就是安全区，只收纳难民，不允许军事人员和武器进入。

但是，日军却拒绝承认安全区。拉贝和安全委员会的同事们一次又一次和日军交涉，却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答复。

于是，拉贝向希特勒写信求助，请求“元首”从中调停。他还向朋友科里拜尔将军发电报求助，恳请朋友为他向“元首”求情。

但是，拉贝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看来拉贝在政治上还是太天真了。如果他知道希特勒在两年后对犹太人大开杀戒会作何感想呢。那时在德国，受希特勒蛊惑而加入纳粹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想到他们敬爱的“元首”会成为日后的杀人狂魔。

虽然安全区没有被日本人承认，但是老百姓却都蜂拥而至，这些没有办法逃出南京城的人们把这里当做了最后的庇护所。

安全区内很快人满为患，比预估的要超出5万人。马上，这么多人的食物问题就摆在了拉贝和其他负责人面前。

12月初的时候，南京市长送给安全区一批粮食，但是这批粮食在南京城外，又没有卡车之类的工具运输。情急之下，拉贝和其他外国人只好驾驶自己的汽车一趟又一趟地运输这批粮食到安全区。即使日军轰炸最激烈的时候，这些勇敢的外国人也没有停下来。

就是这些粮食解决了安全区难民的食物短缺的问题。

图 | 南京国际安全区里的中国难民

12月8日，日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几个城门相继失守，局势在一步一步恶化。

12月12日晚上，南京彻底沦陷，整个南京城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耻辱悲惨的日子，那夜的南京城彻夜无眠，枪炮声和哭喊声响彻城市的上空。

拉贝在家听到外面疯狂的哭喊和敲门声。拉贝打开大门，妇女和儿童们一拥而入，男人们则从围墙上翻越进来，一时哭喊声一片。很多人挤进花园里，有些人躲进那面德国纳粹旗子下面。

拉贝安抚好人群，筋疲力尽地回到床上。他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躺在床上的拉贝安慰自己，日军进城了，两军不再交战了，事情应该不会再糟糕了。

事实上不仅拉贝这样想，其他外籍人士也是如此。一位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外国人在记录中这样写：“我们更担心撤退的中国军队士兵会做出什么暴行……但做梦也没想到日军会如此残暴。相反，我们原本期望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和平、安宁和繁荣将得以恢复”。

图 | 图 | 拉贝在南京工作时的旧影

二

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一早，拉贝在城内到处走走查看城市受损情况，眼前的一切触目惊心。大街上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还是从背后射杀的平民，应该是逃跑时被日军打死的。

后来，拉贝在大街上遇到了部分未撤走的中国士兵。拉贝警告他们日本兵正从南面过来。建议他们扔掉武装，混入安全区的难民中。士兵们接受了拉贝的建议。

同时，也有其他一些中国士兵因无法渡江离开南京而前来安全区求救，希望能收留他们。拉贝和其他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们经过考虑，最终答应了这些士兵的请求。

但是，拉贝后来却为这个决定自责不已。

因为创立安全区的初衷是为平民而非军事人员提供避难场所，所以拉贝和其他负责人商量后决定向日军说明情况，恳请日军能对这些解除武装的士兵提供人道的对待。一位日本军官承诺会保全这些人的性命。

但是，当日军违背承诺把这些士兵拉出去处决时，拉贝才明白自己太天真了，他指望这些杀人恶魔能遵守国际法是多么可悲。

为了解救这些中国士兵，拉贝和安全区的其他负责人一遍又一遍地找日本军方交涉，却被日本士兵拿刺刀团团围住。

拉贝还希望日军不会发现所有的中国士兵，但是，很快拉贝发现他想的太简单了。日军通过检查每个难民的双手和肩膀，还检查脚掌上是否有因长期行军磨出的水泡，几乎把所有的士兵找了出来。

拉贝后来提起此事时，深感对不起这些中国士兵。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有权利那样做吗？我这样到底对不对？”这份自责、无助多年来一直折磨着拉贝。

拉贝在回到德国后，多次痛心地对演讲的听众大声提起此事：“我是大错特错了，我出于人道主义干了一件蠢事，这件事常常使我的良心受到谴责”。

其实拉贝没有错，受到谴责的应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拉贝不让这些中国士兵进入安全区，这些中国士兵也必死无疑。如果中国士兵就此留在安全区，迟早也会被日军发现并且还会导致整个安全区成为战场。当时安全区没有被日本承认，日本兵经常来盘查骚扰难民。

没有人能在那种非常环境下做出完美的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拉贝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尸体在街头、医院出现，甚至有几个池塘都填满了尸体。

每天都在上演杀戮、抢劫、强奸，恶魔在古老的南京城到处肆虐，突破人类良知底线。

眼看这个熟悉又深爱的城市，往昔的繁华不再，现如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拉贝无比震惊，他怀疑自己是否跌落到地狱之中。

无比愤怒的拉贝一封接一封地给日本大使馆写信，并且还和其他外国人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由于他的德国纳粹党员身份，日本外交官一直彬彬有礼地给他回信或是接待他们：“我们会通知军方”。

图 | 南京国际安全区里的中国难民

拉贝和安全区的其他外国人明白，只有他们这些人能好好的活着，才能保全安全区的二十多万难民的性命。

他们每天疲于奔命和日军周旋，有时和日本大使馆人员沟通时，拉贝尽力克制自己的愤怒，保持礼貌。因为他清楚，他身后有二十多万难民，面对日军——这个南京城的主宰，他必须很谨慎，以免给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

但是后来，拉贝在与日本人的书信中流露越来越强烈的谴责：

“当时南京城内的27名西方人士和所有中国民众都对贵国部队12月24日所实施的抢劫、强奸和屠杀感到无比震惊！……昨天，光天化日之下，神学院的几位妇女居然在一间挤满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房间里遭到强奸！”

但是，暴行并没有停止。

终于，拉贝明白了这些外交官的敷衍之词。

他决心尽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这些中国人。

三

拉贝开着车在南京城内巡视，只要有人求助，拉贝就毫不犹豫奔向出事地点。往往遇到的都是日本兵正要强奸妇女，拉贝赶到后不顾危险，大声呵斥把日本兵赶走。每次拉贝都愤怒地指着自己胳膊上的纳粹袖章给日本兵看，那些日本兵忌惮他的纳粹身份赶忙落荒而逃。

日军虽然后来口头上承认了安全区，但还是时不时来骚扰难民们。

拉贝自己的家是安全区25个难民所中的一个，被称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随着南京城内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难民越来越多，拉贝的家挤满了人，花园里打起了芦苇棚，难民最多时达到六百多人。

拉贝还在房屋周围插上了四面纳粹党旗，在院门上也贴了禁止入内的告示。但是，这些还是阻挡不了那些恶魔侵入。

为使院内的妇女免遭日军的强奸，拉贝给她们都配了哨子。每当日本兵试图翻越围墙进入花园时，妇女们就吹响哨子，拉贝听到后立刻冲了出来把日本兵赶走。为此，拉贝晚上不敢出门，他担心晚上日本兵更容易来侵犯。

截止南京沦陷，不到四个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已收留了超过二十万难民。安全区内所有的房屋都挤满了人，很多人露宿街头。但即使这样，难民也愿意留在安全区，他们宁愿在这里饿死也不愿受日本兵屈辱而死。

拉贝就是这些人的救星。就是因为有了拉贝和这些善良的外国人，这些中国百姓才免遭日军荼毒。难民们亲切的称拉贝为中国“活菩萨”。

拉贝不仅不顾个人安危帮助这些难民，他还每天晚上坚持记日记，把日军的暴行都一一记录下来，为以后能公布揭露日军的罪行留下铁证。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外国人也对日军的暴行做了记录，罗伯特·威尔逊——当时留在南京城的唯一一名外科医生。他在12月18日写道“

“今天的南京是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的现代版，鲜血与强暴是这一篇章的关键词。今天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数以千计的强暴案，暴行、淫欲和各种野蛮行径似乎永无休止。起初，我尽力对日本人表示友好，以避免惹怒他们，但后来我的笑容逐渐消失了，眼神变得同他们一样冷漠无情。”

就在这一片杀戮的恐怖气氛中，拉贝和安全区的其他负责人努力给难民以希望。

有难民妇女生产后，拉贝会为新生儿举行一个庆祝会，再为每个婴儿发一份礼物，男孩10元，女孩9.5元。男孩会取名“拉贝”，女孩会取名为“朵拉”——拉贝夫人的名字。

由于天气寒冷，潮气又大，很多难民得了脚气病。拉贝得知蚕豆可以治疗脚气，就通过各种关系和外交努力，终于从上海运来了100吨蚕豆。蚕豆到达安全区的当头，难民们欢呼雀跃，后来一位牧师还以此谱写了一首蚕豆歌，表达对拉贝的敬意。

图 | 魏特琳女士

还有威廉明娜·魏特琳女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的院长，也是当时留在南京的几位少数外籍女性之一。她为救助难民还被日本兵打过几次耳光。即使如此，也没能使她救助难民的脚步停下来。她还经常鼓励难民说：“你们中国人不用担心，日本一定会战败，中国不会灭亡”。

这位可敬又勇敢的女士后来回到美国后，一直为自己没能救出更多妇女免受侮辱而自责，终于不堪精神折磨，在194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年仅55岁。

人类的良知无国界。无论在怎样残酷黑暗的环境中，总有人性的光芒在闪耀，总会有人挺身而出，彰显人性的道德和善良。

拉贝和安全区的其他外国人都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为了难民的安全，被迫与这些强奸犯和杀人犯周旋、斗智斗勇。很多次他们自身的安全都受到威胁。

有一次，日本兵半夜闯入拉贝的住所想要对妇女图谋不轨，被拉贝制止，拉贝用手电筒照他们，惹恼了日本兵，一个士兵掏出了手枪对准拉贝，但是，这个士兵意识到惹德国人可能会有很多麻烦时就停了下来。

后来，拉贝还和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很多军人，一些留在南京城的军队将领被安置在安全的地方。著名抗日名将廖耀湘就得到了他们的保护，被藏在栖霞寺，后来被秘密运送出南京城。

拉贝家里就安置了两名中国高级军官和一名中国飞行员。1938年底，拉贝离开南京时，让这名飞行员化装成仆人，带他越过重重关卡，经上海最后去了香港。

据后来统计，安全区共安置了二三十万中国难民，这相当于留在南京城的中国人的一半。1937年冬天，在那个黑暗如地狱般的日子里，就是留在安全区的这些外籍人士凭借个人力量，为这二十多万中国人带来人性的光亮。

那另一半没有进入安全区的中国人就很可能都被日军杀死了。这是个惨不忍睹的数字。

四

拉贝为救助难民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不仅赢得难民的感激，还为他赢得了安全区其他外国人的尊重。

罗伯特·威尔逊医生曾经对拉贝的纳粹身份抱有很深的成见，但后来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对拉贝却赞不绝口：“他是纳粹圈里的一位杰出人物，通过过去几周与他的密切接触，我们发现他宅心仁厚、出类拔萃，实在很难将他的崇高人格与他对‘元首’希特勒的推崇联系在一起”。

1938年2月23日，拉贝启程前往上海与妻子团聚，然后奉西门子总部之命返回德国。

拉贝走之前，难民们尽管不愿拉贝离开，但还是热情的帮助拉贝整理行李。当时南京城里几乎找不到木料了，但是一个木匠还是想尽办法帮拉贝做了20只木箱。拉贝很感动，说：“与穷人的友谊是有价值的”。

回到德国的拉贝开始兑现他对中国人的承诺，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马不停蹄地做一场又一场报告控诉日军的暴行，还播放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

同时，拉贝还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关于揭露日军罪行的报告，他寄希望于德国政府出面干预日军的暴行。

然而令拉贝没想到的是，报告寄出去没几天，他就被捕了。幸运的是，西门子公司总裁因他为公司立下的汗马功劳特地出面将他保释出狱。

这之后的拉贝是沉默的，无疑拉贝是爱国的，但是德国正发生的事情与他的人道主义发生了冲突，他很困惑。

图 | 拉贝和他的妻子

二战后，因拉贝的纳粹身份经历了同盟国漫长的审查，后来终于宣布拉贝为“非纳粹化”。拉贝长期在中国生活，他没有参与纳粹的任何暴行。但是因拉贝的纳粹身份而解雇他的西门子公司并没有恢复他的职位。

战后的柏林一片废墟，缺衣少食，拉贝的财产被充公，一家人的生活都成问题。同时，拉贝还要忍受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折磨。

就在拉贝陷入困境时，万里之外的南京市民听闻此消息后，马上发动募捐。不几天就募集了1亿元，按市价换成美金2000元，辗转寄给拉贝。

南京市市长沈怡得知德国食品极度短缺，在瑞士购买4大包食品寄给拉贝，并向拉贝发出邀请，表示南京给他提供养老金和住房，欢迎他携全家来中国定居。

拉贝收到钱款和食品及信件后，很感动，南京的人民没有忘记他。拉贝谢绝了中国的好意，他表示很喜欢中国，但还是愿意留在自己的祖国安度晚年。

1950年1月5日，拉贝因中风去世。

拉贝费尽心思记录日军在南京犯下暴行的日记，在1996年12月12日下午2时——59年前南京城沦陷的同一时间，由拉贝的后人在纽约公开展示给媒体。这本尘封多年的日记终于重见天日。

《拉贝日记》后来被做成三套影印件，分别存放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

就像拉贝说的：“对暴行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勿忘国耻，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警醒世人，吸取教训，悲剧不要重演。

1997年1月，拉贝的后人决定把拉贝的墓碑捐赠给中国政府。现在拉贝的墓碑存放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拉贝的外孙女说，当年他们一家生活陷入困境，是南京人民筹集钱和药品寄给他们，帮他们度过了难关，她相信外祖父一定愿意长眠于深爱他的中国。

图 | 约翰·拉贝、约翰·马吉与难民合影

文 | 南国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