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亚博物馆里的老香港
位于香港九龙湾建行中心二十九层的建行（亚洲）百年馆藏
编者按：
香港九龙湾建行大厦二十九楼有一个藏品甚丰的历史博物馆，那里有研究香港金融史不可多得的瑰宝。二〇〇六年中国建设银行收购了美国银行（亚洲），纳入囊中的不仅是银行业务和资产，还有一个百年故事。漫步在博物馆，观者将在发黄的老照片、文档、信函、电报里，发现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的老香港故事。故事最早可上溯到一九一二年，也就是建行（亚洲）在上个世纪的前身：广东银行。“建亚博物馆里的老香港”带你走进这段横跨一个世纪的历史，透过珍贵的藏品，回望香港的尘封往事。
电报里的港币沦陷
位于中环德辅道中六号的广东银行总行，于一九一二年开业一直沿用至今，现为建行（亚洲）之旗舰店/作者供图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过十八天的战斗，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指挥官酒井隆投降，香港宣告沦陷。从此一百六十多万香港居民步入日占时期共计一千三百多天的苦难岁月。前路渺茫、民不聊生，不仅老百姓举步维艰，原本生意做得风声水起的银行大班们也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广东银行香港总行副经理（相当于今日的行长一职）陈善旺忧心忡忡，向澳门分行发出了香港沦陷后的第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洋洋洒洒共有三页，大有信息隔绝太久之后，道不尽千言万语的苦涩。然而就是这样一封电报，为了解日占时期香港金融业状况提供了难得的一手史料。
根据陈善旺的描述，日本侵占香港前的十八天战事中，广东银行依然照常营业，但时间非常短，上午十点开门，中午十二点就结束。到十二月二十六日香港沦陷，所有银行都停止营业，由日本的金融工作班派人在各银行清点仓库，不仅将库存现金登记在案并封存，而且还将储户的数据列明列表，详细标注储户的国籍和金额。之后，日本的“金融班长官”两度召集银行经理商量复业事宜，但一直到陈善旺发出电报的这一天，依然没有最终结果。
日历显示，陈善旺向澳门分行发电报的这天是周六。而那一周的星期一，已经有包括渣打、东方汇理等五家银行恢复营业。沦陷后香港物价飞速上涨，百姓最为关切，怎么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购买日用品。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实施严格的金融管制，控制货币流通，是侵占后亟需解决的问题。银行首当其冲，成了日本掠夺的要塞。
事实上，日军在侵占香港的第二天就宣布“军用手票”为香港合法货币，禁止市民使用及持有港币，并要求市民在限期内将港币全部兑换为军票。而在银行有港币存款的市民，亦要将全部港币按规定折算。如果发现居民藏有港币未兑换，就施加酷刑。至于港币兑换军票的汇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军票一圆兑换港币二元；一九四二年十月，为军票一圆兑换港币四元。
为了让军票尽快在市面流通，日本金融班命令少数几家银行开门三天，允许储户提取存款。陈善旺在电报里详细地描述了期间银行的运作，即储户提取现金只限于个人活期和储蓄存款，而且每人提取以五十元为限。不过三天的期限过后，日本金融班逐步放开了允许正常营业的银行范围，在原来五家基础上又增加了五家，银号方面则有二十八家获准营业，只是营业范围限于将港币兑换为军票。
此种金融政策对于沦陷的香港而言，无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作为银行家，陈善旺深知香港市民以及金融业将深陷危机。但情长纸短，加上日本对邮政和言论的严格管束，在和澳门沟通香港战后情况的电报里，陈善旺没有做更多点评，通篇都是冷静的现况描述。
前途未卜，内心难免悲戚。不过，陈善旺在电报最后依然振作精神安慰澳门分行的同事：“续想不久便可恢复本港之繁荣。”可惜，经历日占后的香港经济满目疮痍。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大藏省（编者注：日本过往的最高财政机关，为现今财务省之前身）宣布日本军票无效，香港百姓的十九亿日圆财产，一夜之间变成一堆废纸。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三日，香港军票索赔委员会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偿还欠下香港百姓的军票债务。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东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没有这方面的赔偿法为由，拒绝作出赔偿判决。
坐困愁城的大众生活
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香港总行门口（一九二五年）/作者供图
三联书店出版的《坐困愁城：日占香港的大众生活》（以下简称坐困愁城）透过一百多件珍贵的民间藏品，重构当年日本占领香港时期普罗大众的衣食住行。如果书的作者搜集到了日占整一个月后，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的副经理陈善旺发出的一封电报，对于当时日占香港大众生活的图景将会有更生动的了解。
香港物价飞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香港恢复水电供应。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通讯中断，身为广东银行香港总行副经理的陈善旺在这一天，迫切地向澳门分行同事发了一封电报。“米粮价涨，白米每包一百八十斤，战前沽价二十一元，现在黑市涨至二百五六十元之间，对于民食不无影响。”身为银行家，陈善旺用数字对日占时期香港民众生活的艰难作了最直观的描述。《坐困愁城》则用文字记录了当时港人的困境。其中提到，“市民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物价飞涨，三餐不饱。”
粮食价格涨得离谱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日占政府在香港实行计口授粮的白米配给制度，由民治部按户口向市民发出普通购米票，规定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白米。有限的供应，直接催生了黑市粮价的飙升。这样的配给制度源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对亚太国家白米供应的立场。其中，朝鲜、台湾、满洲为日本的主要供应地；粮食不足地区包括香港、华中地区，则采用配给制。至今，在香港经营日餐的店舖，爱将“日本大米直送”作为广告吸引食客。透过这些广告牌，了解历史的香港市民不知是否会依稀看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香港。
另一个原因与货币政策有关。日本强行要求香港市民用军票购买物品，军票换取的巨额港币被日军拿到澳门购买物资以供战争需要。因此也有研究将军票流通量及食品价格指数走势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相关度很高，继而认为军票是导致香港一九四五年物价以更疯狂速度上扬的罪魁祸首。
因为食不果腹，常有劫掠事件发生。着名报人萨空了就在荷李活道的小路上被匪徒劫持。陈善旺在惜字如金的电报里也特别提到了治安方面，“虽然地痞劫掠间不能免惟大体上尚属安靖”。
不仅吃不饱，日占香港的市民们出行也受到严重影响。陈善旺在电报里无奈地提到，小轮虽然通航，但是陆地交通没有恢复，导致“须列队等候陆路交通”，而且香港市民主要的出行工具电车依然处于停运状态，“惟现时则只得步行而已”。读到这里，似乎能听见陈善旺的轻声叹息。
做生意也要靠“运气”
一九四七年适逢建行（亚州）前身广东银行成立三十五周年，该行同仁在香港总行大楼前合照留念/作者供图
百年基业常青的奥秘究竟何在？这是一个让管理者既挠头又着迷的问题。前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退休后独辟蹊径，从收集的世界各地钱币着手，研究全球金融变迁历史。他半开玩笑地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一：百年老店的成功要靠运气。
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在日本轰炸期间似乎就特别受到运气的垂爱。二战期间，炮火纷飞的香港满目疮痍，今日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将“日占时期”展馆设计为一个防空洞，以重现当日香港的境况。银行云集的德辅道亦未能幸免于难，多数银行办公大厦在轰炸中被损，但广东银行却奇迹般地独善其身。
建行（亚洲）百年馆藏保存着一份一九四二年发往澳门分行的电报。发报人是广东银行香港总行副经理陈善旺，他不无欣慰地提到：“德辅道各银行大厦间有被轰损坏。本行幸未受波及，其他域亦略有破坏，各行员及家属则幸平安。”广东银行在轰炸期间没有受到波及，不可不谓大幸。更“幸运”的是，战争没有摧毁这间银行的经营。一九四五年在停业三年之久后，时任广东银行代理董事长的宋子安召开了日占后第一次董事会，宣布复业。现存建行亚洲百年馆藏的董事会会议纪要一如战后百废待兴的香港，于千头万绪中交织欣喜和期望。
庆幸做生意的“运气”在宋子安的一番讲话中也能寻到蛛丝马迹。他说：“经过四年最剧烈之战争后，吾人今日能在此间再开股东年会极感愉快。战争对本行之业务及收益，关乎资产之一部分，均不无影响。”但他转而强调，由于银行公积以及准备金数额“颇大”，此前“为稳健起见，未计算之盈利颇多，足以抵销一切损失有余，全行基础仍极稳固，足堪告慰。”
由于二战轰炸中，广东银行固定资产影响甚微，加上资本金充足，这让广东银行在日占后得以迅速复业。然而即便有上天的眷顾，任何企业的发展都无法逃避百转千回的宿命——运气背后往往是带血的教训。
事实上，日占期间闭门谢客并非广东银行第一次停业。一九三五年，由于激进的经营策略最终导致损失惨重，广东银行被迫停业。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林晨对比广东银行两次复业的财务报表发现，经历了一九三五年华资银行经营危机洗礼，广东银行在资产组合上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经营风格稳健，从一九四五年复业的资产负债表看，抵押放款减少，房地产投资比重明显下降，对有价证券的投资持续增加。经济危机、战争动乱给广东银行留下的不仅是伤疤、还有谨慎管理风险的基因记忆。或许在失败中站起来，并且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做生意最大的“运气”。
老街的金融故事
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的昔日柜枱/作者供图
沧海桑田，这四个字真是香港数百年来城市和社会变迁的写照。港岛尤以中环为代表，见证了一个不毛之地，历经数次填海，发展成为今日的繁荣腹地。日本侵占时期，皇后大道中、德辅道中这些银行聚集的街道，亦因改名留有历史鲜明的印记。
建行（亚洲）百年馆藏的史料中，就保存着一份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广东银行向分支机构发送的信函，通告十二处街道更名。其中，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香港总部所在的“德辅道中”更名为东昭和通；彼时洋行云集的皇后大道中更名为“东明治通”。公函写道：“本港街名自本月二十日起实行”……“嗣后通信务须依用新街名。”这些珍贵的史料清晰地记录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侵占对香港的影响。
老街的故事就是一部鲜活的金融发展史。一八四五年东方银行（TheOrientalBankCorporation）成为第一家进入香港的外资银行，开设分行的地点就设在德己立街。一九一二年，广东银行在德辅道中六号开业，可谓当时最具选址眼光和魄力的中资银行。紧接着渣打银行在一九三三年购入德辅道中地盘，建成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渣打银行大厦；以及滙丰银行在WardleyStreet（编者注：获多利街，现为“银行街”BankStreet）营业……这使得港岛中环维多利亚城，东以昃臣道（JacksonRoad）为界，西至毕打街（PedderStreet），成为香港着名的银行区。为了不影响各银行正常运作，当时政府特许，凡是进入这个区域的车辆不能任意鸣笛。
如今漫步在中环，广东银行在德辅道中的旧址还在，是建行（亚洲）的办公地点。至于其他曾经和依旧在中环经营的银行，也能寻到昔日风采。香港政府珍视中环街道变迁的历史，举办过系列展览，以照片再现昔日港岛中环风貌。鲜有人知，摆花街、威灵顿街、德忌笠街（现德己立街），在上世纪初曾是烟花之地，商户洋行就在其侧。这与今日中环繁华和市井比肩的风貌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历一个世纪的沧桑，滙丰、渣打、东亚银行为了扩充业务，在中环的营业地点经历数度改建。广东银行期间为太平洋银行和美国银行先后并购，于二〇〇六年被中国建设银行收购，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老街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环的故事也是香港金融业的故事。
老香港的钱事金生
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昔日牌匾，现存建亚百年馆藏/作者供图
“金钱永不眠。”过去一个世纪，老香港的财富故事就静静地躺在历史里。在建行（亚洲）的百年馆藏，这些关于金钱的老故事可能是董事会会议纪要里关于练习生薪金的决议，可能是一份客户办理抵押贷款的委托书。
今日香港楼价癫狂，多数港人上车难。而在二十世纪中期，香港楼价又是怎样的呢？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在一九六三年办理的一单楼宇抵押贷款，可让我们窥见一斑。这份收藏在建行（亚洲）百年馆藏里的单据写道，某某女士以“港岛英皇道与兴发街以及九龙马头围道与仁街与贤街鹤龄街蝉联街鹏程街麟祥街楼宇共十二层，抵押透支十三万港币，月息九厘半。”该女士坐拥十二层楼宇，应该可以算得上富豪。不过她究竟是哪位名流，为了保护客户隐私，单据对签名作了特殊处理，笔者不得而知；另外，因为何故急需用钱，以至将持有的十二层物业抵押，如今也无从核查。但半个多世纪前，十二层楼宇在银行的抵压价值只有区区十三万港币，这也让人瞠目结舌：怎么会这样“便宜”？根据二〇一九年四月中原地产公布的成交数据，仅北角英皇道健威花园的价格就达到一点六万港币一尺，也就是说一九六三年十二层楼宇的总价保守估计，只相当于今日同样地段十尺的价格。
当然通货膨胀和购买力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一九六三年的十三万港元可谓巨款。那时大牌档云吞面，一大碗只要七毫。红磡无间隔的唐楼大概八千元一层。如果能够在银行找到练习生的工，省吃俭用几年便可上车，楼价还算是在普通百姓收入可承受范围内。
当时的薪金水平是怎样的呢？根据广东银行一九六一年的一份董事会会议纪要，在银行工作的练习生每个月的薪酬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生津二百元，本薪五十元，职津三十元，总计三百元左右。这仅仅是新入职的银行最基层员工的薪水。六十年代送货司机也可以赚得同等薪酬。因此买楼付完入伙费后，每月只需供二百元左右即可，剩下一百元足以应付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至于教师和医护人员薪酬还可以供得起大一些的房子。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房地产和金融证券投资进入癫狂阶段，最终爆发金融危机。股市飙升让大量香港市民涌到银行提取积蓄，投资股市，由此引发的挤兑风潮让不少银行损失惨重。那些金钱在癫狂中失眠的无数个夜晚，如今都消失在岁月长河中，只有史料还在静静讲述往事。
想进银行不容易
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之武汉分行员工考核报告/作者供图
在内地，银行业是大学毕业生竞争最激烈的行当之一。笔者十多年前参加外资银行招录，应聘的并非核心业务岗位，也足足经过四轮选拔。第一轮是综合能力考试，第二轮是英文翻译，通过后进入人力资源和部门主管分别组织的面试。可见筛选条件之严格。上世纪初在香港初创的银行，招聘考试是什么样的？
建行（亚洲）百年馆藏里保存了一个世纪以来所有董事会会议纪录，其中有数份专门讨论员工招聘考试规则。总体上，流程规范、以效率优先，考核标准简洁明了，在当时的银行招聘中可谓独树一帜。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九点，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就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专题讨论推举甄选员工考试委员会主席。那时，中文和英文是重点考核的内容，广东银行对二者一视同仁，并不刻意强调英文的重要性。因此，中文需要作简短作文一篇，文言文和白话文不拘。英文除了翻译银行应用词句外，还要写一封简短英文信。广东银行还特意设置了英文打字考核，用途是“观其英文程度如何”。
有意思的是，对于英文考试，广东银行的这份董事会会议纪录里，特别强调了效率，比如，英文最多五题为限，一个小时内交卷；银行术语限银行日常应用名词；此外，算学、珠算、笔算的考试量应限于一个小时内可交卷。
大概是为了防止泄题，这次会议还规定试题应该是临时口头向应考人员宣布。事实上，从民国时期开始，大部分银行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招考体系。有一本书《民国银行练习生往事》就专门考证那时银行如何招考和培训练习生。书中记录：“浙江兴业银行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招考练习生时，考察范围更为广泛。”不仅考中文、英文、算术，还要考历史、地理类的综合常识，甚至有的银行还要做智力测试。
即便通过了考试，广东银行还有一道槛：保证人制度。一份招录材料显示，进入银行工作需要保证书，签署者为知见人、被保证人以及保证人。根据招录人员职务的高低，保证人缴纳一千至五万元不等的保证金。银行行长级别保证金最高为五万元；会计或出纳属于关键岗位保证金为两万元；重要行员为一万元，信差等后勤工作人员只要一千元即可。保证书明确规定，如果被保证人有营私舞弊、侵吞公款，以及其他损害银行权益的行为，保证人要负无条件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以保证金为上限。
然而，金钱并非万能。保证金并不能一劳永逸解决“代理人问题”。时光流转到二十一世纪，如何招录到适合的员工，留住员工的心是当下许多银行人力资源面临的挑战。当年希望以保证金枷锁管人的广东银行董事会大概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保证人制度成昨日云烟，二〇〇六年将其收购的建行（亚洲）如今倡导快乐文化，以期凝聚员工的心。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一九二一年董事局会议纪录讨论注册资本转港元事宜/作者供图
二〇一六年恰逢孙中山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主持建行（亚洲）百年历史书籍出版的江先周闪过一念：曾与孙中山有颇多交集的爱国港商李煜堂是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的创办者之一，位于香港半山的孙中山纪念馆里会不会有和李煜堂以及广东银行相关的史料？
江先周是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现任董事长。让他惊喜万分的是，在孙中山纪念馆他找到了一九一二年广东银行开业首年的财报。这让建亚百年历史研究的一手史料直接从一九二七年推前到一九一二年。
在纪念馆二层主题为“孙中山时期的香港”展厅，这张发黄的结册作为馆中占面最大的银行文物，静静地立于玻璃柜，讲述二十世纪初，华侨海外创业致富的故事。彼时，侨汇以港纸支票寄回中国内地，香港作为汇款的枢纽，奠定了日后成为亚太金融中心的地位。广东银行元年结册显示，一九一二年开业仅半年多，汇单项达港币110606.62元。孙中山纪念馆亦将这张结册和其他银行文物视为革命党人透过香港的汇款网络，把爱国华侨捐助的经费汇至内地支持革命运动的见证。
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创办人李煜堂与辛亥革命渊源颇深。作为支持孙中山的“铁粉”，李煜堂开办的金利源药材店是孙中山革命活动在香港的秘密联络处；《中国日报》的运营有赖李煜堂长期提供经费。辛亥广东光复后，受到孙中山邀请，李煜堂任广东省财政司司长。李煜堂是创办广东银行的主导者，初始并未出任董事长。由于投资的生意颇多身兼多职，李煜堂在一九一八年才开始担任董事长，直至十八年后去世。二〇〇九年上映的电影《十月围城》中，内地知名演员王学圻扮演的李玉堂，原型便是广东银行的这位大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香港亦未能独善其身。如李煜堂一样，那个年代的生意人往往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一生是上世纪初期香港商界风云人物的缩影。然而，现实中的李煜堂究竟是什么样？
李煜堂重乡情。他创办广东银行时邀请的出资人半数来自同乡，均是工商和银行的当家人。虽然做生意，华人社会人情重人脉，但另一方面，人情社会并不妨碍公司治理结构发挥效应。从开业后董事会的会议记录看，但凡涉及银行运作的关键事项，无一言堂，相反，董事们各抒己见，还不乏激烈的观点交锋，最终达成共识。并且，一旦在纪要中形成决议，就不会轻易更改。有一次，董事会就支付买楼佣金达成一致。不料身为董事的撮合人事后反悔，希望提高佣金。再次召开的董事会就此事讨论时，李煜堂坚持原佣金水平，“以免将议案推翻。”
李煜堂爱憎分明、行事果断。一九二〇年二月份，广东银行召开董事会专门讨论有员工造谣董事在购买办公楼中牟取巨额佣金一事。在这次会议上，他与第一任董事长陆蓬山的发言彰显个性，后人从中可管窥二人不同的管理风格。陆蓬山主张念在同事之情，宽大处理，只要当事人写封道歉信，澄清谣言即可。而李煜堂认为陆蓬山“过于忠厚”，并且引用古语“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一锤定音要将造谣者除名。
这位一生奔波的商界巨子于一九三六年在香港病逝。之后担任广东银行的董事长亦是传奇人物，包括宋氏家族两位男丁：宋子文和宋子安。其中宋子安任期二十四年，是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百年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董事长。
大江奔流不复还
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元年结册（一九一三年）/作者供图
从一张纸到一本厚约两厘米的书，银行的财务报告见证了香港经济变迁。建行（亚洲）前身广东银行于一九一二年成立后，三易其主，从太平洋亚洲银行到美国银行（亚洲），再到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当年在首份财务报告书上签名的第一任董事会主席陆蓬山，与李煜堂创立广东银行，意图“聚集同志集合资金，从事金山正埠广东银行或内外各地的汇兑，进行本港之贸易金融或金融业者所做之各种事业”，今日香港经济金融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金融业所做之各种事业琳琅满目，建行（亚洲）百年馆藏中横跨一百〇六年的银行年报，可谓一部香港经济发展的编年史。
一九一三年广东银行发布开业首年财务报告，当时称为“结册及报告书”，区区一页，内容涵盖董事长对银行经营情况的简明点评以及财务数据。不像今日公司年报分为资产负债表、现金流表、利润表等各项分别编制，一九一二年广东银行的结册会计科目分类不过四大项：进数、支数、存数、欠数，汇兑业务是主要收入来源。香港的多元性和国际性，在广东银行的这张结册上的“汇单”项已露端倪──汇兑业务是主要收入来源。十九世纪末开始，赴美淘金在华兴起，不管哪种方式的汇款，必须经过香港才能回到中国内地。这样四通八达的汇款网络奠定了日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这一年，广东银行开张不过半年多，税后利润近三万港币。陆蓬山欢欣鼓舞，宣布董事们首年权当免费义务为银行效力，利润不分红。至一九八八年为美国太平洋银行并购前，广东银行最后一期年报显示利润已近一亿港币，资产规模近一百一十亿港币；五年后，利润更是翻三倍，之后为美国银行收入囊中；到二〇〇五年中国建设银行从美国银行手里买进，经营十三年后，二〇一八年的税后利润飙升至近三十六亿港币，资产规模近五千亿。
从一九一二年税后利润三万港币到二〇一八年的税后利润三十六亿港币，与香港首家华资银行利润级数增长相对应的是，香港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除了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八〇年，其余每隔五年都在“十大国际银行中心”榜上有名。尤其是一九六〇末期，伴随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大量企业欣欣向荣，香港金融业迈向国际化、多元化。彼时，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在一九六一年为六十亿港币，至二〇一八年已达二点八四万亿港币。
一九一二年创立广东银行的大班们希望自主经营华资银行，以挽回金融权利。如今香港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市值计算，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占半壁江山。银行经营之使命的变迁也在年报中悄然演进。美国银行（亚洲）时代，满足客户需求在二〇〇一年第一次赫然印于年报首页，之后数年，又先后增加服务股东、社会、投资人、社区方面的内容；到建行（亚洲）宣扬普惠金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以龙舟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希望成就百年基业。
今日是明日的历史，一九一三年，广东银行第一任董事长陆蓬山在年报中写下：“信得本行生意必即行进步”，时间流转至二〇一九年，后人徜徉在建行（亚洲）百年馆藏中，远眺狮子山，不禁吟唱起“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