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两汉核心价值观解析贾谊的双重身份
贾谊：汉朝建立二十多年了，天下太平。现在是到了改革的时候了，应当制定新的年号、改变服饰颜色、更新政治制度、复兴礼乐文化。
汉文帝：还不到时候，你先去担任长沙王太傅吧。
一、两汉核心价值观
（一）“三纲五常”成为两汉核心价值观
被汉武帝独尊的儒学，为大汉王朝建构了以“三纲五常”为总则的主导价值体系。主要内容包括注重人伦的社会价值观、君权至上的政治价值观、尊卑等级的秩序价值观、重视家国的群体价值观和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等；具有“天人感应”的神秘性、“阴阳五行”的必然性、“人道参天”的能动性、“忠、孝、顺”义务的单向性等重要特征。通过统治者的不断巩固和强化，“三纲五常”终于成为两汉时期的主导价值体系。
两汉是对国家统一之核心价值观求索与确立的时期，不仅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而且在实践上完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制度化设计。两汉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并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教化网络，同时将这种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各项典章制度，依托规范化的官僚制度、体系化的教育制度、严格化的礼法制度等，使其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之中，促进了大众的广泛认知和践履。
贾谊故居
（二）士大夫阶级“名士化”
两汉时期的“征辟察举”制度中的选士任官带有很大随意性。深刻地影响着以读书做官为毕生事业的士大夫阶级的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形成了诸如“士为知己者死”、“知遇之恩”与“士不遇”之类的观念与说法。“名士”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由于“名士”的含义直接与士大夫阶级的价值取向相关，故而名士含义的演变也就关联到文学观念的变化。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文人身份的逐渐成熟，文人趣味开始成为“名士”的重要标准，从而为汉末魏晋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
二、汉赋的时代特色
（一）两汉文学观念演变
中国古代的文学政教价值观，在先秦儒家文论的基础上，到西汉前期已得到了理论上的定型。这种文学价值观念的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经两汉时期的尊经崇古、依经立论上面，乃至造成了繁琐、庸俗的理论偏颇；到东汉前期，桓谭、王充等提出了注重的社会实际功用的主张，这一价值取向上的转向，是对文艺应有的实用价值的本质的回归。
汉代文学思潮深受经学影响。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汉代文学和经学双向互动，作家群体中不乏经师儒士，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风气交相辉映，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互为表里。
（二）汉代文学呈现出诗、骚、赋一脉相承的特征
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
赋作为一种主要文学文体，它是经历了从骚辞，逐渐吸收诗、文，最终三体合一的发展过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地域的成因和个人因素，汉代前期文学主要是楚赋。到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方文化强势回归，再加之时代变迁，观念转变，辞与诗文的逐渐统一，形成了具有朝代特色大一统文化气质的汉赋。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汉文帝像
三、贾谊的双重身份
（一）政治家贾谊
贾谊的思想内容深刻、范围极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关系以及哲学等多个方面。他生活于汉朝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国情及统治政策转变的过渡阶段。在多数人都认为的太平盛世下，他洞察到了社会中已然存在的种种矛盾，并策划出一系列对策来扭转局面。贾谊极力上书劝谏汉文帝采纳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建议，但众所周知，贾谊的政治仕途并不如其所愿。
虽然贾谊的一系列主张在他生前确实大都没有得到实践，但是强烈影响了汉朝后续国家政策。景帝时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武帝时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这些政策见证了他极赋预见性的的政治家眼光。
（二）文学家贾谊
贾谊年青气盛，眼光敏锐，关心政治，富有理想，仕途又坎坷不平。使得他笔下的议论文，往往不仅能晓人以理，而且动人以情。而他的散文最突出特点是有一股很强烈的气势。这种气势给人以悲的感觉，却不流于哀怨；有壮的成分，但也还不是雄伟豪放，能够给读者以情绪的感染。如用“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过秦论》上）形容秦摧枯拉朽，横扫六国的强大声势。
《过秦论》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立论，借秦王之“过”为汉作鉴，体现了贾谊的政治识见，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他的《过秦论》兼有辞赋的文采绮丽、语势流转和政论的峻拔锋利，淋漓酣畅，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并呈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浓厚的政治热情以及激切的政论辞风。忧患意识以史为鉴、直指时弊，政治热情不因年龄高低、官职贵贱而有所衰减，政论辞风的激切表现为对现状的哀痛、对不作为的控诉以及对人生理想和治世理想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