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人都告诉我 母亲是喜欢热闹的

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读了清人笔记《双节堂庸训》里的一段记载：“吾母寡言笑，……终日织作无他语。”不禁黯然，因为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忍苦守礼”，“生平不见笑容”。周作人的这段话同样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也是这样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终日织作无他语”，并且不见笑容。

我的母亲不是周作人祖母那样的封建大家庭的旧式妇女。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杭州著名的维新派人物，除了开办新式学堂、白话报以外，还专门请了老师让自己的长女从小习读英语，母亲至少也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她应该有不同于周作人祖母的命运。而且，我知道，母亲的本性也不是如此：家里的人都告诉我，她是喜欢热闹的。

然而，从我懂事时起，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印象，又确乎是这样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这是在1949年以后，父亲一人到了海峡那一边，把母亲和年龄最小的三个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洞洞的大楼房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一夜之间，母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以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这是历史巨变必然带来的个人命运、地位的变化。

母亲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了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并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环顾四周，选定了那张破旧的藤椅，坐在上面，开始编织毛线，缝补衣物，并且再也不动了。

从此不再和我们——她的子女，以及任何人谈论父亲，以及与父亲相联系的家庭的、她个人的历史。尽管她内心深处仍时时煎熬着对于父亲以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儿子的怀念。开始，她每逢过年，都要多摆上几副碗筷，用这无言的安排表达自己无言的思念。后来，外在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仪式也都取消，于是，思念也变得了无痕迹。本来她满可以借某种倾诉减轻内心的重负，但她不，她守口如瓶：既然人们已经宣布那是一段罪恶的历史，那么，她的口就是那道关住罪恶的闸门，而且一关就是几十年，至死也没有开。 而且她小心而顽固地断绝了与海峡彼岸的一切联系。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三哥辗转托人带来口信，表示愿意对家庭有所资助，尽管这显然有父亲的思，母亲断然拒绝。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上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她宁愿沉默到底。

但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无论是谁，包括邻居的孩子，对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都全部满足。政府的、居委会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赠寒衣，到大跃进献铜献铁，她都一律响应。后来居委会要求借我们家的汽车间举办学习班，全家人都不赞成，母亲毫无二话，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听，跟着邻里的老老少少学唱革命歌曲。以后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我们将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客户搬进来后，每月计算水电费，母亲总是以自己多出钱为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凡有争执，无不退让了事。我多次责怪母亲过分小心，大可不必，母亲总是默默地看我一眼，却不作任何辩解。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总算平安过去。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定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依然坐在那张藤椅上，织作不歇，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显得比我们还要镇静。最后一切都没有发生，居然逃脱了抄家之灾。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真算是个奇迹。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老太”（这是邻居们对母亲的昵称）。但母亲的身体却越来越衰弱，她终于挺不住，病倒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喘不止，对着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探视的儿子，断断续续地说道：“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凄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

我的灵魂却受到了猛的一击：呵，母亲这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礼、守法，全是出于对她的子女刻骨铭心的爱！我凝望着因习惯于无语而显得麻木的母亲石刻般的脸，突然醒悟：在这历史的大风暴中，正是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我们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呵！……我无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我愿意永远地俯首于这幅圣母图前——母亲端坐在藤椅里，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