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黑暗中的毒蛇：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刻骨铭心地年份。
中山陵
这一年，中华民国进入了第二十个年头。新年到来的时候，蒋介石率国民政府要员拜谒了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此时的中山陵刚建成两年，陵墓四周栽下的树木还没有成萌。
蒋介石祭拜中山陵
之后，在南京机场举行定都南京后的第一次阅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邀请各国使节前来观看的用意很明显：赢得上一年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中国南北统一的大业已经完成。南京市区的街道上立起了五彩牌坊，普通人家的大门上也贴上了春联。
民国二十年阅兵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苏区的红军战士用上了新的识字课本，上面写着：“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天不怕，的不怕。”刚刚识字的红军士兵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在写《兴国调查》时显然心情不错，他认为苏区的百姓已在享受革命的成果：分了田，分了山，分了地主的谷子，大家都吃上了价格便宜的米，年轻人不用非得有钱才能讨老婆了，因为苏区主张婚姻自由且严格禁止买卖婚姻。
打土豪分田地
这一年的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三百万，成为继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之后世界第五大城市，全球最时髦的商品都可以在这座扼守着长江入海口的大都市里找到。
民国时期的上海高楼林立
只是，入夏以来，全国性的洪灾给这个国家的欢乐蒙上了阴影，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四十多万人死亡，超过五千万人无家可归，连被外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的武汉也在洪水里浸泡了一百多天。
民国时期的武汉
这一年，在中国的北方，城市规模位列全国第四的沈阳人口约为七十万，其中日本人多达二十万，他们不叫“侨民”而叫“移民”。在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移民”俨然把沈阳视为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阳商埠区的地名一律以“町”命名，日本兵、俄国人、朝鲜人、从关内来的内地人以及这些日本“移民”使这座城市混乱而热闹。关内的时髦之风已经吹了过来，满城都可以听见南方味道的流行歌曲。
民国时期沈阳平安广场（民主广场）商业
一九三一年，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已经大难临头。这一年，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主张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叫嚣已经完全公开化。来自关东军的声音是：“要建设大日本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在主张武力扩张的日本军人中，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最为激烈而强硬，他们提出了以“占领满蒙”来“转变日本国运”的侵华建议。
石原莞尔认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洋文明”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洋文明”必然开战，而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为了备战，同时也为解决日本国内危机，必须入侵中国——“武力解决满洲问题已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等幕僚的坚定信念。因此，关东军的首要任务是占领满蒙地区。
九一八事变主谋
板垣征四郎强调：“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建议本不新鲜，但在日本深陷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时刻，这一建议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热烈追捧。——日本军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扩张摆脱国内危机的策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板垣征四郎
四月，日本将由北方士兵组成的第二师团，与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第十六师团调防，以适应中国东北地区的严寒作战。七月，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再调一个陆军师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同时密令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之后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的兵力，准备于必要时渡江参战。八月，日军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整，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之所以“异常”，是因为这两人都是有名的“中国通”：本庄繁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土肥原贤二则是长期在中国活动的特务头子。八月三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满洲作战计划。天皇分别接见了各位司令官。将领们都明白，这就意味着天皇知道并批准了“最近和将来要发生的事”。
本庄繁中（关东军司令）
而在皇宫外面的大街上，日本右翼分子在演讲结束时高喊：“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最近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什么事？“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是什么意思？紧接着，中国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三十公里处，一九三一年时，那里既不是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管辖地，也不属于一九〇九年签订的《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划属的区域，那里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七月，租种土地的朝鲜人与中国农民发生了纠纷，正在寻找挑衅借口的日本关东军立即介入，大肆煽动，导致朝鲜国内发生了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
万宝山事件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派出的特务中村震太郎，在中国东北进行秘密军事侦察时被中国军队俘获，审讯后即被处死。日本方面立即表示，这是中国蔑视日本权益的表现，陆军省声言必须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保护性占领”。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兴奋地认为，这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强烈主张“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
处死中村导致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国内的军人们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升空向日本各大城市撒下传单，传单上画着插有日本国旗的中国东三省的地图，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至今仍有一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惯用的伎俩面前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侵犯了中国的权益，怎么日本人总是叫喊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人那里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经过二十多年的大量移民和殖民统治，日本举国都已经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是日本的国土。但是，即使是无赖，强占别人财产时，也需表白这份财产为何归他所有，因为无赖知道这本不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自近代以来，日本的政客和军人总是在“适当”时机蓄意制造一个事件，然后歇斯底里地声称野蛮的中国人侮辱了日本，忍无可忍的日本除了对中国进行“惩罚”之外别无选择。话音未落，日本军队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便开始了。——而在这个时刻，中国人往往仍被日本人制造的那个“事件”或“事变”弄得一头雾水。如同面对一个狂呼乱喊的神经错乱者一样，正常的人如果并不熟谙这类境况往往会不知所措。
百年前的哈尔滨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中国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高粱红到了天边。十八日那天晚上，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八百米处的柳条湖，他们将四十二包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
二十二时三十分，这些炸药被引爆，一段一米多长的铁轨在炸裂的巨响中被炸弯。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居然安然无事地通过爆炸点驶向了沈阳——爆炸似乎没有达到效果，但对于关东军来讲，这样的效果已经足够了——爆炸过后不久，埋伏在四公里外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川岛正大尉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的攻击命令。
九一八事变
二十三点四十六分，驻扎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驻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北大营附近的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半个多小时后，花谷正发出第二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已经陷入激战。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当即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向沈阳集结，先“惩罚”中国军队，然后占领东三省。
日本特务之王 土肥原贤二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日本关东军偷袭北大营的时候，中国东北的军政大员们正安闲自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驻留北平，那天晚上他正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他将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回了锦州，军政大权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代理。——沈阳城内的东北地区以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位上，就连东北军重要的北大营军营驻军、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关东军开始攻击后，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命令部队进入阵地，同时用电话向王旅长和荣参谋长报告。荣臻给赵镇藩下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种军事命令，恐怕前所未有。凌晨时分，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能调动的部队全部向沈阳开进。四时，驻扎铁岭的部队抵达，配合独立守备大队占领北大营；五时三十分，赵镇藩带领退出北大营的第七旅到达沈阳东山嘴子；六时三十分，驻扎海城和辽阳等的日军赶到，占领沈阳内城后，联合向东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官兵不战而退；八时，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机场以及所有的军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均被日军占领，军警全部被日军缴械。日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仅在沈阳兵工厂就缴获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和野战炮二百五十门，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万发。张学良多年购买的三百余架飞机也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中的两个事实甚为重要：一是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自一九三一年事变时起，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二是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双方的兵力异常悬殊：关东军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各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约三千人，总计约两万三千四百人；而中国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三十万人，除因军阀之战十一万人被调入关内，留在东北地区的部队尚有二十万人。特别是，事变爆发时，攻击北大营的日军仅有六百五十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有一万两千多人，但是这座坚固的军营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了。“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九一八日军攻击沈阳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都言是国民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都是错误的、甚至小学中学的老课本里都写的是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实在是冤枉了蒋委员长。
关于这一点，一九九〇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的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畔，你离开他，躲开他……”“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九一八事变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那时候日本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走在街上看见东北军官兵的刺刀，上来就在刺刀上划火柴，如果碰上脾气大的东北军很可能一刀捅过去，因此张学良曾下令“绝对不许抵抗”，
他的初衷是“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事实上，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选择：如果说拥有飞机大炮的数十万中国军队驻扎在东北地区的目的不是对付日本人，那么，用百姓的血汗供养的中国军队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之说，将那一段的中国历史弄得荒诞不经。
张学良后来以主张抗战而闻名史册。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给东北边防军下达的第一个命令确实是“不抵抗”。东三省“易帜”后，张作霖家族不再是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地方军阀，东三省已经有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因此，关于“不抵抗”问题，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难脱干系。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为此，张学良电令他的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日后逐渐成为著名的抗日统帅和将领。只是，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他们的抉择是忍让。
蒋介石 张学良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近代以来，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消失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的抵抗外来入侵”的集体性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们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甚至想到，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不出三天，日军将占领中国的长江流域，切断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咄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再者，那时的国民政府始终对“国际调停”抱有幻想。
“九一八”事变的第五天，张学良派他的副司令长官万福麟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国际联合会）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蒋介石 张学良
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历史，还是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绝不能将捍卫主权与领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道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对日宣战。事变发生十天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学生们冲入部长室，打伤了王正廷部长。接着，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涌入南京，总数达到七万之多。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
蒋介石发表了一番讲话：“关于抗日情事，假如本人想要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国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的前途打算，要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是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办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隐忍，还是隐忍，蒋介石在用空间换时间，但是这个代价太大了，那是在用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和鲜血换取时间，用这样大的代价来赢得时间，这值得吗？——蒋介石没有解释。
九一八 反日大游行
之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学生书》发布：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辽沈以来，风声所播，全国民气如汤之沸。青年学生有尽质其衣履以赈灾，只身请求入伍者；有热血奔涌，无可遏抑，自杀以殉国难者。此种舍身为国之精神，已足为国必不亡之征象
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计，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托，秉唯一之权能，以定唯一之大计耳。
老师在安抚学生情绪
在中国举国民情激愤之时，日本也同样举国民情鼎沸。“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入侵中国的行为不但得到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而且日本国民就此沉浸在了军国主义的集体狂热中。土肥原贤二在致东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电报中说，事件的起因，是“暴戾之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了日军守备部队。由此，日本官民共同认为，这无异于给了日本以“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最后机会”，声称必须“以此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
日本民众欢呼庆祝九一八事变胜利
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性狂热尚武的国家，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致使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军人冲入首相官邸，乱枪打死了首相犬养毅。十天之后，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内阁成立。——日本政党内阁终结的结果是：军国主义者开始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运行。
日本皇宫禁军
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国耻醒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