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洋七年后 我成了那个熟悉的陌生人

越来越多人选择出国留学，越来越多人对这个世界感到熟悉又陌生。图/视觉中国

在加拿大人或韩国人中，我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他们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而回国后，不管是少年时的同伴还是亲戚，我总在一言一行中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阂。我对三个国家都感到熟稔，同时又都感到陌生。

文/金一伟

“东方主义”的提出者、一生为巴勒斯坦独立而奋斗奔波的巴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回忆录《格格不入》里这样描述自己：“拥有一个绝对不会被弄错的穆斯林的姓，却跟着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英国式的名字……一个在埃及上学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有着英文名字和美国护照却没有什么确定的身份的人。”

《格格不入》原题为“Out of Place”。我绝不敢把自己同萨义德相比较，但out of place确实洗练地概括了我出国至今的感受。

我自十六岁读高一时赴加留学，到现在在韩国工作，数数刚好七年。七年前，我为自己要远赴他乡而深深难过；七年之后，我却越发模糊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一年到头，我都一个人在饭堂吃饭，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视为对等――自下往上的目光，从来是看不见什么朋友的。

高中毕业时，我收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信：多伦多大学和女皇大学。多伦多大学是老牌国际名校，排名上遥遥领先于女皇大学，但我偏偏选择了国际学生不多的后者，想通过环境来硬性“脱中入加”。

我并非鄙夷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只是心里觉得，出了国就该过国外的生活，老是在国人圈子里混，怕是前途堪忧。更何况，当时正值青春期的我自视甚高，总想跟刻板印象对着干。

大学开学第一天，我孤身一人提着两箱行李，看着别人的父母运着一车东西送他们的孩子入住，顿觉所谓外国孩子独立自主都是瞎扯。夜幕降临，所有新生差不多都已到齐，我发现当初选择女皇大学的目标实现了：我成了整层楼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女皇大学不仅中国人少，其他国家的国际生也少，甚至加拿大本地的少数裔学生也少。我在校那几年，白人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九成。我选择的政治系，大学四年，我只见过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

女皇大学 为加拿大“ 四大名校 ”之一 。 图/知乎

大一一整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宿舍、饭堂、课室，清一色的白面孔让我走到哪都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我身高偏矮、体形瘦弱、口语不好，每逢与人交流，话还没出口就先感到自卑，还总因为紧张导致声音过轻，即使说了对方也没听到，时不时的口吃让我一句话要几遍才能说圆。每次与同学或教授的交流都让我觉得身处考场，在心里嘀咕着自己这回表现得怎样。

现在我意识到，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根源都在于自身。我总觉得会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英语不流利而遭到歧视，但实际上最先歧视我的是我自己。我打心底相信，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会、文化和语言的主人，而我不过是在此做客。

我陷入社交困境，一年到头，我都一个人在饭堂吃饭，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视为对等――自下往上的目光，从来是看不见什么朋友的。

大一刚入学，学校举办新生舞会，要求半正式着装（semi-formal），我穿着运动裤和卫衣赴会。到了舞会，舞没跳成，尴尬之余，饮料倒喝了不少。Facebook上传的集体照里，十余名衣着光鲜、面色红润的大学生分两排在中间，而我，黑色卫衣配黑色棉裤，脚踩一双三年前购买的运动鞋，面无表情。干瘦的我站着跟别人坐着一般高。

女皇大学会为新生举办Frosh Week，新生们借此快速融入环境，认识新朋友。图/知乎

我一身运动装去舞会的理由有二：第一，我没搞清semi-formal的意思；第二，除了运动裤和卫衣，我没有别的衣服。大一，不论是上课还是见朋友，我都穿着同款衣服。甚至那年暑假，我去市中心的时装店面试时也是运动装打扮。

跟运动装的缘分始于我刚到加拿大的那段时间，我逛了一个连锁折扣商场，里面的杂牌运动装纯棉、宽松、舒适，而且廉价，我未多加思考便掏了钱包。那天，我买了三件衣服：一件带有白色条纹的黑色卫衣，一件印有“CANADA”字样的运动长裤，还有一件印有地狱之门图案的T恤。

大概是因为穿了十年的校服，那时的我不仅对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缺乏想法，更是看什么衣服都觉得顺眼。

外国人崇尚运动，身形瘦弱的男生不怎么受欢迎。图/《壁花少年》剧照。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高一语文老师在我出国前留下的一句话：“愿你做一个内心充盈的芒果人。”

“香蕉人”在维基百科里的定义是“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名词”，最初用来调侃那些只会使用西方语言却不懂中文的华人，取其“外黄内白”之意，即外表是黄种人，内在却像个白种人。

且不论这个词本身带有“西方人等同于白人”的过时偏见。和不少国人一样，当我第一次看到在国外出生长大、看上去已完全西化的ABC (American-born Chinese)或CBC (Canadian-born Chinese)时，也有点瞧不上他们。中国人怎能不会说中文？父母又怎能任凭自家孩子忘了自己文化的根本？

我遇到过站在中国超市停车场的一对母子，母亲用中文唠叨孩子的种种不是，孩子在用英文反驳。那段时间，我在阅读龙应台关于母子关系的散文，我在笔记本里写道：“很佩服龙老师的教子方式，孩子们即使是混血，也还会讲汉语。”

这种看法后来一想也不尽然。在加拿大出生长大自然是加拿大人，上加拿大的学校、交加拿大的朋友、看加拿大的电视。我们既然不指望欧洲移民的子女会说德语或意大利语，就不该要求华裔加拿大人会说中文。

真正想要“完全西化”的华人少之又少。浸泡在西方社会里的东方家庭不想成为二等公民，同时也不希望自身独特的经历和视角被主流文化稀释，他们的身份认同尤为复杂。更何况，中文不好以至于和家人情感失联的苦处，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对于大部分留学生而言，想要真正融入当地文化，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图/《壁花少年》剧照。

在国外待的时间一久，我对中国的近况越发感到陌生，对那个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自己也越发感到疏离。去年，我停用了微博，对中国的新闻接触更少，中文只有在和父母通话时才用得上。读朋友圈的文章时，常会产生“啊，原来现在流行这个”的感慨。

我变得不擅长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想法，独自一人时，甚至常会发现自己脑子里用的是英语。往年春节，即使不在电视上看春晚直播，我也会在微博上刷评论。而今年春节，我甚至忘了春晚这回事。

但我深知自己的中国根。即使是对中国缺乏直接接触的海外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彼此间也有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共同记忆。不久前，我和一个在芝加哥出生长大的华裔朋友聊天时，偶尔提到了儿时每逢暑假都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西游记》，他听后突然哼起了1986年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旋律。

同时，我又对祖国感到陌生。以前的我从未疑心过自己的身份与根基，现在却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算是哪里人。在加拿大人或韩国人中，我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他们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而回国后，不管是少年时的同伴还是亲戚，我总在一言一行中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阂。

在我前往加拿大前的那个周末，为我送行的朋友们给了我一本写满祝福的笔记本。里面除了他们的文字，还有老师们的留言，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高一语文老师在卷首留下的一句话：“愿你做一个内心充盈的芒果人。”

“芒果人”是毕淑敏在《芒果女人》里提到的一个概念。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讲，“芒果皮是黄的，瓤也是黄的”，即使人在国外，也有一颗思念祖国的心。

祖国占据了我二十余年人生里的十六年。她是我人性的底蕴，造了我的脾，也养了我的性。但对我而言，我没有特别关心她的发展与阵痛。自私的我，单纯地想念着我的小家。

以低龄留学这一现象创作的《小别离》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图/《小别离》剧照

外公从一个城镇飘到了另一个城镇，父母从一个省份飘到了另一个省份，而我，则从一个国家飘到了另一个国家。

今年1月底，我在釜山的地铁站偶然看到一则韩国男演员孔刘代言的广告。山水田园风光的背景前，一老一少相视而笑，陪衬着中间清白娟秀的几行谚文。文字大意如下：“几千年前起，行孝之路就只有一条；几万年后，行孝之路也只会有一条――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孔刘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广告受众估计也是和他年龄相仿的中青年。和他们相比，我的父母还未老去，但不知道为何，这则地铁广告至今让我难忘。

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里写道：“父母亲，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

龙应台在北京参加《目送》的新书见面会。图/光明网

若干年前，当我们一家人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时，我总爱把父母在饭桌上的谈话当成耳边风，风卷残云般填饱肚子后，急不可耐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天天在一起，即使彼此不谈心，也未感寂寞。

但现在，我和父母漂洋过海的通话省去了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谈天方式与内容反倒多样起来。出国前，我和父母能连续聊上十分钟已属少见，而现在，电话一通就是数十分钟甚至一小时。我迫切地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异国独自一人也过得很好，想让他们知道多少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当初送我留学的决定是对的，想让他们宽心，想告诉他们我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能独当一面了。

一家人天各一方的感觉就好像时间本身被浓缩了一样。一年见不了几次面，见几次面就过了几年。我忘不了在釜山看到的那则广告，原因大概如此。

移居海外的儿子最终与父母达成了谅解。图/《喜宴》剧照

我的外公是浙江江山人，青年时期便离开了家乡，在浙江松阳县度过了大半辈子，他会说一口介于江山话和松阳话的四不像口音。我的父母都是松阳人，父亲经过数次复读考上了大学，却不知道那所大学竟在广州。二十多年前，母亲刚来广州，第一次打电话到父亲单位，却被他同事一口广东话吓得挂掉了电话。

外公从一个城镇飘到了另一个城镇，父母从一个省份飘到了另一个省份，而我，则从一个国家飘到了另一个国家。这三次移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迫使我们适应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但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从此变得和原来不一样。

我的外公既是江山人，又不是江山人。我的父母既是松阳人，又不是松阳人。而我，虽是中国人，但又不觉得加拿大人或韩国人是外国人。我对三个国家都感到熟稔，同时又都感到陌生。“飘二代”如我，也许仅仅是在继续人类长久漂流的传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