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辅佐出了第一位春秋霸主 为何孔子和孟子对他的评价却不太高
管仲在春秋这段历史上，可谓是大放光彩的人物，成功地在战乱四起的年代里树立了短暂的和平时光。
但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对于管仲的看法却有不同。
相对来说，孔子的评价比较客观，有褒有贬，但孟子对管仲的评价就以负面居多了。
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形势之外，孔孟二人对于儒家思想该如何应用于实践中的方法有了根本性的分歧，这就导致了对管仲做法的褒贬不一。
管仲用何种办法，结束了长期的战乱时代
孔子的时代属于春秋晚期，距离管仲成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二百余年，春秋霸主都换了好几位。但从结果来看，之后的霸主其实都是走的管仲提供的方法。
这个方法为什么效率如此之高，那就得先来说一说春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战乱。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分封诸侯。不是单纯地为了拱卫王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盘太大不好管控，让这些诸侯去建立邦国。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当时的国界线很多地方并不明确。
比如封给箕子的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也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些诸侯国到了地方之后，需要自己去拓展土地，逐渐蚕食之前没有纳入周王朝版图的地方，壮大实力。
就像一张纸上落了很多墨点，一开始大家都比较小，谁都不挨着谁，自然没什么问题。但随着墨渍逐渐渲染，必然就有交界的地方。这些墨点的数量本来就多，边疆地区还不严重，但中原地区的可占取面积被逐渐挤压，于是就会发生冲突。
这样一来，诸侯国之间因为自身的发展需要资源的支撑，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结盟、攻伐，周王朝又无力管制，局面就此失控了。
管仲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明确地认识到，以现在各诸侯国的实力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灭掉其他诸侯的国家，那么还不如各自发展，减少战乱，通过外交手段来换取利益。
于是，管仲给齐桓公的提供的方法是：尊王攘夷。
既然不能成为实至名归的领头人，那么先做一个实际上的天下盟主倒也可以接受。
齐桓公率先表示，愿意拥护周王室，得到了整个周王朝所有诸侯国名义上的服从。再配合着齐国强大的国力，自然就有了管理天下事的能力和理由。
当然，只靠口号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必须要拿出实际的好处来，让各诸侯国能认同齐国的做法。
这就是“攘夷”的目的。
既然内部的蛋糕就这么大，打来打去无非就是从你碗里抢过来，放在我碗里罢了，那大家何不一起做一个更大的蛋糕呢？
这就叫做“开源”。
于是，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开始了互帮互助之旅。
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帮助当时还是小国的燕国北上攻伐山戎，并且还又割了五十里地筑城“燕留”，让这个国家就此成为了中等诸侯国。
不用互相攻伐，可以安心发展，互通有无，大家实力都再逐渐上升，这样的好事自然就被各诸侯国所接受了。
管仲就是通过这样看似很简单的方式，在战乱年代里取得了和平时期，之后的几任霸主其实都沿用的这种办法。
孔子：走管仲老路，止刀兵，再兴霸制
孔子所在的春秋晚期，还没有进入到战国称雄的时代，所以受到时代性的影响，他也是更为支持这种“霸主”路线的。
因为宣传的需要，后世典籍一般都解释成孔子是比较维护“周礼”的，但其实从最初的文献和其所推崇的方法来看，他所维护的“周礼”是管仲、齐桓公等人为了霸权地位而制定的“周礼”，并不是真的要恢复周王室的独尊地位。
孔子的思想也是“尊王攘夷”，继续向外拓展利益，补足内部消耗。
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有两次称赞管仲：
其一：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充分肯定了管仲相齐桓公之后，对于战乱的止息。
其二：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在此之前，北方的少数民族经常会入侵中原掳掠，虽然中原王朝有所反击，但忙于内战，往往都以止损位目的的被动反抗，民众人口、经济损失都非常大。
所以孔子说“披发左衽”等惨状也不算夸大其词。
但管仲的策略应用之后，中原诸侯不再忙于内战，而是发展生产，甚至对北方进行反击，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
所以孔子对于这种已经被印证过很多次的方法非常推崇，认为其所处的时代也应该出现这样一位霸主，来评定已久的纷争。
当然，孔子也对管仲有过批评，比如《论语·八佾》中：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可见，虽然孔子认同管仲的想法非常有效，但对于这个人的能力和品行还是有所批评的。
这一点倒是和孟子有点一致，认为管仲的成功主要还是依靠齐国强大的实力，自身的能力并不是非常出色。而其享受“国君”待遇这样的行为也是讲求“规矩”的儒家人士所不能接受的。
但总体来说，孔子的评价非常可观，既不抹杀，也不捧杀，所褒所贬都有事实依据，这也是其作品一贯的特性。
孟子：挖周朝墙角，思统一，另立王制
孟子对于管仲的看法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有明确记载。
他认为，管仲的水平很一般，以齐国的国力统一天下都不是难事，管仲只是做到了“称霸”，实在不值得称颂。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和两者时代差距太远有关，并且孟子很多时候都喜欢用夸张一点的说法来衬托自己的主张。
他说管仲的水平一般，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是想要通过这件事来说明现在的齐国有一统天下的实力，侧重点在后面，之前的话不能太较真。
孟子所在的时代已经进入到了战国阶段，第一梯队的诸侯国已经诞生，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其他还有很多个小诸侯国，中山、蜀、卫等等，但基本上上对天下格局影响不大。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诸侯国经过春秋阶段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可以统一天下的国力，那自然就不会满足只当一个有实无名的“天下霸主”了。
他们要做的是真正的“天下共主”。
但问题是，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一直都是“周王室”，各诸侯国该如何办呢？
这就是孟子给儒家思想入世实践找到的方法，即“天下共主”的地位是如何交替的。
在《孟子·万章》中，孟子论述：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沤歌者，不沤歌尧之子而沤歌舜。
就是在讲，舜取代尧成为天下共主，其实是民心所向，和“子嗣”传承、王位指定等等因素都没有关系。
孟子鉴于此种逻辑，提出了的重要观点就是：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这就说明，“天下”的所有权只有“天下人”可以决定，不是当代天子可以指定的。
这种说法就瓦解了“周王室”天下共主地位传承的合法性，也为新一代“天下共主”的诞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即，只需要民心所向，就能另立王制，做下一个实至名归的“天下共主”。
所以在孟子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了“仁政”，将道德品质发展成了治国手段，其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为民谋利”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为贵”。
这样一来，就能知道，为什么孟子会对管仲颇有微词了。
他实际上是想要通过这样的言论来推翻之前追求“霸制”的策略，为选出新的“天下共主”做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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