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名实之辩是否发端于孔子？

战国中后期的名实之辩是否发端于孔子的“正名”学说，先秦哲学中伦理政治意义上的“正名”与语言逻辑意义上的“名实之辩”之间又有没有继承的关系，许多人对这一问题始终未有定论。现代学者如牟宗三将“正名实”分为“春秋教”和“纯名理”两种，认为前者发展为仁义之道，而后者则是“智性之独立发展”，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郭湛波也认为，“中国的‘辩学’不起于孔老，而起于邓析。

因为孔子的‘正名’，老子的‘无名’，都不是‘辩学’”。然而，先秦探讨名实关系的名作《公孙龙子》却遥追孔子之意，以“正名实而化天下”为己任。名、墨各家的同时代人及秦以后的儒家学者却视名实之辩为孔孟“正名”思想的歧途，并大加挞伐。如《隋书经籍志三》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与名实之辩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判断：“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拘者为之，则苛察缴绕，滞于析辞而失大体。”这段话表明，名实之辩的确源自孔子的“正名”，但却走了歧路而因小失大。

许多人往往将正名之说追溯到孔子，而对孟子与正名的关系少有讨论。虽然陈汉生在讨论正名时提到孟子关于“诛一夫”非“弑君”的观点，但除此外没有其他论述，且他视孟子为“反语言”的代表，似乎孟子对先秦语言理论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尽管孟子没有对名实关系的直接论述，但对后来名、墨的名实之争，他其实是个隐而不显的先驱哲学家。正是在孟子所运用的类比中，我们看到后来启发名实之争的语义含混性问题。可以说，从孔子的正名说到名、墨之间的名实之争，孟子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不仅继承了孔子，回应了墨子，而且启发了战国中后期著名的名实之辩。

在语言的问题上，孟子与陈汉生所说的名家、墨家等“语言理论家”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不清楚孟子对先秦语言理论的贡献，就不可能解释名实之辩与孔孟“正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前学者对“正名”的考察，或着眼于先秦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直接讨论，或继承秦汉学者对此的论述，而没有关注这些思想家在运用语言进行论述和辩论时所发生的语言使用问题。

从各家对“正名”的论述看，很难弄清楚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正名”问题如何发展为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纯粹语言逻辑问题。然而，诸子对语言和逻辑问题的关注并不始于邓析、宋銒，也不限于各家对“正名”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我们发现，从孟子为自己的“好辩”进行辩护开始，在诸子辩论的过程中，语言问题就开始得到重视。为了在辩论中更好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语言进行澄清是必要的。这在《孟子》中便已有明确体现。孟子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正名”，但他对“诛一夫”的论述通常被认为是他对“正名”的回应。孟子对语言问题的重视在很多地方有明显的体现。

有人讨论过孟子与“正名”有关的言论，却往往没有留意语言的使用问题对孟子的“好辩”起了怎样的作用，而他对语言的使用又如何进一步引发了后来的名实之争。陈汉生等人对孟子的误读，一方面主要来源于西方哲学对理性和关联思维的割裂；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哲学对推理规则的重视，近代以来中外学界受此影响，往往将名家和后期墨家对推理规则的自发运用与西方哲学中自觉的逻辑作类比，这多少是一个误读。先秦语言学家的着眼点不在于对逻辑的掌握和运用。

即便是名家和后期墨家，他们所关注的也不是推理的规律，而是对语言和现实关系的探讨。从孔孟经名墨到荀子，正名说不仅逐渐发展为名实之辩中对语言和逻辑问题的关注，而且各家对之的不同回应形成了两条迥异的发展线路。这是由孔子所提出的正名思想经由百家争鸣而发展成为名实之辩的内在理路。先秦哲学从孔子的格言式训诲到孟子“不得已”的“好辩”，再到名家和墨家的语言和逻辑论辩、荀子对论辩的彻底否定，最终发展到秦以后的大融合，这一过程体现了先秦哲学家对语言和逻辑问题探讨的发展与式微，以及中国哲学走向玄学和实效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