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老舍张爱玲：名人效应助力城市“出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张九龙

一代又一代的名人来了又去，在城市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影子，城市也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城市惦念着远去的故人，故人也在影响着他们生活过的地方。

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便关注城市文化话题，最近他的《想象都市》《记忆北京》出版。在他看来，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

辛弃疾朋友圈火爆，名人传递正能量

最近，很多济南市民被一条“加入辛弃疾朋友圈”的小程序刷了屏。上线两天，小程序的点击量已有约40万，这个数字接近济南市高新区的常住人口。

今年是济南历史文化名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诞辰880周年，济南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除了小程序外，还有“济南二安”诗词京剧演唱会、主题书画作品展、研讨会等，给这位老乡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日。

辛弃疾的名人效应还在不断放大。位于小清河济南港南侧，投资220亿元、占地5平方公里的“稼轩文旅城”马上开工建设。即将进驻济南的“开心麻花”启动了辛弃疾舞台剧的创编，这部剧将成为“开心麻花”带给山东观众的“见面礼”。济西湿地也计划打造“二安故里”相关场景，让游客既可以感受李清照“误入藕花深处”的柔情，也能找到辛弃疾“策马扬鞭”的豪放。

诸如此类的文化产业尝试，正变得越来越多。正如陈平原所说，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辨析、阐释。“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三百年、八百年乃至千年古都风韵的设想。”

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是经历岁月成长演变的产物。它们饱经战争的创伤，蕴含历史的积淀。名人的存在，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更不仅仅是一种旅游资源。名人的存在，昭示了一座城市文化的厚度与精神的深度。

名人身上所携带的正能量，往往影响着所在城市的品格。过去，老百姓们普遍有为当地名人建祠、修庙、立碑、写传的传统，纪念名人的光辉人生，感恩名人对家乡、对社会的卓越贡献，激励后人学习名人、延续成功之路。

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家家老百姓张贴关公门神、供奉关公神祗、编演关公戏曲，忠义仁勇、崇和尚德的关公精神成为当地风尚，锻造了晋商传奇。孔子故里山东曲阜文风昌盛、文教发达，历史上仅状元就产生了7位，整座城都被儒家文化所滋养着。

名人的存在，还直接助长城市的名气。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原本并不是一流的风景名胜，其规模与名气皆不显赫，但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及崔颢的《黄鹤楼》而闻名遐迩，慕名观光旅游的中外游客不计其数。成都杜甫草堂，原本不过是一间破草房，由于诗圣杜甫的高知名度而千古流芳，成为国人心中的文学圣地。

老舍的胡同四合院，张爱玲的咖啡馆

王府井附近的丰富胡同是北京一个普通的胡同，因为有老舍的故居“丹柿小院”，变得不再普通。

作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的京派文学代表人物，老舍对北京城有独特的文化体验，在许多作品中妙笔写过京味文化。

丰富胡同19号是座朴实无华的二进三合小院。影影绰绰的树枝光影洒落在青石地面上，青砖灰瓦红门廊的庭院淡然而不寂寥，老舍先生亲手栽下的两棵柿子树依然繁茂如昔。

院子西侧用小耳房改造的小书房，是《龙须沟》《茶馆》这些中国话剧史上经典剧目的诞生之地。这些作品，给北京这座城市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文学纪念碑。

某种意义上讲，只有真正走进这样的老北京四合院，身临其境地感受四合院典雅宁静的建筑文化魅力，才能体会和想象夏日小院内“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风景，读懂作家，读懂北京。

在北京，漫步什刹海周边，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名人故居:如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梅兰芳故居、马海德故居、张之洞故居、张伯驹故居……一位名人，就是一本书；一座故居，就是一段历史。走在这样的街区，历史仿佛有了清晰的触感，城市也因有这些名人故居而增添了厚重的人文气息。

可见，真正的文化名城，其文化情调不是用现代材料工艺堆砌起来的布景化的假古董，而是自然而然、润物细无声地体现在城市的角落里。正因为如此，陈平原主张在“建设”“经营”“打造”城市之外，还要学会“养育”城市。

陈平原认为，“打造”这个词，未免过高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一方水土创造一方文化，同样的道理，一方水土也培植一方名城。“人需要养育，城也需要养育，包括体贴、呵护与扶持。”

“养育”是需要用心用情的。位于上海静安区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原名爱林登公寓，始建于1933年，建成于1936年，作家张爱玲曾在这座公寓里生活过6年多时间。在这座公寓里，张爱玲完成了《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封锁》等重要作品。

2008年，当地对这座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缮复原工程。修缮坚持“修旧留旧”，除了外墙的颜色，楼内的陈设也极力恢复成老样子，其钢窗、阳台、灯罩恢复到了70年前的状态，消防龙头、门把手和信箱等老物件得到了完全保留。

修缮复原完成后，当地政府对底楼原有商户进行了搬迁，引进实体书店“千彩书坊”，对老房子进行“活态保护”。

相传，张爱玲曾在常德公寓楼下边喝咖啡边写作。受此影响，“千彩书坊”，采取了“书+咖啡”的运营模式，定位“有咖啡香的书店”。推开书店窄门，墙上一幅张爱玲的油画像和整面书墙道出了书店的主题与特色。红棕色的老式桌椅、泛黄的碎花壁纸、播放着《天涯歌女》的老式留声机，让人仿佛回到了张爱玲生活的年代。

而今，这里还是文艺名人演讲、签售新书或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文化场所，成为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

如果单看物质，这样的名人故居或许并不珍贵。它们大多普普通通，看似平常，甚至狭小简陋，但是，它们却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笔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名人小镇旅游旺，资源保护第一位

名人是历史沿袭下来稀缺的香饽饽，围绕名人文化开发特色文化产业，形成区域新兴产业，提升城市品牌，在世界上不乏成功范例。

在莫扎特故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诞生地、莫扎特音乐学院、莫扎特广场、莫扎特博物馆、莫扎特纪念铜像等莫扎特元素随处可见。阿尔卑斯山的秀丽风光与丰富多彩的莫扎特文化浑然一体，使之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人类文明保护区。旅游业每年创造的财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

芬兰旅游局制定了“圣诞老人故乡计划”。1985年在罗瓦涅米市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圣诞老人村”，开发了一套完整的“圣诞老人文化产业”，每年有100多万游客到访。

在国内，各地也早早打起了名人牌。纪晓岚故里河北沧县开发了占地100余亩的纪晓岚文化园；汉中城固县有张骞墓，每年这里会举办一次张骞文化艺术节；湘潭市已连续举办了四届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

不过，较为普遍的情况是，搞活动虽然考虑到了名人效应，但较为分散，对当地的发展影响甚微。

有些地方对名人资源无序开发，还滋生出一批服务水平低、竞争力差、布局不合理的景区和企业，造成资源浪费。例如，某地“梁祝故里”景区，除了一座“梁祝故里”牌坊、一条通往“梁祝墓遗址”的道路与两座墓周围一些景观树，再无其他旅游项目。如今只能半途而废，几千万投资打了水漂。

更有甚者，是一些地方争夺名人吵得不可开交，引发乱象。李白故里之争、李自成生死地之争、大禹出生地之争、梁祝原发地之争、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屈原族别之争、杜康之争……甚至发生了“一个花木兰五地争抢”的局面。

早在2010年，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就曾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的开发利用合理适度，这实际上是希望各地不要盲目争抢名人资源。

陈平原认为，呵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命脉，做好了会有经济效益；但不能反过来思考，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选择性地“扶持文化事业”。有些城市记忆对于当地人来说很重要，但不见得能转化为旅游资源。

在他看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生命，都有其历史文化命脉，必须努力理解并适应它，再略作调整与发挥。“千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须小心呵护。”

在全球文化产业更追求唯一性、独特性、品质化的大背景下，名人是其故里最具差异化优势的独特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不可再生，因而粗制滥造只会破坏名人文化。有时候，宁可步子慢一点。

欧洲城市保护名人故居的通行方式，大都实行原真性保护策略，不搞大规模修复，强调保护故居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采取以不改变现有用途、实物保护与设立标牌为主，以建立博物馆、纪念馆进行图片、影像和手稿原件等实物陈列为辅的模式。

走在伦敦的街头小巷，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老屋门口，镶着一块直径约一尺的圆形陶瓷蓝牌。蓝牌上的文字，记载着此间老屋某年至某年曾住过的名人情况。老屋的认定，由伦敦文物遗产委员会下设的“蓝牌委员会”负责。

从1867年开始，第一块蓝牌挂在拜伦故居门口。故居老屋一经挂上蓝牌，便成为“英国遗产”，受到法律保护。在伦敦，这些挂蓝牌的故居多数并未被辟为博物馆或纪念馆，但按照相关法律要求，不得随意改变其原状，更不能拆除，并且定期会得到合理修缮。

对很多名人故里来说，名人的文化符号意义多于文化产业价值。如今，很多开发创意、思路还停留在经济上，而忽略了人文的关怀。这需要政府与社会形成普遍共识，处理好理想与现实、投资与消费、长期与短期、规划与建设等多方面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