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悲剧 有恩于日本制造的戈恩为何反遭日本人怨恨

日本的悬疑小说和电影向来闻名于世，但谁也不曾想到，2019年年末，这个国家会和一位曾被其奉为“产业救世主”的人联合上演一出惊险刺激、悬疑丛生的现实版《追捕》。被日本检方指控多项经济罪名的日产公司前董事长戈恩，2019年年底从日本“神秘”逃到黎巴嫩，并指责日本对其进行“政治迫害”。日媒则称，让在日本赫赫有名的戈恩跑掉，是“对日本司法的嘲讽”。在双方激烈互撕的背后，这位外籍老总究竟是怎样与日本闹翻的呢？

比《追捕》更离奇的潜逃

据日本NHK电视台2019年12月31日报道，戈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将不再在一个受人操纵的日本司法系统中作为人质，那里实行有罪推定、歧视猖獗、基本人权被剥夺，公然无视日本的法律义务以及维护国际法的条约”“我没有逃避正义，我逃避了不公正和政治迫害。我现在终于可以自由地与媒体沟通了，我期待着下周的开始”。

可以看出，在声明中，戈恩对日本的司法系统充满了不信任。 的确，如果翻一下刚刚过去一年中戈恩与日本司法的互动，你会发现，这两年来，日本人确实把他折腾得够呛。 2019年3月6日，戈恩以10亿日元（约合6000万人民币）保释金被保释出狱，这距离他2018年11月19日被捕入狱已超过100天。随后，同年4月4日，戈恩再度被捕，接受审前羁押。4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批准了戈恩的再度保释申请，保释金为5亿日元（约合3000万人民币）。东京地方法院表示，保释期间，戈恩的行动和通讯以及与其妻子的联系都受到严格的监视和限制，以防其出逃或销毁证据。 根据日产汽车在戈恩被捕之后发布的公告，戈恩的违规行为包括在有价证券报告中少记载报酬金额、为私人目的支出投资资金和为私人目的支出经费等三项内容。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戈恩在担任日产汽车董事长期间严重违反信托，此外他还面临虚报收入、将个人财产损失转移给日产汽车等其他三项指控。 但戈恩对日本检方的四项指控均予以否认：“我是无辜的，我否认检方对我的全部指控，我也否认关于‘独裁、专制’等所有的非议和偏见。”在戈恩经由律师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戈恩表示，“整个事件都是阴谋，数名高层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身的恐惧，在背后捅刀子”。

在“重获自由”的戈恩激烈指责老东家的同时，他究竟是怎样“潜逃”出境的，也引发了媒体的猜测。其中一些猜测堪比小说，比如按照黎巴嫩媒体MTV的说法，戈恩在乔装成乐队的黎巴嫩特工人员帮助下，藏在乐器箱子里逃出日本警方重重监视的东京住所，从“不起眼”的机场乘飞机离境。法国《世界报》形容全程堪比“007电影”。不过，黎巴嫩和日本两国政府很快都驳斥了这一消息，因为如果该消息属实，黎巴嫩政府派遣特工“偷运”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将涉嫌严重侵犯日本主权。 据日媒目前的猜测，戈恩出逃最可信的方式是其持有两份法国护照。此前戈恩的律师团称，戈恩有三本护照，分别由巴西、法国、黎巴嫩颁发，而这三本护照都由律师保管，戈恩被捕后，日本法院没收了这些护照。但1月2日，有消息人士向NHK透露称，法国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向戈恩颁发了第二本护照，因此戈恩其实有四本护照，而日本法院也清楚这一点，只是2019年5月，出于某种需要，戈恩的律师请求日本法院改变保释条件，日本法院转而允许戈恩保留他的第二本法国护照，但是护照放在一个上锁的箱子中，其钥匙由其律师团拿走。事发后，律师团坚称没有向戈恩提供这份护照，因此戈恩究竟是如何实现偷梁换柱，也成了一个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身在黎巴嫩的戈恩拒绝透露出逃细节，声称这会伤害“帮助他逃离日本的人”，看来此公逃离日本的确是经历过一番精心筹划的。 那么，自认为清白的戈恩，为何要撇下15亿日元和在日本创下的基业逃亡，而不等待法庭的审判呢？他为何认定日本人要迫害自己？

与日产的相爱相杀

其实，戈恩与日产相爱相杀的故事也算一段传奇。20世纪末，创立于1933年的日本汽车产业巨人日产公司陷入空前的危机当中，从1991年到1999年，日产汽车公司连续多年亏损，背负债务高达21000亿日元，市场份额由6.6%下降到不足5%，公司濒临破产。其实，日产的危机是当时日本很多大企业的通病，在“失去的20年”中，这些曾经辉煌的日企都像中了魔咒一般病入膏肓、濒临破产。 就在日产和整个日本制造业最黑暗的时候，戈恩来了。 戈恩出生在巴西，6岁时移居黎巴嫩，后来又到法国，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取得博士学位。1996年，戈恩被法国车企雷诺聘为副总裁，他让雷诺在短短几年内扭亏为盈。1999年，雷诺向负债严重的日产汽车注资，戈恩作为雷诺副总裁出任日产首席运营官。 雷诺收购日产后，戈恩带领17人进入日产高层。在素有“成本杀手”之称的戈恩的领导下，日产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在2000财政年度，日产汽车实现了27亿美元的赢利。 入主日产第一年，戈恩启动“日产复兴计划”，即三年内削减1万亿日元成本，2001年消除公司经营赤字，2002年销售利润达到4.5%，债务降至7千日元以下。改革第二年，日产实现了27亿美元的盈利，成为全球利润率最高的汽车公司。改革第四年，日产巨额债务已悉数还清。这家老牌日系车企也完成了触底反弹，重回第一赛道。 如今，日产的两大特色几乎都拜戈恩所赐，一是神乎其技的成本控制，二是无出其右的电动化技术。前者奠定日产的世界格局，后者则使日产在汽车能源电动化变道中抢占有利位置。很少有人想到，这两项代表日产甚至整个日系车的特色，其实是在一个外国经营者的帮助下确立的。 2016年，戈恩还巧妙利用三菱汽车危机，以雷霆手段入场，斥资2373.5亿日元收购三菱34%的股权，并拿到了关键的一票否决权。至此，戈恩建立起庞大的汽车联盟。2017年，戈恩的雷诺-日产-三菱帝国以1060.83万辆的销量超过丰田汽车、大众汽车，历史上首次登顶全球第一。 回顾过去三十年的日本产业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一片废墟之上，当日企在各个行业都被新兴国家杀得丢盔弃甲时，汽车工业几乎是日本唯一实现成功转型、并在世界上守住了相当地位的传统强项，从这个角度上讲，说戈恩是日本制造业的“救世”主似乎并不为过。

改革的背面是怨恨

然而，戈恩的改革在收获感激的同时，却也招来了怨恨，为他被捕后在日本的“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伏笔。

2005年，戈恩出版了《一个成本杀手的管理自白》一书。在书中，戈恩描述了他是怎样“挽救日产”的。他无视日本的商业传统，一上台就减少一半零部件供应商，由1300家零部件供应商减少到600家左右，公司还在3年内裁员21000人，关闭5家工厂。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几乎每一条都触犯了日本企业内部的潜规则。与欧美不同，日本没有强大的、与公司对立的工会组织。企业与职员的关系被认为不是博弈对象，而是类似中世纪时代领主与武士之间的“效忠”与“被效忠”的关系。职员尽心尽力为公司起早贪黑地工作，公司则要以终身雇佣制的铁饭碗回报职员。另外，像日产这样的大企业，与其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定向采购”关系十分牢固，一旦解约，这些只给日产供货的零部件商几乎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走。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戈恩这一连串的“改革”造成了数千家企业破产和上万员工失业，而在日本的家庭体系下，丈夫的失业往往意味着家庭的破产。“戈恩的成功是上万个日本普通家庭的破碎堆出来的”，有日本媒体如是直言。 在长期的企业管理中，戈恩被认为始终蔑视日本的本土文化。当被裁员的日本员工走投无路时，他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是戈恩在庆祝与第二任妻子的结婚，并在凡尔赛宫花费上亿美元举行豪华派对。这对于习惯了只有公司倒闭、老板负债自杀时正式员工才会被解雇的日本人来说，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此外，戈恩还喜欢为其工作索要巨额薪酬，却又拒绝在企业出问题时向日本同行那样鞠躬道歉，并一再声称这种做法“无意义且很愚蠢”。如果不是他改革有术，死板的日本人估计早就忍不了这个将日本企业文化看做垃圾的“怪胎”了。最让日本人无法忍受的，是戈恩近年来又开始“吃里扒外”。20年前，当雷诺-日产联盟成立时，日产处于插标卖首的绝对劣势中，雷诺控制日产并无不妥。然而，时移势易，20年间，由于戈恩大刀阔斧的改革，再加上日产员工的工作效率高于其法国同行，日产已经成长为远远强于雷诺的公司。最近几年来，雷诺5成以上的利润来自日产，但作为日产最大股东，雷诺对日产有着很大控制权，日产连自身的发展方向也无法决定。近几年与雷诺脱钩的呼声在日产内部越喊越响，戈恩却仍在一手推进雷诺、日产的合并。 这种做法难免让他的日本同事们寒心。的确，对日产乃至整个日本制造来说，戈恩是个伟大的改革者，但改革的成本和期间的痛苦却都是由日本人承受，戈恩本人拿着巨额薪酬、在花天酒地中“帮”日产完成了改革，转过脸来却说要拿走所有改革成果——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 所以，戈恩坚信自己会在审判中遭到日本人的“迫害”，虽无法律依据，但也不是毫无道理。事实是，在戈恩被捕后，日本舆论界鲜有人说他的好话，与当年同为“洋大人”的佩里舰长和麦克阿瑟将军不同，日本人并不感恩于这位外来的改革者。 从更深层次讲，戈恩与日本之间的相爱相杀揭示了日本工业持续低迷三十年的原因所在：终身雇佣制、定向采购、企业与员工之间那种中世纪式的效忠关系，这些曾经助推日本经济取得辉煌的要素，如今反成了拖累日本企业复兴的包袱。但谁要真的甩掉这些包袱，必然承受排山倒海而来的怨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