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泽一个尊重自然的画家 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画意

戴泽的水彩调色板，曾经仅是一块一面贴了白纸的破玻璃，画水彩有时就用新闻纸，这样的条件,使戴泽画水彩时摆脱了我们当时知道的一切水彩画的成规。能够设想新闻纸会像水彩画纸那样控制水分吗?一次在水塘边画水彩,他将一张已画坏了的水彩画放到池塘边水中漂洗,捞上来继续加工。他使用这办法完全不是要试验什么水彩画特技,只是为了减弱新闻纸上画得失败的地方,为了执意把这张画画完,为了不辜负自然提供的这片好的景色，这张画拿回学校后,效果竟非常好，但他却不因这次成功,便把这方法当作取得某种效果的验方。

艺术系一年级跟其它一年级一起,安置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叫柏溪的山坡上,算是中大分校。我们借鉴的美术作品除黄先生的画外,最好的复制品是黄先生借给我们看的两本沙龙目录我们在艺术道路上起步便走在这样的荒原上。戴泽在画法上没有框框,并不是藐视前人,只是无可依傍。他把自然当老师把写实当本分。在自然面前,他只是认真地看,诚恳地表达自己感到的形象。他对自然越真挚,自然给予他的便越丰富。

他从走进艺术之门的第一天起,便是自然的忠实的学生。黄先生在评讲我们的习作时,总是看是否含有“情调”,并不多做阐述。我们也从未想到老师为什么不讲的更多些。假如我们终于懂得了“情调”,也只是由于不断地薰陶和领悟。“情调”就这样地成为我们行进中的第一个路标,使我们没有走到“匠气”的岔路上去。戴泽的画,经常被黄先生肯定为“蛮有情调”。徐悲鸿先生在中大艺术系培植了严谨的写实的画风。

戴泽之遵循这种画风,似乎只是由于他那质朴的画家天性。他保存的一张四年级时画的男人体素描,显示出他的基本功的面貌和功力,准确、简练、尊重感觉。他的其他作品,特别是课外作业,都体现了这种风格。他作画只是沉浸于表现自己对对象的感觉和认识,而不是实践某种艺术理论或完成某种艺术规范。事实上,我们那时的美术理论知识是极为贫乏的。我们上美术史课,既无参考书,又无图片。

艺术里的道理,从来不是我们“抬杠”的题目。看了鲁迅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才激起我们几次谈论的兴致。这种专业理论知识、历史知识,以及借鉴作品的缺乏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对现代派知之甚少,对古奥美术也不能深入领会。但专业理论的缺乏却激发了我们的领悟,油画复制品的朦胧,却留给了我们对原作的想象;缺少借鉴,却也使我们有了一些技法上的自由。

这种困境,也许是旧中国学油画者的共同遭遇罢徐悲鸿先生的理想之就是希望在这植被零落的油画荒原上开拓一块绿洲。戴泽因他的勤奋、质朴,忠实于自然的画风而成为徐悲鸿赏识的学生之解放后不久,他随中国艺术展览会访问了苏联、东德和波兰。我曾从他的国外来信中谈他参观博物馆时的情况而想见他兴奋的心情。不过,他说有些原以为很好的作品,也是吹出来的。在波兰他临了一张波兰十九世纪杰出的历史画家马特义科的《西吉斯孟德大钟》的局部。

看来这次临摹是值得的,对他以后从事他擅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画创作很有帮助。他的成功之作,描写义和团的《廊房大捷》,人物众多,富戏剧性,衣着道具繁富具体,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气氛。但是他善于约束自己的偏爱,处理衣着道具时不炫耀、不卖弄、不堆砌。他追求的是人物和环境的真实感。他能用从教具组挑选的一般服装,很简易地便将模特儿化妆成古代人物,拼凑几件小道具,便显示某个历史时代的生活特色。

这是他为大家所赞叹的本领,殊不知这本领是来自他对各种历史事件中的细节有强烈兴趣和记忆。他画创作时,几乎是坚持对模特儿和实物写生,以求获得视觉的生动性。他画义和团的飘扬的旗帜,不借助于照片,而是将黄色的绸子带些皱褶铺在地上,对之写生。看来他在民主德国参观博物馆时,从莱伯尔和门采尔作品中也学得了不少东西。

我认为他善于从周围的平凡事物中发现画意，或者说他相信任何平常事物都能艺术地再现，而使之成为艺术的内容。他尊重自然，在自然面前，他跟自然平等相处，相看不厌。从他的日常见解中看,不妨这样认为他觉得对自然的随意变形,便是对自然的亵渎，对自然的过多的加工,便是对自己感情的扭曲，在作品中奢用感情便难免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