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 谁应当承担起环保责任？——从一本书说起

超越历史故事表面，从宏观的社会视野来讨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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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23日，瑞典女孩格蕾塔·桑伯格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表了斥责各国领导人在环保政策上不作为的演讲。与颇为激进的具体内容相比，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各界对于桑伯格本人及其演讲的相关讨论。桑伯格的称赞者有很多，批评者亦不少，例如马克龙所说“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激进的立场，可能会使我们的社会对立”，以及莫里森认为桑伯格会被气候运动人士利用。

在各种批评声之中，普京的批评提供了一种全球性视野，“生活在非洲和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想要生活在与瑞典同等财富水平之中，那应该怎么做呢？”（不过俄罗斯的人均碳排放量也不低）。这种对于第一世界国家的指责并非是普京提出来的，早在桑格特演讲之前的2009年，这种观点就随着丁仲礼批评IPCC方案进入了大众讨论视野里，而且在中国颇有市场，时至今日，中国网络上仍可看到很多人以此指责第一世界国家在环保问题上不顾第三世界利益。这种观点基于以第三世界为第一视角的后殖民立场，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式问题：为了降低能源消耗、保护环境，第三世界国家是否应当放弃追求第一世界国民优越的生活条件？

《崩溃》之中的相关讨论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在因此书扬名四海之后，又继续写了另外一本名为《崩溃》的书。这本书探讨的问题要比《枪炮、病菌与钢铁》更加沉重——人类社会会因为什么因素而崩溃？在本书中，他成功注意到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平等。

在第十二章中，戴蒙德揭示了一组矛盾：“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当前第一世界国家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地球必定无法承受”，在十六章指出“美国、西欧和日本平均每人消耗的自然资源，如化石燃料等，要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多32倍，而产生的废物也要多32倍”。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戴蒙德并没有给出解决方式，他指出了问题所在：“假使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居民都达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地球将无法承受；但是，第一世界国家也不能因此而阻止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现今第一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可能提议自己的国民降低生活水准，以减少资源损耗和废物产生。”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法，戴蒙德则将其抛给了读者。

在《崩溃》中，戴蒙德并非仅仅对历史上的社会崩溃进行叙述，并将如何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问题全盘抛给读者，相反，他在不少方面都暗示了处理环境管理问题的路径。例如，戴蒙德提到小规模社会采取“由下而上”的环境管理模式，大型社会采取“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并以小岛屿新几内亚岛、蒂科皮亚岛以及大国家日本的事例来证明这种划分如何导向环境管理的成功之道；

同时，戴蒙德也指出大企业对于生态环境的应有态度，他试图说服大企业管理者们企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冲突，他也提出由政府与消费者群体对企业进行加压，甚至将企业的环境保护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即将其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同时通过硬性的强制行为以及软性的保障盈利措施来促使企业注意保护环境。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戴蒙德虽然在其他方面给出了不少解决办法，甚至提出了比较激进的方案（例如让消费者承担环保费用），但是在“如何处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方式消耗的资源太多，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不断令自己的国民也能享受到这种生活”这一难题上，戴蒙德却退却了。

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他并不抵制威权主义政府以及政治强人实行强制性环保措施，但在这个问题之上，戴蒙斯却以“现今第一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可能提议自己的国民降低生活水准”来简单带过。

或许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个过于宏大的领域，亦或者是戴蒙德未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也有可能是两者皆有。不管是什么原因，《崩溃》中直接涉及这个难题的内容确实相当少，这至少说明，这个问题并非戴蒙德讨论的重点。

不过，不少内容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第一世界国家的人均消耗能源的量如此巨大，与他们长期以来的高消耗生活方式脱不开干系。正如戴蒙德在第十六章中“洛杉矶的生活”中考察的那样，洛杉矶电车网络在上个世纪初的衰败使得洛杉矶人越来越依赖于汽车，庞大的洛杉矶人口再加上高耗能的汽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不但能源消耗量极其庞大，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繁华的洛杉矶

作为对环境影响最大的群体，第一世界国家的国民们却不愿“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他们希望维持现在的生活，即使这种生活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在本书叙述的其他社会中，亦存在这样的现象。复活节岛民们需要砍伐大量树木来制造竖立石像的绳子、用以做饭与火化尸体的薪柴、用以航行的独木舟，并不断开辟新的农田，这样才可以维持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愿轻易放弃的生活方式；

格陵兰上的维京人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地力与财力来发展畜牧业，即使格陵兰的环境并不适合畜牧业，他们还需要进行危险的北方狩猎以获得毛皮，并以此维持与欧洲的贸易，这些不太理性的选择都是为了维持从欧洲传承来的生活方式。

人们延续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几乎是一种潜意识行为，戴蒙德将它们归入“非理性行为。第一世界的问题更加复杂，除了“非理性”之外，理性因素也阻碍他们不去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入手—谁愿意放弃更高的生活质量呢？

第三世界不断追逐第一世界这一现象，也可以在本书内容中找到一些相关内容。阿纳萨兹人在风调雨顺之时，凭借着充足的自然资源不断扩张社会规模，但是当社会扩大到一定规模时，资源枯竭了。经历了扩大与复杂化的阿纳萨兹社会无力抵抗资源枯竭带来的问题，最终崩溃。这很像是那些经济不断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即将面临的问题：国家发展水平的上升造成了能源消耗量的增加，这会不会在日后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遗憾的是，虽然这些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与现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着相似之处，但戴蒙德没能给出足够可行的解决方式。他只是隐性地对盲目坚持原有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维京人进行了批判，却没能他讲述企业管理环境的措施，以及叙述“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那样，拿出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案来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分裂的全球公共领域——两种思路的冲突

现在让我们回到桑伯格演讲所引发的争论之中。普京的批评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比如中国）的公民中相当有市场，但是，在人均耗能很高的第一世界中则不常见到，即使同样是桑伯格的批评者，他们也多从可行性或是政治角度（比如认为桑伯格会被利用进行。这或许是因为第一世界的国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 方式的能源消耗远超第三世界，亦或是意识到了，但不愿放弃优越的生活？

在这个差异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两种思路的冲突：一种强调环境保护的具体操作环节，主张谨慎处理人与自然的互动，用各种技术、策略与机构来避免环境问题恶化；另一种则颇具后殖民主义色彩，更加注重全球性的结构问题，强调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造成了高耗能，主张让第一世界国家部分的放弃自己过于粗放与浪费的生活方式（批判桑伯格吃面包时不吃边就是一种体现）。

仅从这两种思路的内容看来，它们的内在逻辑不存在冲突，甚至可以相互整合。但在现实中，公共讨论却时常充斥着两种思路拥趸者的相互攻击，柴静对丁仲礼是一个体现，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网民相互指责对方办事不力又是一个体现。本来可以相当和谐的公共领域也因此分裂，双方的对话变得非常困难。

《崩溃》一书的内容虽然与生活方式造成的浪费与消耗有关系，但戴蒙德并未提出有效的方案；相反，对于避免环境问题的具体方案与技术，戴蒙德介绍了不少，除了新几内亚、蒂科皮亚和日本的例子以外，他还提到了多米尼加以及油田、矿业、伐木业的处理办法。总体来说，戴蒙德在本书中的内容还是倾向于第一种思路，本书的优秀之处以及遗憾之处都在于此：它没有空谈口号，而是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与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但却没有回答对于第一世界环境问题最为尖锐的批评。

豆瓣上有一条评论：“副标题应该改为《看美国中产白人如何呼吁环保》”，我虽然不同意这种强行将某群体与某种观点绑定起来的看法，但我亦能理解他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戴蒙德生活环境中很少接触到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国民的指责，本书并没有重视对于此难题的讨论。在中国网络社区关于环保问题的争论中，指责发达国家“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论比比皆是，如果第一世界仍旧继续回避来自第三世界对于“自己高耗能还要求别人环保”的指责，那么一个讨论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公共领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双方只会沉溺于自说自话式的相互指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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