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救火兵”

◎徐忠友他是位著名的史前史学专家,但非常谦虚谨慎,身上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但平时为人低调,认真倾听民意,只有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时,他才显露出“救火兵”一样勇往直前的冲劲;他就是民进浙江省委会名誉主委、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纵观毛昭晰从大学毕业后所走过的人生历程,几乎都与研究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关,经常发挥“救火兵”的突出作用。虽已是米寿之年,但他老当益壮,仍为保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奔走呼号,贡献力量。尽心教学和史前史研究1929年5月7日,毛昭晰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外祖父家,世居杭州。他的祖籍是奉化市溪口镇石门村,其先祖则为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的毛氏始祖毛元琼。毛昭晰儿时在杭州横河小学读书,有一天看到杭州广济医院(现浙二医院)病房着火时救火兵们勇敢地从烈火中抢救病人,十分感动。于是心中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要做一名赴汤蹈火、为民抢险的“救火兵”,只是由于他年少时体质较弱没能实现。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是当时浙江大学数学教师(后担任浙大数理系主任),儿时的毛昭晰与家人住在大学路浙大教工宿舍“求是里”,成了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和夫人王映霞的小邻居,他与郁达夫的儿子郁飞是小学同学和好朋友,经常到郁达夫家玩,也受到了他们的一些影响。1945年,他考上了浙大中文系,第二年转入史地系。1949年本科毕业后,他到杭州宗文中学高中部任历史教授,并考进浙大人类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51年在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校当助教。此后成为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史前史及古代史、世界近代史、日本史、印度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于1981年至1983年兼任了两年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毛昭晰师承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开拓者——林志纯先生,与刘家和、刘文鹏、崔连仲等同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古代史专家。他于1951年开始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长期从事史前史和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研究史前史中,他对涉及东方文明起源的一些重大问题,常有独到的见解。稻作起源在中、日、印等水稻农业国家是重大课题,由于考古成果的不断刷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而他几乎是在“追踪式研究”,不管在哪里,一旦有稻作遗址发掘或文物出土,他都会想方设法到现场看实物,力争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在考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人头像时,发现额头有一排若干个小孔,由此联想到良渚文化玉器玉琮中的羽人纹饰,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东南地区古越人的“披发文身”、“鸟崇拜”,联想到宁波鄞县出土的“羽人竞渡”青铜钺,联想到东南亚、南太平洋许多古老部族的“羽冠”习俗。经过他认真的研究,学术界一些长期众说纷纭的有关羽人的考古悬案和文化现象有了答案。1986年,他在日本作了一次关于稻作农业传播到日本路线的学术报告,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主流媒体突出报道了他的新学说。为了深入考察东亚沿海地区支石墓,毛昭晰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我国东南沿海、日本九州西海岸、韩国京畿道及西南沿海,对我国学术界原来的“石棚墓”名称的科学性提出了修正,并对支石墓的两种形制即“南方式”和“北方式”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在多年的专业研究中,毛昭晰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著译了《世界上古史纲》(合著)、《世界上古史》(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特约编辑)等书。此外,还发表了《羽人和海上之路》《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关于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几个问题》《江南文化和古代日本》《遣唐使时代五岛列岛和明州的关系》《腊玛古猿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论古典奴隶制是否奴隶制的典型形态》等数十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中他参加翻译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被学术界列为30种中文史学名著之一。大家所熟悉的杭州六和塔的《六和钟铭》,也出自他的手笔。走上领导岗位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198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毛昭晰为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因为他喜欢教书,坚持把人事关系留在学校里,不拿省文化厅和省文物局的一分钱工资和奖金,却坚持在这个岗位上当了整整10年的历史文化“救火兵”,经他抢救保护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很多。1983年,宁波镇海有关部门决定在镇海口招宝山旁的梓荫山上建电视差转台,还准备在这里造电视台的办公用房。可这座小山却遍地是宝:山上有宋代的摩崖石刻和清代爱国将领吴杰的纪念碑,山下是鸦片战争时期反侵略斗争的练兵场,附近孔庙的阗池是民族英雄裕谦殉国处。不远处是唐代海塘,林则徐被贬后曾到此处考察过海防。眼看这极具文物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梓荫山即将遭到破坏,毛昭晰心急如焚,专程赶赴镇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终于使得差转台改建到甬江南面的金鸡山,梓荫山的文物得以保护下来。如今镇海海防遗址,已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建起了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和参观者光临该处,接受爱国主义教育。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扩大再生产,决定拆除胡庆余堂古建筑。毛昭晰获悉后,几次三番去找杭州市委和市府的有关领导,力陈保护这座“江南药府”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最著名的中药号原先只有两个半,所谓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广东的陈李济算半个。如今同仁堂和陈李济原有的建筑已荡然无存,而胡庆余堂的建筑基本完好,里边的账房、客厅、店堂、柜台、匾额、对联、制药工具、卖中药的瓶瓶罐罐都保存得很好。它是中国现存惟一的既生产又卖药的古老药铺,怎么能随意拆除呢?”他觉得应该将胡庆余堂中药铺很好地保护起来,并建立中药博物馆。他的意见得到杭州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如今,胡庆余堂中药厂已另觅新址,建立了现代化的生产大楼。原有的古建筑群和设施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开辟了中药博物馆,每天都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参观者。此外,杭州的北山街、求是书院、郭庄、沙孟海故居、刘大白墓,宁波的月湖庵、张苍水故居,海宁盐官的王国维故居,桐乡乌镇的修真观戏台,湖州的钱业会馆,慈溪的上林湖越窑青瓷窑址群,温州瓯海的永昌堡等,也都是在他与有关方面三番五次地做工作后,才得以修缮和保护。毛昭晰还十分重视博物馆的建设,1978年在杭州大学任教时,他就提出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设想,三年后得以实现。1983年在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博物馆工作之后不久,他就提出应在浙江省建立丝绸博物馆、茶叶博物馆等一系列专题博物馆和市县博物馆;之后,他又大力促成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他还通过把博物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结合的方式建成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等。越剧是我国的地方戏中是影响最大的剧种之一,发源于浙江嵊县(现为嵊州市)。1984年,嵊县某单位要拆除城隍庙的老戏台,以作它用。毛昭晰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去与当地领导谈了两个晚上,情真意切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保护这座戏台及“溪山第一楼”。他提出不仅要保这座戏台,而且应该在这里建一个越剧博物馆,反映越剧发展历史,通过越剧发展的历程展示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用它来教育广大群众和年轻的越剧演员。在他的奔走呼号下,国家文物局下拨了28万元,嵊县也拨了专款,修缮了古戏台和“溪山第一楼”,并且建起了越剧博物馆。1993年,毛昭晰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年,他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虽然职务变了,但他为文物保护呼吁奔走之心未改。在届内的五年间,他提过许多议案、建议,有些还引起全国人大、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使有关问题得到解决。为了让1982年制订的《文物保护法》适应文保工作的新情况、新需要,从1996年起,国家文物局就组织专家和工作人员对原来的《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于2000年将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相关规定,法律案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三次审议才能付表决,但是《文物保护法》的修订,由于在全国人大常委中存在一些不同意见,直到2002年4月进行三审之后都没能付诸表决。同年6月、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也都没有被再次提出进行第四次审议,眼看距离九届全国人大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四审却迟迟没有动静。当时身为九届全国人大150位常委之一的毛昭晰心里焦急了,就在2002年8月29日上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他找到同样关心文化遗产保护的全国人大常委常沙娜商量后,便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写了一封信,表示急切希望《文物保护法》的修订草案列入第三十次常委会的四审议程,以便促使在本届的常委会出台通过并及时实施。他和常沙娜签名后又请其他50位常委签了名。当天下午,他当面把这封52位常委签名的信送到何椿霖秘书长手上。同年10月28日,《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经过表决,结果以137人参加表决,131人赞成、1人反对、5人弃权获得通过。

最早提出大运河申遗概念的文保专家2014年6月22日,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一个喜人的消息:经过北京、浙江杭州、江苏扬州等大运河沿岸省市申遗部门长达8年的共同努力,闻名中外的京杭大运河(简称大运河)终于被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加上随后入选的“丝绸之路”(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47项,仅次于意大利,稳居世界第二。大运河也是浙江省境内继江山江郎山、杭州西湖申遗成功后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成功,让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市民欢欣鼓舞,击鼓庆祝。在这热闹的背后,为此做出贡献的毛昭晰考虑的是如何在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后,把大运河保护得更好。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浙江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8个省市所属的35个沿河城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700公里。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为发展南北交通,沟通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到大运河申遗,许多人只知道在2005年12月15日,新华社率先摘发了一封《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这封公开信的3位作者是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他们也因这封公开信被称为“运河三老”。在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当中,大运河的综合保护工作得到了世遗专家的好评。而杭州作为大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大运河的综合保护工程开展了十多年,毛昭晰作为核心专家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为大运河的申遗提出了重要建议。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公开信执笔者、《人民日报》记者齐欣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道:其实在公开信发表之前,北京有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杭州有著名文物专家毛昭晰,都已经准确判定大运河申遗势在必行,并用多种方法在多个场合大声呼吁,这些值得尊敬的前辈是我们的铺路人。齐欣记者写这段话是有原由的,因为早在2001年,毛昭晰在写给杭州市委主要领导的一封信中,就率先提出了大运河申遗的概念,比“运河三老”那封公开信提出申遗早了4年时间。毛昭晰患严重的眼疾,左眼几近失明,曾有人称他为“拼命睁眼的人大常委”。在2001年8月13日,为了给全省市、县旅游局局长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演讲,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他备课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演讲时提到几起为了经济效益而破坏文化遗产的案例时,毛先生气愤难捺,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当时未觉什么,隔天感觉眼睛异样,去医院检查,结论是“在眼底疲劳的情况下情绪激动,导致眼底出血”。但这并没使他的性格有所改变。“上天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人,我却拼命要睁开双眼”。果然在同年11月,他出席了“中国杭州运河文化研讨会”,在开幕式的演讲中,他整整用了40分钟时间,讲述了大运河沿岸的桥梁、码头、仓储建筑和历史街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讲到拱墅区内最后一个河埠码头正在被拆除,说到那里最后一个粮仓——富义仓——被写上“全拆”两个大字,说到运河沿岸的一片仍保存着明清至民国时期风貌的历史街区小河直街也将依规划拆迁,他感到非常痛心,竭力呼吁要保护好这些运河文化的重要遗存。一个多月后,毛昭晰在《今日早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小河直街居民因为拆迁找不到过渡房而担忧。“小河直街仍在动迁?!”还在医院里看眼病的他不顾眼睛未好,就在病房里挥笔给杭州市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重申了在研讨会上的意见:“运河文化离不开历史,离不开运河两岸的历史文化遗存,包括历代建造的桥梁、码头、河埠、仓储建筑,以及沿运河两岸的历史街区等等。如果拱墅区最后的河埠头拆掉了、最后的仓库拆掉了、小河直街和拱宸桥西的历史街区被改造成新区,剩下的只是运河两边的钢筋水泥建筑。那么,即使运河的这一段,水再清,草皮再绿,也无法替代古老的运河文化遗存……”毛昭晰及时托人把信送给杭州市委主要领导后,与杭州市委、市政府正在筹划实施的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不谋而合。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将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列入了新世纪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并提出“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2007年,被誉为“最后的天下粮仓”的富义仓在原有的占地范围、用原有的材料、按原有的历史风貌、原汁原味地进行了修复,共有13幢建筑修缮完成。与此同时,小河直街经保护、修缮、整治后也迎回了60%的老街坊,那一片现已成为大运河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典范,成为一道独特的运河文化风景,并为大运河申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表彰毛昭晰对发展文博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1998年在四川省井研县黄石坎发现的一具长17.2米的带有头骨的相当完整的蜥脚类马门溪龙科峨眉龙属的恐龙化石新种,被命名为“毛氏峨眉龙”。2009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前夕,授予毛昭晰等21位(其中北京16位)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博事业、成绩卓著、德高望重的同志“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2010年,他又被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授予终身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