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安静的走 别让我痛苦…”面对生死 协和原院长这样说
“爸，我答应你，到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一定不让你痛苦。”
“好。”
“爸，按您说的，不要菩提树，照片上是我们选的银杏树，您喜欢吗？”
“好！喜欢！”
“我们在树下立一个简单的碑，写上您和妈妈的名字和生辰，好吗？”
“好。再加一个入党时间吧。嘿嘿。”
“如果做透析，还能坚持一段时日。”
“不继续了，我们一起陪着他，安静的走，一切按爸爸的遗愿。”
这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凌锋回忆关于公公的对话。
“我死后，不进八宝山，不要墓地，不要骨灰盒，没有抢救价值时，千万不要折腾，让我安静的走，唯一的一条原则，就是不要让我痛苦。”
在老人95岁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一直心平气和的告诉所有孩子：生死，是平常事。这位老人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崔静宜。
在凌锋的记忆中，公公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让所有人看到的，是对死亡的平和与泰然。而对于凌锋自己，作为一个在“刀锋上跳舞的生死医者”，公公对死亡的态度，是她上过最有价值的人生必修课之一。
北京协和医院原院长崔静宜生前照片。凌锋供图
像孩子一样用轮椅蹒跚学步
带着癌症，也要好好生活
“人活着，要做贡献，人死了千万不要折腾，一定要安静。如果没有救治的必要，一定不要让我痛苦，不管活着还是死了，都要追求幸福。”凌锋指着公公去世一年前的照片说，这是我公公当时对疾病和生死的反复叮嘱。
满头白发的老人精神矍铄，双手拄在拐棍上，眼睛里是不惧世事变迁的泰然。
凌锋介绍，“公公晚年得了好几种癌，肺癌、输尿管透明上皮癌……但是我们商量后决定不给他做特别多的干预，肺癌没有做（处理），与病共存。”凌锋说，公公在坚持没有其他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活了5年。
和很多癌症患者家里的氛围不一样，凌锋说，公公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就要求，他自己所有的疾病必须跟他讲，而且必须讲得非常透。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的治疗和对待疾病。
“公公89岁那年突然发现血尿，后来检查是左输尿管透明上皮癌，请教泌尿专家后，决定用腔镜把左肾、输尿管切除，膀胱切除了一小块。”凌锋在回忆起老人刚刚发现癌症的时候，完全没有其他老人的崩溃情绪，而是直接和孩子一起讨论治疗方法，淡然平和，不畏不惧。
“在做完切除手术后，公公经常念叨，我身体这底子，好着呢！”凌锋说，住院时公公每天按她的要求走1000步。一个月后出院，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走二到四公里，生活极有规律、分秒不差、脑子极好，听力也好。
也是老人的意愿，在后来每检查出一种病症，晚辈都会把病情如实告诉老人。
“在做肾癌治疗时，医生发现右肺有一个小小的肿瘤，但两个手术不能一块做，”家人小心翼翼告诉老人，不过好在肿瘤复查过程中也没有长大的迹象。老人自己就决定，带着它，一起生活。
后来随着年龄更大，肿瘤也开始变大。凌锋说，有时候公公喘不过气但也遛弯，觉得太累就用轮椅在公园和小区里转转，把轮椅当脚去用，像小孩刚刚学走路一样，每次看到90岁的老人还在用整个身体和双手努力操控着轮椅，都能感受得到公公对生的欲望很强，但尽管如此，也依然对死亡看得很通透。
“他自己也说，就是要做斗争，硬碰硬也不怕。”在坚持没有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老人高质量地生存了5年，而且还能够每天都看新闻联播。
凌锋回忆，公公经常说，有事做，有所期待，就是最美好的生活状态。而老人所说的有事做，就是想办法让癌细胞长得慢一点，有所期待，就是虽然带着好几种癌症一起过日子，还是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很多新奇的事想知道，想了解。说到这，凌锋笑着说，他还必看《海峡两岸》。每晚看新闻时都坐得笔直，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生怕别人换了台。
“别折腾，别让我痛苦”
不留遗憾就是最好的告别
“后来，他的肺癌肿瘤长到拳头那么大，只能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从10月入院到同年12月30日离开协和，就在一个躺椅上一会儿仰着一会儿坐着。”凌锋说，活检结果是肺腺癌，不是肾癌转移而是原发。但我们决定不去动它，否则老人会遭受更大打击和痛苦。
为了让公公在最后的日子里减少痛苦，凌锋和公公商量，做气管切开手术，然后用呼吸机来代替身体的呼吸。
“但这样经常会看到他自己的呼吸和呼吸机在打架，我们都能感觉得到老人很难受，特别是在做一些护理、洗澡和吃饭的时候。”凌锋说，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就给他用一些镇静剂。
“当医生要做一些操作的时候，我就打上丙泊酚让他睡觉，他就能睡的不错；等到该吃饭的时候把注射丙泊酚的开关一关，他就很快醒了，吃喝都正常。”
在气管切开后的五个月里，老人意识还很清醒，老人说，“现在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虽然身体上有痛苦，但还能保证正常的生活状态，要是有一天不行了，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让我痛苦。这样你们也不会煎熬和心疼。”
凌锋回忆说，后来又熬过了5个月，公公说不出话来，但是一直伸着三个手指头。
“他的护理员跑来找我说，阿姨你快去看看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趴在他耳边抱着他问，爸，你是不是觉得三个愿望都已经实现了？”
一边说，凌锋也一边比划着三个手指解释道，公公在做气管切开之前就说过他有三个愿望，一是过了元旦，二是过了春节，三是过了95岁的生日。如果这三个愿望都实现了，此生足矣。
听到凌锋问的话，老人一直用力的在点头。
后来老人越来越虚弱，最后肾功能损坏严重没有办法排尿，人也已经昏迷，监护室的医生建议给患者做透析。
“当时我们全家的晚辈都很默契，一起说不再继续做。”作为一位医生，凌锋很明白，经过透析后，整个人会浮肿、苍白、血小板丢失各种可能都有，而且脱相严重。和公公在一个大家庭生活的几十年，凌峰也知道，老人特别注重仪表，到90多岁还按时早晚洗漱，只要出门一定把衣服收拾干净利落，要是人多的场合，都要扎领带。现在他要走了，要让他一样帅气明朗。
家属做出决定后，呼吸机被拔掉，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凌锋和家人一起守着他、陪着他，老人安安详详的走了。
公公滋养的银杏树旁，开满了花
生与死，都该有尊严
“我死了以后，遗体全部做解剖，对医学有用的要全部留下，不要让单位搞追悼会，我也不进八宝山，不进墓葬地，不用埋骨灰盒，找一棵树把我埋到树下，骨灰可以滋养这棵树。”凌锋回忆公公的遗愿时说，在讨论后事时，他意识还清楚，我们提议买一棵菩提树，但是公公不同意，后来我说买一棵银杏树，他说好。买好以后，我拍了照片给他看，他很开心的说，这棵树好，银杏树还能结果实，我喜欢。
“我后来和公公商量，我们就把树种在院子里，树下面放一个小小的碑，这个碑上面写这么几个字：我们悄悄的来，也悄悄的走，留下一片绿庇荫后人，再写上您和妈妈的名字和生辰，您看好不好？”
凌锋说，听到这，老人眼泪开始打转儿，频频点头说好，犹豫了几秒后，老人补充了一句说，碑上要加一句，入党时间，然后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跟着说话节奏指点着，说完嘿嘿笑了起来。
凌锋说，现在晚辈回家，都会去院子的树下坐一会，整棵树周围开满了花。
就像秋天到了树叶旋转落地后的静美一样，老人离开的有尊严、有体面、很自然，这就是最大的福报，也是所有患者在面对生死时最应该有的状态。
“我是神经外科医生，每天的工作就跟生死打交道，很多患者经常是非死即残，我们的工作就像在深井里往外拔人一样，有的人说我们是在刀尖上跳舞，有的人说我们是在悬崖边散步，真的没有这么诗意，每天都会紧张的一身汗，但是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都会尽100%的努力。”
“也有很多患者，已经脑死亡了，但是家属就是纠结在还有心跳，想尽办法救。”凌锋说，心脏在跳是因为呼吸机在吹，呼吸机一停心脏立刻不跳。所谓的心脏还存活，是用机械在延续，它对大脑是没有意义的。
凌锋曾遇到过一个脑死亡患者，家属每天派人轮流在监护室守着。最后花了不计其数的钱，做了干细胞移植和各种化疗，能用的治疗方法都用了，整整熬了3个月。到凌锋第三次去看患者的时候，患者已成了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的“塑料人”，面色铁青、面庞浮肿、口角生疮。
“如果患者自己心里知道，是否会愿意被如此对待？”凌锋感慨，很多家属说是在尽孝心、尽全力，但很多家属忽略了病人的尊严。
为了更科学地判断患者的死亡，凌锋也一直在推进脑死亡标准制定和推广。“从1965年到现在制定了脑死亡的标准后，确切的判断脑死亡的患者没有一个再死而复生。医学可以更科学地判断人的死亡，维护死者的尊严，制定这个标准根本的意义就是为了不做更多无谓的抢救，节约卫生资源，减轻家庭负担。”
凌锋说，在面对生死的时候，他在公公的身上学到的最好的态度就是，只要有机会好好的生活，就决不放弃，一旦没有机会正常生活，相反却要饱受折磨，这样的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
从前的少年手里，是白求恩医学院里拿过的手术刀，也是千千万万个起死回生的生命；后来步履蹒跚了，手里紧握着的，变成了拐杖，直到最后变成了轮椅，就像院子里的银杏树的年轮不停地转，安静、平和。而银杏树上，灿黄的叶子总是摇曳，像极了老人满头白发时，依然深爱这世界的样子。
又是一年春天。银杏树旁，开满了花。（健康时报记者 张赫）
编辑：步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