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忌：我想在小说里关怀不幸的人和人的不幸

南货店，在江南乡下一个叫长亭地方，只有四个人的供销社，供应着周边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甜点、腌货、干果、海味、白酒、布匹、香皂等等。上世纪70年代末，十九岁的秋林来这里做小伙计，店长是马师傅，还有齐师傅和吴师傅。

也就二三十年的光景，小伙计秋林成了店长，走出了小小的长亭，当上土特产公司的经理，但没离开过供销系统。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或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事。

老师傅的生意经，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父子之间的冷漠关系……生生死死和命运沉浮。时代激荡，人们轻声慰藉，柔弱却坚持着价值的底线，坚持不可或缺的爱与尊严。日子就是这样过去的，一代人被轻易地扔进历史的烟云之中。

张忌善于用平淡的语气去讲述俗世的残酷与温情。他是个生于70年代末的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就像是父辈，朝夕相处，却又知之甚少。对父辈记忆的探寻与保留，就构成了长篇小说《南货店》的缘起。在作品中老师傅们的隐忍、坚毅、生活智慧与后生们的懵懂、冲撞、刚烈，共同书写了南货店的接续与传承。

四十年江南物语，被安放在这小小的供销社之中。张忌用干净素朴的南方方言，以南货店为背景，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是乡愁般的“古典中国叙事”在当代的回响。

张忌就生活在江南城镇，浙江宁海，一个小县城，几乎没有文学，鲜少有人听过作家。他安心地生活在此地，进行着无人问津的写作，像那个一门心思学好手艺的小伙计秋林，捆酒瓶、打算盘、卷布匹……也见识各种人情世故，然后一一落在纸上。

《南货店》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近期由中信出版·大方推出单行本。8月，张忌就新作《南货店》接受了《工人日报》记者专访。

我特别想知道父辈身上发生了什么

记者：《南货店》是一个围绕供销社展开的故事，这是一个对年轻读者而言相对陌生的领域，你为什么会选择以此作为小说的载体？创作背景又是什么？

张忌：我觉得陌生本身就是文学选题的一个兴趣所在吧。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供销社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机构，它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问问身边熟悉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跟供销社有关的记忆。这样一个重要的记忆，到了现在，却显得这么陌生，除了物质上的丰富，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可能，这个特别重要。

就如同我们的父辈，我们跟他们朝夕相处，但某一刻，你会发现跟他们如此陌生。除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身份，你其实对他们所知不多。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就是想知道这种陌生感是怎么造成的。

我特别想了解我父辈的生活，2016年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虽然是那么亲近的一个血缘关系，但我对他其实了解特别少。当时我跟父亲聊天，谈到了爷爷的父亲。他告诉我，好像是在一个下雨天，我爷爷的父亲穿着蓑衣去余姚打官司，却一直没有回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最亲近的人其实都是陌生的。我特别想把那一层遮挡的东西给揭开，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上一代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供销社这个身份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跟供销社有那种关系，然后就选了这么一个点，写了关于父辈的小说。

记者：小说的主人公秋林在南货店里练手艺，打算盘、包包裹、打酒，是整部小说最安静的时光，就如马师傅说的，莫太心急，慢慢来。然而这段时间是短暂的。小伙计当了店长，当了文书，做了股长，做到了经理，随着时代经济浪潮的冲击，小说的节奏也在加快。以前有传承的规矩，之后逐渐模糊和丧失。这些鲜明对比的背后有何用意？

张忌：在写这个小说之前，我就有这个设想，它会被处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安静，一部分喧嚣。这个小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节点，就是秋林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这是小说明面上的一个转折，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想法被打开了。这个打开不是掀开门缝，而是突然彻底地打开，各种新的东西汹涌而来。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人其实是特别混乱的，也是特别迷惘的。他知道自己怎么来，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前半部的安静，是因为人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后来，风从八面来，人更多的就是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包括秋林，包括马师傅、齐师傅、鲍主任等等。之前的社会，人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才是对的。后来，这个标准答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往哪里去。所有新的东西，跟根深蒂固的教育和宣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人产生混乱感的最大原因。

记者：小说里面写了很多关于吃、关于物质的内容，并且写得非常具体，比如刚开始的油豆腐，看着很有食欲。然而小说所设置的上世纪七八十年还是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张忌：现在很多的视频、书籍，跟吃有关的，都会很受欢迎。但我感觉，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里，这种对吃的热爱显得有点虚弱。人之所以对食物产生那种巨大的情感，前提是来之不易。像现在这样，只要想吃，找个店花点钱就能随便吃到，那种情感是很难产生的。所以，当我看到现在的那些关于吃的东西，尽管极尽渲染，但我总觉得十分可疑。

再回到小说，小说里面杜家姆妈跟厨师讨论女儿婚宴菜单的细节。正因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所以杜家姆妈才会将婚宴的菜单搞得那样煞有介事。其实你仔细看，归底又有什么好东西呢？无非是些肉食，变着花样而已。香烟，那个时候香烟珍贵。小说里面就有一个细致的情节，很仔细地写了如何获取婚宴上需要的香烟。那时的珍惜，前提都是物资的供应不足。现在物资丰富了，得到物资的代价小了，人对物的情感肯定也就衰弱了。

我想在小说里关怀不幸的人

记者：你从2003年开始小说创作，到2016年长篇小说《出家》问世，再到今年《南货店》。这近二十年间，你是用作家身份在观察时代。有什么属于你的思考？

张忌：我没有刻意的去观察时代，但我喜欢观察生活，我会跟生活保持一个比较热烈的接触。我喜欢跟人打交道，我喜欢尝试我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还是年龄，这个年龄，一个是时间的积累，你多活一年，肯定多一年的经验。另一层是内心感受的变化。你会敏感地察觉身边一些以前你察觉不到的东西，还会关心一些本来与你无关的话题，例如生老病死，比如旧时光，他们开始慢慢跟你发生了某种联系，这都是细微敏感的东西。我感受到了，也就在我小说中表达出来了。

记者：从你的上一部长篇作品《出家》到如今的《南货店》，都在面对一个主题，关于人的困境，有现实层面，也有人的价值层面。评论家金理说，你更在意的，当是芸芸众生，如秋林，看别人大开大合，同时冷静而温和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认同吗？作家格非曾说过“文学照顾的是不幸的人”，在你这部小说中，你想照顾的是谁？

张忌：我觉得能造成困境的，肯定是精神层面上的，而这个精神层面跟物质层面又是很难仔细区分的，或者更清晰的说，困境都是由现实层面带到精神层面上的。

《出家》写的是当一个人解决了物质层面的困难以后，他还能怎么样？最后主人公找到的方法是出家。而《南货店》里主人公秋林的困境是，当时代洪流来临时，他看不清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动性，随波逐流。

格非说的文学照顾的是不幸的人，这句话我认同，也不认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不幸。我从没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一个完全幸福的人。所以我想在小说里关怀的是不幸的人，也是人的不幸。

记者：这些年你的个人风格显得更为成熟，表现在结构、文字、人物安排等多方面。想知道你这几年的阅读、思考以及生活经历是怎样的？

张忌：我现在的阅读变得越来越挑剔。以前，我会为其他一些原因阅读，比如大家在看什么，最近哪个书红，我都会看一些，现在则越来越少。特别是外国文学，尤其少。我是一个文字上有洁癖的人，我喜欢古典文学那种表达方式。一个小说，厚厚一本，几十上百万的文字，从头至尾都是干货，又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叙述腔调，让人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它庞大、复杂，风俗、建筑、食物，各种东西应有尽有，就像南货店里琳琅满目的货架。这对读者而言，是有着不可比拟的吸引力的。

我的生活经历和以前没有太大区别，主要还是在结交朋友上。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跟年长的人打交道，我现在的朋友都是年长的，我喜欢他们身上那些温厚的东西。在写作上，最大的改变，可能主要还是年龄。我写《出家》的时候是三十五六岁，现在过了四十岁，当你四十岁的时候，对于人事的看法和二三十岁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现在表达的就是我四十岁的情感和看法。

文学给我最大的力量就是学会体贴

记者：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有没有写作的迷茫期？文学会给予你力量吗？

张忌：我是一个喜欢反复修改的人，特别是小说的开头部分。就像《南货店》的开头，我改了绝对不少于十遍，终于有一天我觉得它通畅了，腔调找到了，我才开始往后写。

曾经有过写作迷茫时期，大概是2010年前后，觉得突然失去了写作的能力。然后我做了一件事，开始写一个叫《公羊》的长篇。那个小说不是我最好的小说，但对我却是意义特别大的一个小说，我把对小说的困惑在这个小说上毫不隐藏地展开来，然后去直面它，解决它。写完这个小说，我感觉自己在技术上提高了不少。

文学给我最大的力量就是让我学会了体贴。

记者：接下来，你想朝着什么方向继续创作呢？

张忌：我不知道，脑子里有几个题材，还在养的过程中。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些作协的培训活动。最让我受益的是2003年左右，有个作家上课时说的一番话，她说，有了好的想法，不要急着写，让它在脑子里慢慢生长，等它枝繁叶茂，瓜熟蒂落，自然就会写出来了。年轻时，我感受不到这个，总是急于写出来。但现在我慢慢开始变得有耐心了，我会等，这是特别好的经验。

记者：回到《南货店》，疫情期间你完成了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疫情让人们经历一场精神上的破碎和重建，在这段时间创作小说的这一部分，是什么感受？

张忌：其实当时所说的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个结尾。因为那个时候各种情势，各种消息，让你觉得人生是如此虚妄的一件事。一个人在世界上就那样消失了，没有任何一点痕迹留下，让人有种幻灭感。所以才有了悼词那一段的描写，成了小说的结尾。

记者：结尾处，秋林看着玻璃上的自己出神。人活得各有不同，悼词却又没什么两样。秋林觉得毫无意思，将悼词从信纸上撕下来，揪成一团，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戛然而止。为什么在这里结束？

张忌：从某种程度来说，《南货店》是对一个时代的祭奠，一个时代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许，时代这个词语有点庞大，更贴切地说，这种祭奠更是个人意义上的，比如我们父辈的青年时代。其实，我理解的时代更迭就是一代人一代人的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我来说，这就是时代。

结尾的这个点，更主要的是写马师傅这一代人的结束，而对于秋林、卫国这些人来言，在这个时代结束，有些为时过早。在某个时候，我应该还会将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工人日报记者 陈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