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汉奸之名我担不起！
在晚清的对外关系史上，郭嵩焘是绝对绕不开的人物。如果说林则徐是晚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郭嵩焘就是真正思考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并力主“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第一人。
作为大清国的第一位驻外使节，这位来自湖南湘阴，熟读孔孟之道的士大夫，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国人来说，绝对是具有杀伤力的。
在英、法两国的外交官履职中，在对两国的政体、文化、科技、人口等各方面进行认真考察之后，郭嵩焘抛出了一个观点：中华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也有自己的文明，主张废弃中国传统的夷狄论，从思想上平等地看待西方各国，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树立新的世界观，使大清国走上富国强民的新道路。
郭嵩焘
这就在国内揭起了轩然大波，一时之间社会舆论都指向了他，指责、怒骂铺天盖地，那些坚守着“华夷之辨”的封建卫道者们，以及受到愚昧的百姓们，都试图将郭嵩焘打翻在地。
因为他推翻了中国流行千年的思想根本，这也导致了郭嵩焘回国之后的举步维艰，忍受着无数无知之辈的唾沫和白眼。
实际上，在清末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中，能清楚的看到大清国弊端的不止郭嵩焘一个，比如和他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都对如何拯救国家、民族危机有着自己的见解，但郭嵩焘却是看得最透彻的一个。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出山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充满了雄心壮志。因为朝廷支持地方官员进行洋务强国，并下旨筹议兴办洋务方略。
这对郭嵩焘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此前，因为他的性格耿直，不愿意和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在署理广东巡抚期间得罪了两广总督瑞麟，遭到同僚的挤压后，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愤然辞官，回乡讲学去了。
近十年的修心讲学，郭嵩焘对国家面临的困境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朝廷要广开言路，郭嵩焘自然是一气呵成，他将自己对洋务的见解和破局写进了奏折里，交给了大清国的权力中枢，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条陈海防事宜》。
正是这份奏折，埋下了郭嵩焘日后背负“汉奸”骂名的根源，因为奏折中有这么一句话：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富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什么意思？郭嵩焘认为，如果简单地把船坚炮利看成是洋人强大的根本，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西洋的强大在于他们的人才教育体系的优越，只有建立一个完善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至于商业、造船、机器等是建立在人才体系下的补充，只有通过实业才能对人才进行转化，从而实现国富民强。
所以大清国要想强大，光是造船、造炮、造机器是远远不行的，要想真正实现强大，必须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学习西方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经济制度，发展大清国自己的民族工商业！
19世纪的北京城街头
郭嵩焘的言论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此时的清朝正陷入“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中西之争，还有洋务派之间的“塞防论”、“海防论”、“塞海两防并重论”的国防之争。
说到底，大清国的士大夫们都是被日本人给气晕了。
同治十三年三月，公元1874年4月，日本以台湾生番杀害琉球难民为借口，入侵台湾。这虽然是刚走上明治维新的日本对大清国的试探，但却让大清的总理衙门进行了反思。
一个尔搓小国，只因为效法西洋，就敢挑战大清的威严，而大清却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以赔款了事，“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痛定思痛，清政府才会广开言路，针对洋务筹办事宜咨询大家的看法，可见洋务已经势在必行，必须成为国策！
郭嵩焘却因为这道奏折异军突起，成了朝堂下上瞩目的焦点，也给慈禧太后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即向英国派遣常驻使节，代表大清国皇帝，就“马嘉理事件”对英国女王进行一个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以及维系两国正常的邦交。
这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因为此时的大清朝，还停留在“万方来朝”、“藩属朝贡”、“外夷臣服”的宗藩理念，即使被日本敲诈了五十万两的白银，依然没有改变这些人的陈腐观念。所以英国人的要求让大清国的士大夫们尴尬不已，不接受担心洋人发动战争，接受的话又是奇耻大辱，所以让谁去坐这个火山口上的位置让慈禧太后茶饭不思，焦头烂额。
幸而郭嵩焘的出现让慈禧放下心来，因为在她眼里，恐怕没有一个能比郭嵩焘更合适的人了，出身于大清国科举的孔门弟子，对洋人又不排斥，这样的人出去既不会丢了国家的脸面，又能懂得变通，能够解决棘手的问题。
而郭嵩焘也没有让慈禧失望，他坚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认为很多理论上的东西必须要有实践的支持，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找到制夷的策略，“能知详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所以他义无反顾的接受了朝廷的任命！
但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他敢为天下先的做法让自己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些人中，有他的同乡、有他的好友，也有其他立场不一致的人。
如：署理两江总督、湘军出身的同乡刘坤一，指责他：“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而他的好友王恺运也无法理解郭嵩焘，并作出了决裂的姿态：“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不仅如此，聚集在长沙，准备参加乡试的士子们，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名刹上林寺，还要捣毁他在湘阴老家的住宅，并要求开除他的省籍。
19世纪伦敦街头
然而郭嵩焘最难的还不在于这些，他的副使刘锡鸿是一个十足的顽固派，不仅处处和他作对，还给他打上了“汉奸”的标签，并罗列了所谓的“卖国罪”。
看看这个老顽固，列出的郭嵩焘三大罪状：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正常的外交礼节，东方的教养素质，在刘锡鸿“天朝上国”的观念里都成了卖国的行径，这种艰难的驻外使节的工作，让郭嵩焘如履薄冰。
尽管如此，郭嵩焘并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信念，不仅用不卑不亢的态度换取了英、法两国的认可，并通过对英、法两国的详细考察之后，写出了那部著名的《使西纪程》寄给了大清国的总理衙门，为大清国的洋务运动提出了建议，也指明了方向。
只是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因为这本纪实，让他彻底陷入了“汉奸”的漩涡：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
让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摆正自己的心态，摒弃“天朝上国”的思想，放弃“华夷论”的宗藩观念，平等看待西方各国的呼声是很困难的。
“汉奸”之名就这样坐实了，“ 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一心为寻找富国强民道路的郭嵩焘，不得不乞求归国。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郭嵩焘和继任公使曾纪泽做完交接之后黯然回国，然而在他回乡的道路上也不平静，从长沙、嘉化，最后到湘阴，“勾结洋人”、“卖国贼”的谩骂标语贴了一路，上到巡抚，下至百姓，无一不对郭嵩焘进行了人格的侮辱，尽管此时的他并没有解去钦差大臣的官职。
但郭嵩焘并没有因此失去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只是对自己无力改变国家的困境、无力解决民族的屈辱而感到自责，同时对大清国糜烂保守的官场进行无声的抗议，并留下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洋务运动
郭嵩焘的这一生仕途坎坷，脾气的耿直让他无法适应晚清的官场，继而也无法造福一方百姓。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的他，只能在自己有限的圈子里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
作为从封建士大夫群体里出来的人，他并没有曾、左、李、张等人那么大的名气，但在寻求国富民强的道路上，他并不弱于任何一个人，只不过要想以一己之力撼动浑浑噩噩的大清朝堂，无异于螳臂当车！
所以，郭嵩焘的强国梦被破碎，至死都还顶着“汉奸”的罪名而无法洗脱！
在今天看来，刘锡鸿给他打上的所有“罪名”，原本都是一个现代人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文明素养；然而在当时，即使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前，却依旧不被这些封建大佬们所正视，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梦境中无法自拔！
一朝之腐朽可见一斑！
一个人，又怎么能抵得过一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也有少许的同行者！
郭嵩焘，注定只能用先行者的背影来赢得后来者的尊重和致敬，而能洗刷他“汉奸”罪名的也就只有后来者了！
历史会铭记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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