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上古史家最关心的是民族的道德品格

大家好欢迎来到丽水讲历史，历史的功能在于教导美德与惩罚邪恶，这个观点首先由罗马人提出来，并且成了历史写作的标准，而其主要透过激励人心与令人羞耻的例证来呈现。与此相对，在陈述上较具思想深度的希腊观点，代表人物是修昔底德与波里比阿，他们认为历史功用在于提供成败智愚的范例，其重要性仅次于赏善罚恶。

当然，结束杰出的政治或军事公职生涯后转而从事历史写作是相当普遍的做法，波里比阿认为这是写史的“必要条件”，少数的例外是李维。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上古史家对于因果关系以及区别不同类型原因的兴趣相当低，不过修昔底德与波里比阿对这方面倒是很有兴趣。从希罗多德到塔西佗，为了对成败盛衰做出解释，上古史家最关心的是民族的道德品格，这构成了李维作品的中心主题，而波里比阿也承认民族道德对罗马人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这种兴趣与解释以对比的方式呈现，其成分虽然不同，仍有某种共通性：原始的大胆对比奢华；西方对比东方，起初是希腊人与波斯人，之后是罗马人与东方人或主要是希腊人．自由对比奴役；过去对比现在。相同的基本对立可以赋予必要的种族、军事、政治或历史向度，而这些向度通常彼此关联。这种对立常伴随着男子气概与女性阴柔的形容词：奢侈与奴役是没有男子气概的。最后由罗马人将这些无男子气概之物转化成历史衰退的一般概念。

当然，关于历史书写的广泛共识也调和了争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将显著的视角转换加以融合。就前者而言，波里比阿的争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史家对于真实、生动与吸引人的叙事有着各种对立的主张，而关于真实这一点，其对历史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具有普遍共识。而随着时间推移，叙事焦点从希腊转移到罗马，最明显的影响是主题变得比较集中：单一城市支配了叙事，史家不需要从一座城市转换到另一座城市，有时转到令人晕头转向。

建立共同编年史的难题也大幅减轻。然而这种演变也使希腊典型的世界主义丧失，而所谓世界主义是在处理希腊城市之间、甚或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冲突时，一种情感中立的态度。李维与塔西佗是地方观念不浓厚的作家―帝国扩张的主题与反复讨论边疆事务的需求，以及塔西佗投注心力的民族志传统（不过李维仍对蛮族有着刻板印象），确保了世界主义的风格。

但对李维来说，罗马爱国主义凌驾一切，这当然产生一种关注罗马起源的崇古心态。尽管存在着地方史的文类（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但似乎没有任何一座希腊城市像罗马那样仔细而虔诚地看待自己的过去，一般留下的只有高度玄思的系谱与建城神话。因此，在希腊，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不具有相同的功能，相反，在罗马，从萨拉斯特以降，长期道德败坏的概念却建立起来。

帝国时期的塔西佗作品显然带有矛盾的色彩，一方面眷恋久远的过去，另一方面却不认为它有恢复的可能，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李维论及共和国末期的作品上，只不过这些作品已经亡佚。这种眷恋感完全不属于希腊风格。阿米亚诺斯的怀旧性质更是难以衡量，如果怀旧这个用词是正确的话。

他的怀旧并非总是在仔细判断下才将手伸进装了文学暗示、引文与历史上相似事件的摸彩桶中摸索，这种做法就像是指向更为辉煌的过去，但也可能只是在炫耀。世上一直流传着不实的说法，就算以概括或文学角度言之也是一种错误表述，而这些说法被非史学专业者当作是古典史学的一般特征．有时，这些误解源自将修昔底德完完全全视为上古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或者源于粗略地逢释他所宣称的做法。

此外，由于过度主观和无视脉络地从他处加以引用，致使有关古典史学的一些神话、夸大陈述或片面真理被不加批判地宣传出去。虽然有些说法不无道理，但在未经证实下被陈述为一般性的真理，就成了虚伪不实的描述。以下我们将概要地说明这些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