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下册 语文 《老王》分析
（1）默存（mò cún）：作者的丈夫钱钟书的字。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学者、作家，著有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等。
（2）干校（gàn xiào）：这里指”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干部集体下放劳动锻炼的场所。
（3）翳（yì）：眼角膜病后留下的疤痕。
（4）愧怍（kuì zuò）：惭愧。
文章的记叙对象，一个不幸的三轮车夫。因为在北京解放后没有加入组织而落伍，自称自己“没用了”。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他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他物质上艰苦，精神上凄苦。因为是单干户，没有组织，思想上怀有极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老王最大的不幸。老王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愿意给作者家送冰块，车费减半；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担心人家看病钱不够；接受了人家的好处，总也不忘，总觉得欠了人情，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谢。老王去世几年后，作者感到当年对老王的行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文章中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无论是在物质上、生理上，还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个彻底的“不幸者”。可这样的“不幸者”，却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与杨绛相识。他们的相识，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只是局限于“闲聊”，但老王还是极为珍惜这样的一种相识。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一种“珍惜”：“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文革期间，杨绛的丈夫钱先生“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近：杨绛将他视为“熟人”，愿意倾听他的“闲话”；杨绛的女儿也曾“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转；在他为杨绛一家付出一些劳力之后，还总能得到一些钱的补偿。尽管有些时候，“拿钱”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这样的温暖和亲近，让老王孤寂的心灵有了一种安慰。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老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以劳力为生计的卑微之人，本真而质朴的天性使他对有知识的人，总怀有一种别样的敬仰之情，这样的敬仰没有一丝的功利色彩，它全然发自内心深处。于是，老王才在行将就木之际，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香油来送给杨绛。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而那“脚步声”踏响的又是老王另一个意义上的“不幸”。如果说老王既往的“不幸”，都是显性的话，那么这次老王所踏响的“不幸”，却是隐性的。其关键之处在于老王以自己简单的思维方式，将杨绛一家对他的同情心曲解为家人的亲情。他实心实意地做着一切他自己以为该做的事，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那从天而降的相遇，使得他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杨绛交流，可这样的交流也只能停滞在物与钱交换的表层，距离心的交流极远。心的距离，是他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缩短的。
后文写到杨绛的“幸运”，不仅仅是指她与老王两人在物质上悬殊的比较，杨绛的“幸运”首先应该是在她们一家遭逢“不幸”的时候，遇到了老王这种“最老实”的人。老王给予她一家的帮助，可谓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老王不懂得什么是“欺负”，“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在老王的人生字典里，本就没有“欺负”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实地做事。尽管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虽然杨绛也有“不幸”：文革中被冲击，自己下放到干校；丈夫腿走不得路，还得自己烦请老王帮助送医院。但这些在文章中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杨绛写此文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剖析自己与老王相识的点点滴滴，传达她对人生的别样体悟，所以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这样的一篇短文中详尽地表述。杨绛同情老王际遇的“不幸”，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帮助老王。在她看来，老王已经够可怜的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点儿便宜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对人和对事上都坚守着一种原则，那就是决不欠别人的情。在她的心目中，老王与“别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对老王的付出，总是物化为用金钱给予回报：老王给她家送冰，尽管老王说“车费减半”，可她坚持不减；老王送钱先生去医院，“坚决不肯拿钱”，可她“一定要给钱”；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将结束时，给她送去鸡蛋和香油，她还是“拿钱去侮辱他”。它让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写此文时的一种别样心境，意蕴深远。杨绛没有能领悟老王的心思。其实那个时候，她也无暇去领悟，因为，那时杨绛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出于一种本能，她“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我想，任何人对杨绛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候的举止，都没有理由非议。事情的结果，自然是老王无奈地接受了他最不愿意接受的“钱”。从这一个细节中，不难看出当时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一种隔阂。这样的隔阂，在文章中还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后一次去杨绛家的“十多天”后，杨绛与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对话：“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与老王有着隔阂的还不仅仅是杨绛老人，即使是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着隔阂，虽然两类隔阂的意义有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