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子弑母：总有一种恶刷新你的想象力

2019年4月21日，“弑母”的北大学子吴谢宇，在重庆江北机场乘机时被捉拿归案。警方从其身上搜出30多张身份证，靠网络购买的这些身份证，三年来他一直在国内活动。

终于被抓了，三年了，终于被抓了。

事情发生在2016年。2016年3月3日，福州警方发布了一则悬赏公告，当地警方在福州一所中学教职宿舍内发现了一具女尸，系为该校职工谢天琴，而她22岁的儿子吴谢宇则是此案的重要嫌疑人，警方悬赏万元通缉。

“北大”、“弑母”，这两个敏感词汇迅速引起社会各界对这个案件的关注，成为那段时间当之无愧的“头条”。在众人的认知里，这两个词怎么看都联系不到一起去。而也正是因为犯罪嫌疑人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学子，他才用超出常人的理智与反侦查意识，涉嫌犯下了丧尽天良的弑母大案。

不禁感慨，这是一个恶刷新你的想象力的恶。

更让人不解的是，吴谢宇弑母后面不改色心不跳，7个月以后才开始自己的逃亡之路。所有的一切显示吴谢宇早有杀心，作案现场布置缜密，弑母蓄谋已久。

在同学们眼里，吴谢宇是一个成绩优异，待人友善的人。“神一般的存在。”这是多位同学不约而同的评价。从小，谢天琴便以儿子为荣：中考第一、北大学子、GRE成绩全球前5%……

一个在他人眼中如此“优秀”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邪恶”呢？学子弑母，触目惊心的背后，更多的是人性的丑陋和野蛮。

为什么会有人如此“恶”？

其实，说到杀亲，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少见。从今年发生的湖南沅江12岁少年弑母，再到之前澳洲华裔高材生弑母、留美博士杀亲等案件看，弑亲者从未成年人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自绝于家庭和社会？为了什么能对最亲近的人痛下杀手？

有人分析说，是因为作案者都生活在被寄予了“高期望”的环境中。

某种程度上是的，像澳洲华裔高材生弑母事件中，当事人就是被母亲要求事事都只能成功。12岁沅江少年弑母，是因为母亲在学习上管的太多；吴谢宇弑母，是因为母亲一直在操纵他的人生……

可是这种情况，在中华文化圈里不是很常见吗？有谁敢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被父母逼着学习过，有谁没有被寄予了“高期望”的环境中，可为什么就是他们做出了弑母的举动呢？如果仅仅把原因归结在父母管教、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方面来说，是不是有推卸责任之嫌？

像本案，即使“弑母”罪行成立，其实在数据上都是最极端、最少见的那种犯罪现象。你怎么可以拿一二孤例去总结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来呢？

建国以来，70年了，试问到底有多少起弑母案，特别是大学生弑母案？这么特例，如何归纳社会成因？

所以关于此案的各种“归因”，因为事实的尚未明了，因为案件的过于极端性，实际任何总结，都是难以成立的。

对于这样极端、触目惊人到超越我们心理承受能力的案件，我们都不能只是吃瓜群体。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也许到最后我们都不会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追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啦？也许他就是一个偶然的个案。但依然值得我们去反思、去盘究，也许结论并不正确，但我们毕竟思考过。

有一点应该可以取得共识：这并不是针对该案，而是由既往的“高材生杀亲”之类极端个案提炼的共性特征。而这样的共性特征对社会各方包括家长也是提醒：多关注孩子在成绩等外在表现下的“另一面”，多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增强其自我情感调适能力，很多时候，人格健全度也成绩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