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报仇的维持死刑 弑母的北大学子会被重判吗？法律讲不讲情理

最近有两个案子的关注度持续增高，这两个案子都与母亲有关：为母亲报仇，连杀三人的张某某（以下简称Z）被二审法院维持死刑判决；逃亡1380天，买了30多个假身份证的北大学子吴某某（以下简称W）因涉嫌故意杀死自己的母亲被捕。

这两个案子的案情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很难不引起人的注意和思考。为母报仇的Z，即使有自首的减轻情节，却依旧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注意非死缓）；在外潜逃的学霸W被警方列为重大嫌疑人而抓获，“虎毒敢食母”早已成为民间口诛笔伐的对象，所有媒体都在挖空心思想要知道W弑母的真正原因，并一致要求严惩W，能重判一定重判。

因W的弑母案尚在侦查阶段，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我们还是要等待案子走完司法程序，才能知道W的判决结果。我们先假设一下，W如果真的弑母，他会比普通杀人案得到更重的判罚吗？换句话说，法律会因为情理而改变吗？

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这两个案子的案情：

1.Z为母报仇案：

Z13岁的时候，母亲因琐事与王小一、王小二产生争吵并厮打，王小二（案发时未满18岁）拿起木棒击打Z母亲的头部，致其重伤后死亡。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王小二7年有期徒刑；

2018年2月，打工回家的Z看到王父、王小一、王小二准备上坟，Z拿起刀先连捅王小一、王小二数刀，后又捅王父数刀，导致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抢救无效死亡；

两天后，Z去警局自首，2019年1月，一审法院判Z死刑，Z上诉，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Z的姐姐陈述Z杀人原因是他们认为王小一打死了母亲，却让王小二去顶罪。

2.W弑母案

2015年，W将母亲杀死在母亲的住处

2016年，春节前夕，W给舅舅发短信引起怀疑，舅舅报警

2016年2月14日，警方在母亲的住处发现了W母亲的尸体，被包裹了100多层塑料布，并放有活性炭在内，认定W有重大作案嫌疑；

2019年4月21日，W在重庆江北机场被抓，随身携带了30多张身份证；

两个案子都没结案，一个在最高院的死刑审核之中，一个还在侦查阶段。微言先不讨论Z和W的最后结果如何，只是提出一个自问自答的疑问：法律应不应该讲情理？

如果有些人接触过从事司法工作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或者真正在现实中打过官司，就会发现这些人之中的大部分人好像都不讲什么情理。无论你问什么问题，他都是一本正经地回答你。法院的判决，就是经过这些人的手，经过一步一步严格的侦查、审查、起诉、审理阶段，最后形成一个判决。

从事法律的人不讲情理，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法律不讲情理，所以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也没法讲。

如果单说“法律不讲情理”这句话，肯定是错误的观点，但如果把他放到司法实践之中表述，就没有不妥之处。

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合理、符合正义标准的大多数情理，以条文的方式固定下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社会中约定成俗的情理，已经写在了法律条文之中，法律的实施也是在贯彻执行这些情理，让社会得到正义。

而那些不合理的、或者应该由道德力量去约束的情理，法律制定者认为没有必要将它们列在条文中。

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有它的问题：人们的正义观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社会的情理也是随着整个文明进程的推进而改变，还有一些传统的准则，在一般人看来也有可取之处，但这些都不能很快的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导致了法律与情理的矛盾。

正如本文提到的两个案件，杀母之仇不可不报，这在以前漫长的封建历史上，都是可以被谅解或者从轻的，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杀父母的仇，只能国家来替你报，你不能亲自动手。Z就是因为亲自动了手，才让自己也陷入了法律的追究范围之内。别人杀了你的母亲，你杀了别人的父亲，在法律看来，都是不被准许的。

虎毒食母，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了，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父母之恩大于天，不报恩也就罢了，竟然还要弑母，这就犯了中国人的大忌，所以民意会要求加重处罚W。而在法律看来，如果你实施的犯罪形式一致，犯罪对象是你的母亲，还是陌生人，其在法律上的评价应当是一致的，“同案同判”一直是法律实施的原则之一。不会因为你杀的人是你的母亲，法官就会刻意加重你的刑罚。

在当下的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很强大的舆论观点——过度报复。正如你打掉我一颗牙，我就非要打掉你两颗，你杀死我家一个人，我就非要杀死你家三个人。这种过度报复在心理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法律上是不符合要求的。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法律惩罚的一项基本理念，你打掉我一颗牙，我要求法律帮我实现让你等同于掉一颗牙的痛苦。

所以，为母报仇的Z，并不能仅仅因为他的动机符合常人的伦理观点，就给他减轻处罚，弑母的W，在未来可能的判决中，也会像其他涉嫌杀人的案件一样对待，不会因为他杀人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可能加重他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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