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不尽的北京城——国子监和孔庙

国子监、孔庙和雍和宫只隔一条大街，但比起雍和宫的香烟缭绕和人头攒动，国子监、孔庙要冷清得多，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游客更是稀稀落落，鲜有旅游团到来。因为中午要赶火车返程，8点多一点我就来到了国子监和孔庙所在的国子监街。国子监和孔庙各有独立的入口，内部有通道相连，但网购的门票只能在国子监大门刷三维码进入。

国子监街在清代称“成贤街”，又叫“国子监胡同”。国子监街东口、西口和国子监大门两侧共竖有四座一间式彩绘冲天牌楼。

孔庙大门东侧，国子监大门西侧，各有一通“下马碑”。国子监街是北京仅有的一条保有四座古牌坊的街路。孔庙大门旁的这通下马碑是北京城内现存八通古下马碑之一，其它七通分别在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和历代帝王庙门外。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南北布局，共有四进，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为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和敬一亭。

集贤门是国子监的大门，面阔三间，有前廊，灰瓦悬山顶，两侧为八字照壁。

大门内东西各有一座建于明代的井亭，其井水初为国子监师生的饮用水，辟雍建成后则成为环绕水池的水源。

第二道门称太学门，面阔三间，明间开门，隐门上方悬“太学”匾额。

进入太学门，迎门即是国子监的标志性建筑琉璃牌坊。该牌坊修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柱三间七楼庑殿顶，在汉白玉基座、拱门、红墙之上，以主色调为黄绿色的琉璃贴面勾勒出牌坊的木构架部分，上覆黄色琉璃瓦，色彩绚丽，富丽堂皇。这座牌坊是北京唯一为教育和教育机构竖立的琉璃牌坊，也是北京仅有的不属于寺庙的琉璃牌坊。

正面坊额“圜桥教泽”和背面坊额“学海节观”均为乾隆帝御题。

从牌坊中间的拱门过去，右手边可见一尊面朝牌坊中间拱门的鳌头塑像。只塑一尊鳌头，而不是左右各一，是取“独占鳌头”之意。

这座牌坊还有一个名字叫“龙门牌坊”，含义应该包括真龙天子由此入辟雍讲学、御题坊额、入太学将为日后金榜高中越过龙门奠定基础等多重。

继续北行，道路东西各有一座重檐攒尖顶碑亭。两亭内的御碑正面均刻乾隆帝亲撰的《国学新建辟雍环水工成碑记》，主要记述辟雍建置情况和史实依据，东碑为汉文，西碑为满文；碑阴皆镌乾隆帝的读经心得《三老五更说》，东碑为满文、西碑为汉文。

东碑的东西两面也有文字，东为乾隆帝御书《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西为董浩奉旨所书的《张廷玉三老五更议》。这里提到的董浩，就是嘉庆朝主持编纂《全唐文》的那位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

碑亭再向北，是国子监的核心殿堂辟雍。

辟雍为方形，水池为圆形，廊柱外方内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思想的体现。

辟雍始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比琉璃牌坊晚了一年。辟雍主体建筑为方形，坐落在汉白玉基座上，重檐攒尖顶样式，覆黄色琉璃瓦，四面开门，环廊为双柱，外方内圆。二层檐下悬乾隆帝御题“辟雍”九龙斗匾。辟雍周围环以圆形的水池，水池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建有石板平桥与辟雍的四门相通。辟雍为方形，水池为圆形，廊柱外方内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思想的体现。辟雍周已有之，其时的青铜器“麦尊”上即有“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击大龚禽，侯乘于赤旗舟从。”的铭文。西汉以后各代均有建设、使用辟雍的记载，但元、明两代对辟雍史无记述、存无实物。乾隆帝提议重建辟雍时，领命的大臣们颇感为难，因为无人知道这辟雍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酝酿”，各路高人主要依照东汉李尤《辟雍赋》中“辟雍岩岩，规矩圆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的描述终于搞出了辟雍的建造方案，并得到了乾隆帝的首肯。时任工部尚书刘墉奉旨督造，一年乃成。辟雍建成后的第二年早春，在辟雍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乾隆帝首次“临雍讲学”，当日听讲的王公大臣、国子监学生和朝鲜使节等估计有4000多人。

二层檐下悬乾隆帝御题“辟雍”九龙斗匾。

进入殿内，我们会发现，大殿采用斜角架梁设计，去处了影响视线的立柱，殿内空间更显宽敞。据说，大殿最终采用斜角架梁设计还是听取了时任户部尚书和珅的建议，该建议不仅使设计更为合理，也使国库少支出了4400多两银子。看起来，刘墉和和珅这对老哥们儿不光是斗嘴儿，互相拆台，在一些问题上还是能彼此提出并接受合理化建议的。

殿内正中设宝座，也就是皇帝的讲台。两侧对联为“金元明宅于兹天邑万年今大备；虞夏殷阙有间周京四学古堪寻”。从这副对联中，我们可以读出乾隆帝在建成辟雍这一国家形象工程后的志得意满和洋洋得意。

宝座上方悬乾隆帝亲题匾额“雅涵於乐”。

南边梁枋上是道光帝御书匾额“涵泳圣涯”，东边梁枋上的匾额“万流仰镜”则是咸丰帝的手笔。咸丰之后，国家日渐衰败，同治、光绪、宣统三位皇帝已经没有为辟雍题写匾额的雅兴，以致辟雍大殿内北、东、南三面均有御匾高悬，唯有西面空空如也。

东边梁枋上的匾额“万流仰镜”则是咸丰帝的手笔。

辟雍大殿西侧池水旁有一棵主干向南弯曲的古槐，这就是有名的“罗锅槐”。相传，辟雍建成后，乾隆帝驾临视察经过此树，以树的“罗锅”来和伴驾的刘墉开玩笑，后人据此给这棵树取名“罗锅槐”。

绕过辟雍大殿，后面是面阔七间悬山顶上覆灰瓦的彝伦堂。彝伦堂在元代称“崇文阁”，是学校的藏书的地方。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重建，改称“彝伦堂”。

“彝伦”一词语出《书·洪范》“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意为常理，常道。在未有辟雍之前，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来国子监讲学均在此设座。

檐下的匾额“彝伦堂”为康熙帝书写。

堂前低矮的平台称“灵台”，或“露台”，是国子监学生列队、集会的地方。以国子监上千学生的规模来衡量，这个“操场”似乎有点小。

月台东南角设有日晷

月台西南角立有一块横碑。仔细辨认碑上模糊的文字，约略看出是夏侯泰初的名篇《乐毅论》，书者为王羲之，临者为元代书法家赵孟。夏侯泰初，名玄，三国时期曹魏人，文学家，玄学早期领袖。

灵台西侧一个砖砌花台里有一棵两分杈古槐，据说为元代第一任国子监祭酒许衡所植，树龄已有近800年。相传，到明末时此树已经枯死，但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初夏，也就是100多年后，此树突然萌发新芽，枯而复荣。当时恰逢乾隆帝生母60大寿，枯树新荣被视为吉兆，这棵古槐因此得名“吉祥槐”或“复苏槐”。乾隆帝为此还特意赋诗一首，名曰：《御制国学古槐诗》。

彝伦堂和辟雍之间的孔子铜像非国子监原物，为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在1993年捐建。在国子监这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容纳这种捐建，总给人以不合时宜的感觉。

彝伦堂东西各有三间厢房，东厢房称“绳愆厅”，是训导和惩戒违规师生的部门；西厢房叫“博士厅”，是主管教学的博士的办公室，元代著名学者、诗人虞集、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袁中道、清代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等都曾经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

绳愆厅南、博士厅南，各有3栋33间硬山顶教室，东边的3栋自北而南分别称率性堂、诚心堂和崇志堂；西边的3栋自南而北分别称修道堂、正义堂和广业堂。其中，广业堂、崇志堂、正义堂是初级班教室，诚心堂、修道堂是中级班教室，率性堂是高级班教室。从教室的设置看，当时的国子监是有淘汰制度的，而且淘汰率相当高。

现在东三堂被辟为展室，展示内容包括国子监历史、中国科举制度等。

修道堂的大门也挂着棉门帘，我挑帘进去，发现是售卖旅游纪念品的地方，略作停留，即转身出来；里面几个售货员看我的诡异目光让我好生纳闷。

敬一堂所在的院落没有开放，返回国子监大门，从“持敬门”向东进入孔庙。

北京孔庙是中国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第二大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宣德、嘉靖、万历年间分别修缮大殿，添建崇圣祠，是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官方祭祀孔子的场所。

孔庙的大门称“先师门”，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

大门隔国子监街路南，是一座八字照壁，同样是黄色琉璃瓦歇山顶。仅从这门楼、照壁样式和覆瓦来，孔庙的规制要比国子监高出许多。

大门内共有三进，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有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及崇圣祠。

进入大门，最夺人眼目的是道路两侧分四组密密麻麻排列的198通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

在这198通石碑上，刻有51624位进士的姓名、名次和籍贯，其中包括于谦、张居正、王阳明、严嵩、汤显祖、徐光启、史可法、袁崇焕、纳兰性德、刘墉、纪晓岚、翁同龢、康有为、张之洞、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谭延闿、沈钧儒等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

院西有两座四角重檐歇山顶御碑亭，南亭内是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刻立的“敕修文庙碑”，北亭内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刻立的是“御制平定回疆，剿擒逆贼裔，告成太学碑”。

南亭西侧有一棵奇特的古树，下半截是柏树，上半截是桑树，据说是飞鸟衔来的桑树籽偶然落在已经中空的柏树干里生长而成，故名“柏上桑”。

院东也有一座御碑亭，内为“御制新建太学碑”，刻立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这是北京孔庙内唯一的明代御碑亭，因是前朝御碑，所以碑亭用绿色琉璃覆顶。

“大成门”是孔庙的二门，面阔五间，单檐庑殿顶，明、次间开门，两梢间各置钟、鼓。

门廊东西倚壁各有五只石鼓，这十只石鼓为乾隆年间仿照周宣王石鼓镌刻而成。

周宣王石鼓于唐贞观元年（627年）在陕西凤翔（今宝鸡）被发现，其上所刻大篆因此被称为“石鼓文”。这些石鼓文记录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文物”，是中国九大国宝之一，与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利簋、《孙子兵法》竹简、陆机《平复贴》、韩滉《五牛图》、北宋真珠舍利宝幢、定窑孩儿枕、渎山大玉海同列。周宣王石鼓原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墙壁上为鼓上大篆文字原文和译文

东侧石鼓旁立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御制《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碑，西侧石鼓旁立有清代书法家张照草书唐韩愈《石鼓歌》，碑额“瓌词神笔”为乾隆帝御书。张照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藏书家、书法家、戏曲家，曾官至刑部尚书。

门前台基东西两侧各有一通罩在玻璃罩里的古碑，东面一块为“孔子加号碑”，西边一块为“加封四子碑”。

“孔子加号碑”立于元至元二年（1336年），上刻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加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加封四子碑”则记述了元至顺元年（1330年）元文宗加封孔子父母及夫人为“启圣王”、“启圣王夫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加封颜渊为“复圣”、曾参为“宗圣”、孔伋为“述圣”、孟轲为“亚圣”的有关史实。

大成门前的丹陛石

门前的孔子雕像不是原有的，据说是来自一位中国台湾籍人士的捐赠。

大成门内左右分列24戟，是规制最高的“戟门”。

过大成门，就是大成殿所在的第二进。这一进院的东西两庑被辟为展室，正在举办“大哉孔子展览”，展示内容为孔子生平、思想及在海内外的影响。

中间甬道两侧东六西五整齐排列着11座重檐歇山顶御碑亭，碑文除记录孔庙修葺、祭礼等活动外，主要记载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南征北战，平叛诛贼，维护国家统一的丰功伟绩。

高居台基之上的大成殿，面阔九间，重檐庑殿顶，覆黄色琉璃瓦，镇瓦兽九个，前出月台，在等级规制上仅次于故宫太和殿。

大成殿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始用青色琉璃瓦，清乾隆二年（1737年）改用黄色琉璃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将七间三进改为九间五进。

檐下“万世师表”匾额为康熙帝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亲题。

殿内正面主座设孔子牌位，左右为颜渊、孔伋、曾参、孟轲四大弟子的配享牌位。

东西两山为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等十二哲的牌位。

孔子牌位上方的匾额“道恰大同”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手书，清代康熙帝之后的八位皇帝的御题匾额分列左右。

在清代十位皇帝中，康熙、乾隆两位题写的匾额最多，而末帝宣统，也就是溥仪题写的匾额则最为少见。

偶然看到几张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在1862到1872年间拍摄的照片，发现现在挂黎元洪匾额的位置挂的是康熙帝的“万世师表”，而大成殿外檐下只有“大成殿”殿额，并且是满汉两种文字。

大成殿月台右侧有一棵树龄已近800年的古柏，和国子监里的“吉祥槐”一样，也是国子监祭酒许衡所植。相传，有一次明代奸相严嵩代皇帝祭孔从此树下经过，突然狂风骤起，摇曳的树枝挑落了严嵩的官帽。后人据此给这棵柏树取名“触奸柏”。

大成殿背后是孔庙的第三进“崇圣祠”。崇圣祠由崇圣门、崇圣殿和东西配殿组成，与前二进院落分割明显，自成体系。

该祠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是祭祀孔子五代先祖的家庙；清乾隆二年（1737年）重修，并将灰瓦顶改为绿色琉璃瓦顶。

主殿崇圣殿又称“五代祠”，殿内供奉有孔子的五代先人木金父、祈父、防叔、伯夏、叔梁纥的牌位及配享的颜渊、孔伋、曾参、孟轲四位先哲之父的牌位。东西配殿内奉祀程颐、程颢兄弟、张载、蔡沈、周敦颐、朱熹六位先儒之父。现在崇圣祠被用作《大成礼乐》的演出场地。

在大成殿西北一个非常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大门上挂着一块蓝底金字“乾隆石经”匾额。走近一看，发现匾额的题写者是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平心而论，莫言的书法非常一般，几个字写得磕磕绊绊，实在是有辱斯文。莫言书写的“乾隆石经”匾额还有一个自左向右的版本，其字更为不堪。

进入这个不起眼的大门，发现里面是个竖立着190多通古碑的碑的世界。

这些古碑的主体是“乾隆石经”。所谓“乾隆石经”是指完成于乾隆年间的一部石刻“十三经”。“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和《孟子》等13部儒家经典，63万余字。“乾隆石经”所用的底本由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12年完成，刻石工程始于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告竣，用时超过半个世纪。

除了“十三经”碑，这里还保存着其它一些古碑，譬如康熙帝为河南开封禹王台题写的“功存河洛”、康熙御书大学碑、乾隆御书十四方石碑等。

康熙帝为河南开封禹王台题写的“功存河洛”

国子监和孔庙算不上“好看”，但绝对属于耐看的景点。作为中国家长有必要带孩子来看看，最好在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