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与诗歌的玄言思想
面对社会现实，思考生与死 魏晋时期人们的人生观与前代相比，发生巨大变化，战 乱以及政治迫害是人们人生观改变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的 社会动荡极大地冲击了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儒家所倡导的 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努力提升自 身修为达到“平天下”的最终理想。
在儒家生死观中，生的 价值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死作为与生对立的另一端却 被忽略，即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的人本主义，是儒家学说的唯一基础。战乱使儒家贵 生的生死观难以站住脚，死亡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玄学的生死观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嵇康和阮籍为代 表的自然论，主张脱离现实以追求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另 一种以郭象独化论为代表，主张每个个体都是对立的，各自 封闭成一个小系统，只需脱离矜夸和贪婪，在有限的生命中体悟生活，陶渊明也正是这一类型。
陶渊明生于乱世， 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对当时的社 会深恶痛绝， 而以退居归隐来抵御社会的浑浊，但他并没有 像嵇康、阮籍那样彻底归于玄远虚无， 而是以真诚的人生态 度对待时代的虚伪。他求安避患， 抛弃“名教”, 却又面对 现实和人生。“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4]陶渊明正视 生的虚幻性，肯定死的必然性，“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 无”（《归园田居·其四》）。“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 然”（《连雨独饮》）。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 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释》）。在这些诗句中能 看出来陶渊明对生死的看法以及对体悟自然的努力。
现实的悲哀与生死的不可抗拒，促使陶渊明从有限的生命中寻找解 脱的态度，既然死是不可抗拒的，所以索性以一种自然的态 度坦然面对，“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 复独多虑”。对死亡的肯定使陶渊明更加重视现实生活的乐 趣，他在《饮酒二十首·其三》写道：“有酒不肯饮，但顾 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能看出陶渊明抱持一 种达生贵我的态度，既然生命有限，所以他在处世之中更注 重跟随自己内心，“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 二十首·其八》）。陶渊明的生死观有着深刻社会历史性， 社会现实与玄学思潮从不同角度影响了他的诗作。
注重精神自由，强调养生修为，魏晋玄学家出于保养身心的需要极力推崇养生。他们崇 尚自然，追求身与心的调和以及服食养生，何晏就曾带头服 食丹药。这一时期倡导养生的代表有嵇康，他在《养生论》 中主张：“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 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 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只要节制欲望保养身体， 清心寡欲就可以“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总之就是要 顺应自然之道。
与他的观点相反，向秀认为顺应自身的欲望 才是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 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食滋味，以宣五情；纳御 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 也”。 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集中体现了他的养生观，他在 《形赠影》中将草木与人对比，感叹草木可以冬消春长，但 人只有一世，不相信有“腾化术”，主张“愿君取吾言，得 酒莫苟辞”，如此看来他的主张类似于向秀。而《影答形》 则体现陶渊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理，“立善有遗爱，胡 为不自竭”。“形”有消逝的时候，但是立功立言的“影” 却可以长存，立下的名声可以在形体消逝之后继续流传后世。
然而陶渊明的兴趣在于田园，对于功名利禄是不屑的， 所以在修养精神的方面，更加注重自由，所以在《神释》中 他表达了自己还是选择精神上的无拘无束：“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对精神世 界的要求与前代玄学家相比，陶渊明的养生观更加注重精神上的修为，而不只是像嵇康和向秀那样着重强调欲望的问 题，陶渊明的养生思想与前代玄学家是一脉相承的。
直面理想与现实，抒个人与时代之悲 陶渊明本是“性本爱丘山”之人，由于生计或建立功 业之心所使，曾几次出仕，他不愿屈从于种种与己相违的 现实，所以总是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陶渊明受儒家影 响很深，内心深处有着建立功业的出世理想，“忆我少壮 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 五》），虽然魏晋时期原有的名教体系受到极大冲击，玄谈 盛行，但儒家思想对士人们的影响依然深刻。
陶渊明的独特 性格与坎坷经历使他有意或无意地思考玄学中的各种问题， 玄学一大主题是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个人与时代的交 汇点上陶渊明不得不在“越名教而任自然”或是维护名教中 做出选择，如果选择“越名教而任自然”则违背自己入世思 想和精神，如果选择名教则又会“世与我而相违”。陶渊明 最终选择了可以顺遂自己内心的生活方式，两种思想占据着 陶渊明的内心，即使归隐，他也始终对个人理想与社会有着 深深的焦虑，他的诗中可以看到对事物变迁之哀思。与前代 的淡乎寡味近乎说教的玄理诗所不同的是，陶渊明作品中玄 理的痕迹大大地淡化了。
一是语言艺术发展到陶渊明这里已 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备受诟病的玄言诗恰好可以在此时进 行本质的转变；二是陶渊明的儒学思想根深蒂固，在诗作中 与玄学思想中和，即使诗中蕴含着玄言，也是较为弱化的状 态。 陶渊明早年有着强烈的功业理想，只是现实的黑暗使他 极度失望，“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志 欲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他心中的“道”难 以实现，陶渊明心中难免有对社会现实的忧虑，这种忧虑加 上自身的困窘又促使他向往上古传说中的理想社会。他在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写道：“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 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陶渊明对人生的迁逝之感 体现在自身垂垂老矣却一事无成之中，他一面怀疑自己“良 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与殷晋安别》），一面又感到 岁月已逝容颜易老，“市朝悽旧人，骐骥感悲泉。明旦非今 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岁暮和 张常侍》）。“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杂诗十二 首·其七》）。诗人对人生的变迁之悲很多体现在《杂诗 十二首》之中，他的人生之悲有时表达得十分凄凉，“日月 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 十二首·其二》）。
同时季节的变迁亦使诗人生发感物之 情，“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 焦”（《己酉岁九月九日诗》）。日运月旋，寒风落叶，内 在地迁逝之悲和外在的景候变化的结合，使得渊明同建安、 正始、太康诗人一样，有物变惊心之感。 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与诗歌的玄言思想 在陶渊明的一些诗歌和辞赋中，多处表达对远古之世的 深切向往之情，“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羲农去 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望轩唐而永 叹，甘贫贱而辞荣”（《感士不遇赋》）。陶渊明的思想受 儒家与道家的影响颇深，在躬耕田园的过程当中，加深了对 道家所赞颂的原始社会和谐的认同，“黄唐”、“黄虞”、 “羲农”、“轩唐”等都表示上古的原始时代。陶渊明有时 在诗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上古的向往,“遥遥望白云，怀古 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
陶渊明对上古社会的向往 之情往往简单又朴实，“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 所思，朝起暮归眠”，陶渊明向往上古社会的朴素自然，显 然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 足，抱朴含真”（《劝农》）。陶渊明诗文中透露出来的这 种慕古倾向，表明诗人对生命原初的真朴境界的追慕、对人 类童年时代的向往之情。可以说，陶渊明的思想虽然受到 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但作品中主要还是道家思想，这也 就是为什么陶渊明的隐逸诗中多能看到玄言成分。陶渊明在 田园生活中以宽广的情怀拥抱自然，在躬耕的农事中体悟远 古先民的生活方式，他的归隐不是消极避世的归隐，而是基 于理想，同时融会诗人对社会及人生的体悟从而做出的一种 生活方式的选择。他将永久地为后世确立一个躬行“安道苦 节” 终极目标和营构出独特生活境界的人生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