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医师节︱心外科医生 毫厘之间架起生命之桥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陈宁 通讯员 史俊 宋黎胜

崔勇在手术中。 浙江新闻客户端 通讯员 史俊 摄

这是人体内最精密的“仪器”——一天10万次的跳动，每跳动一次，都伴随着瓣膜的开合，片刻之间，血液流过1.5毫米的管道，向全身进发。

成年人的心脏只有拳头般大小，它却“掌管”着关于生命的一切。有人形容心胸外科是最具挑战、最高难度的医学领域，一台较复杂的心胸外科手术往往持续5-10个小时，在这期间，手术刀下的“战场”只在毫厘之间。

近日，记者走近浙江省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崔勇，在跟踪采访的24小时内，他是无影灯下有着精巧双手的主刀医师，是绿色通道旁匆匆而过的身影，也是休息片刻说起女儿莞尔一笑的父亲。

这是一名心胸外科医生平凡的一天——

“成为心胸外科医生是最骄傲的事”

早晨7点，崔勇准时来到省人民医院1号楼24楼心胸外科病区。此时距离医院的交接班时间还有40分钟。

披上白大褂、带好口罩、拿起病案本，从事过这一系列必要而调单的动作之后，崔勇走向重病室，此时不到7点10分，窗外，这座城市才刚刚苏醒。

重病室门口，一位头发花白的病人正在复健，见到崔勇后，她挪着脚步缓缓向前：“崔医生，原来的病房有点吵，我睡眠不好，方不方便换一间？”

崔勇拿起手机向科室报备调整病房，很快，病人的烦恼解决了。

“对医生而言，一身白大褂就是责任，他们有困难我想我都会尽力。”崔勇这样和记者说道。

病房里很安静，氧气输送声、呼吸机的滴答声交错着，一起一落间，像是心脏跳动的的旋律。

崔勇走向窗边的床位，身高超过一米八的他俯下身子，向病人询问着今天的身体状况。

“咳嗽厉害吗？”“有力气就尽量下床走走。”

在心胸外科，病人们多经历过开胸手术，身上都有5-10厘米正在愈合的刀疤，由于恢复周期长，不少人在手术后的一个月依然神经疼痛，只能小声说话。

崔勇每次查房尽可能靠近病人，为了听得更清楚，也为了让病床上需要帮助的他们更加信任自己。

跟着查房的，还有几名年轻医生，在距离生命和死亡都最近的心胸外科，一名医生的成长往往需要漫长周期。

在国内，心胸外科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后，正式迎来了90年代的黄金时期，并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

彼时，崔勇踏进校门成为了一名医学生。“心胸外科挑战医学巅峰，我一直非常向往。”

2004年，正式成为一名心胸外科医生的崔勇做了自己主刀的第一台外科手术。

在后来的14年里，全球医学在飞速发展，传统的心胸外科理念、技术也在不断更迭。一年年间，崔勇头上的无影灯变得越来越先进，手下的手术刀也在一代代更换，但他笑称自己依然是那个“一站到手术台前就能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上洗手间”的人，没有变的，是他那份“成为心胸外科医生是最骄傲的事”的初心。

时间走到8点，崔勇暂时告别病房的工作，起身走向手术室，那是他最熟悉的“战场”，今天等待着他的，是一台心脏瓣膜置换与心脏搭桥的高难度手术。

崔勇在准备手术。 浙江新闻客户端 通讯员 史俊 摄

“没有什么比救死扶伤更有成就感”

8点半前，崔勇准时到达手术室。

心脏瓣膜置换和心脏搭桥，分别是心胸外科最高难度级别（四类）手术，今天的病人，要一次性连续完成这两台手术，崔勇告诉记者：“很难。”

难在哪里？心脏瓣膜，是心脏的“阀门”，控制者血液的出入循环，一旦这扇门出现问题，将给人体带来致命影响。心脏换瓣术，一度被称为“涉险手术”，对心胸外科医生的技术有着极高要求。

心脏搭桥手术是一项“精细活”，当人体冠状动脉发生狭窄、阻塞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时，需要在冠状动脉狭窄的近端和远端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使血液顺利绕过狭窄部位。

这座生命之桥，要求心胸外科医生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链接两条不足1.5毫米的血管。

而最难的，是手术关键过程需要停止患者心跳，期间患者的生命靠体外循环机维系。一般而言，停跳时间越长，给病人带来后遗症的几率就越大，因此，心胸外科手术的每一分钟都在赛跑。

当记者问到崔勇是否紧张时，他说：“没有什么比救死扶伤更有成就感。”

8点半，崔勇换上手术服，戴上手术帽，一墙之隔的手术室内，麻醉、护士、循环医师三个团队各司其职。

9点整，手术正式开始。记者走进这间分秒必争的手术室，十多名医护人员紧张有序的配合着。

9点到11点的近两个小时内，崔勇其他医护人员都在把心脏血管与一台庞大的体外循环机相连。在心脏停跳时间内，这台机器将“取代”心脏，保证血液有效循环。

浙江新闻客户端 通讯员 史俊 摄

11点刚过，生命体征检测仪上，一条波浪线缓缓变平，心跳停止，整个手术室进入“倒计时”，一场争分夺秒的“战役”拉开序幕。

崔勇小心处理心脏周围的粘连处，寻找着病灶，头戴探照灯的他看起来格外专注，那双心胸外科医生“鹰一般”的双眼，不放过任何一处异常。

11点20分，手术室的电话响起，护士转告崔勇，并当一位病人出现胸闷，他快速做出初步判断，继续着手术。

11点25分，经过仔细评估后，崔勇初步断定病人需要使用19号人工瓣膜，此时，手术正式进入关键阶段。身后的体外循环医师目不转睛监测着仪器，提醒着崔勇停跳时间。

在并没有闹钟滴答声的手术室内，生命的声音清晰异常。

每年，崔勇要完成300余台心胸外科手术，平均每周6-8台，聚光灯下的他心无旁骛，架起一座座生命之桥。

“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我不是好父亲”

整整5个半小时后，记者在护士办公室内再次见到了崔勇。

“手术很成功！”顾不上吃护士递过来的盒饭，他先向记者传递了这个好消息。

3点吃上午饭，已经是心胸外科的常态。一个半小时后，另一台手术等着崔勇，多年的手术经验，崔勇有一个少吃米饭的习惯，他告诉记者这是为了减少体内淀粉分解，降低犯困几率。

心胸外科，一度是影视作品涉猎的热门领域。日剧《白色巨塔》，港剧《妙手仁心》，美剧《上帝之吻》都以心胸外科的医生为主角。但是崔勇打趣道：“我们的日常，并没有电视剧里描述的那样光鲜。”

手术台之外，心胸外科要承担大量的急救任务。

有数据显示，涉及到急救的主动脉夹层多数病例，在起病后数小时至数天内死亡，在开始24小时内每小时死亡率增加1%～2%。这就意味着，心胸外科医生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判断，抢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病人。

短暂的休息时间内，崔勇与记者提到自己11岁的女儿，从她出生起，父女俩见面的时间就非常少。“也许我是个还不错的医生，但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但每每看到需要帮助的病人，崔勇还是一次次选择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光：“病人把性命托付给我，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崔勇24年的医学生涯，也是心胸外科不断面临挑战和创新的24年。随着腔镜技术的发展，微创手术取代了越来越多传统手术。但是，由于心胸外科的特殊性，这里的大部分手术还是要留下创口。如何让病人们恢复的更快，也是摆在心胸外科医生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们依然要不断攀登，前方还有一座座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