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道家三千年儒家——格物致知的功夫

三教圣人，皆言心性。儒门如何主静。吾人之心，无始以来无片刻安定，故《大学》述入门功夫便是止、定、静。庄子言：“圣人之静也，何故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扰其心者，故静也。”譬如湖水，水定沙停自净之道，佛家所谓“大圆镜智”，道家所谓纯阳显象，皆此。然境界至此，难以事上磨砺而动静交参。程朱言主敬，敬者主一无适，任由事上磨练，心体确是安定。主敬到此方言静亦静，动亦静。王阳明平宸濠，平桶谿蛮，于千军万马之中，心亦不动。此便是儒家最高功夫，外面威仪严肃，内里心地安详，大儒之气象也。率言之，大儒者有形之气象，释道者无形之法象。

人格之高超，便可满街圣人乎？此原是接引后学之语。周邵朱陆王，皆豪杰之士。其进德之法，却各自不同。即是一人之说教，前后亦异。譬如王阳明一生六变，但最终得力，则于龙场悟道，于九死一生，百念俱寂之际，忽见本体。阳明遂倡良知，良知即认得，便运用于行为之事功，专讲事上磨。吾人大体于儒释道三家事上功夫之别，有个入处。阳明先生之精髓，便可涵括二句：致良知、知行合一。此者体、事功夫。

然阳明先生，解说致良知，往往前后不同。良知者究为何物？

佛家言八识，眼耳鼻舌身者前五识，意者第六识，下意识者第七识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之染净依之种子，经末那识缘起，第六识现行，而成前五识之果，故五八识为果，六七识为因。五八果上圆，六七因上转。

人一念未起之前，方寸湛然者，佛言第八藏识，道言先天无极也。夫一念将起未起，佛言末那识，下意识慧觉也；道言太极，先天后天之枢机者，所谓候者知几者也。夫一念已起，善恶立判，果已随至，道言太极生两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故良能者，一念未起者本能，良知者，一念将起未起者之慧觉，良心者，一念已起者之善恶。

由是阳明所言之良知者，正一念将起未起之慧觉也，《孟子·公孙丑》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怵惕恻隐，便是良知。纳交与邀誉，便非良知。此将动未动之慧觉，《易经》言：“寂尔不动，感而遂通。”有通天地人之感，在其天地本有之生生之能。由是良知包含四端，便是阳明所言之致良知。禅家丹家言觉察功夫，先有觉而即有察，觉者，感通而觉者也，将动未动之下意识也，即是良知也，念头已动便非良知。《论语》载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曰：“再斯可矣！”此起心后之良心功夫，非良知功夫。吾人时刻觉知念头之将动未动之当下，并将之应物，而非从由念头已起之是非心而应物，便是知行合一之道。

佛家重阿赖耶识，性空者，吾谓之良能之极；道家儒家实为一家，道家重良知，儒家重良心，下学上达者，良心也，上学下达者，良知也。所谓道问学者，下学也，所谓尊德性者，下达也。而所谓眼耳鼻舌身者，西学之体物也，感官之果受也，欲心也。

宋明大儒，朱子奠定进学之路，陆王开启向上之门，提倡人人可以超凡入圣，甚是激励人心。故宋明二代，国家虽危亡，忠义之士，前仆后继，不肯屈服，便同得两汉精神。东瀛日本，甚是羡慕，来华学习阳明之学，遂至后来之明治维新，延续至今日日本民族之精神，竟然是阳明精神。

然人格之提高，至超凡入圣，非可一撮而就，否则尽是空言。如若真的人人自以为是圣贤，便如同佛教言当下人人本已成佛一般，不是狂儒便是狂禅。明一代，狂禅遍野，狂儒遍地。至明清之交，事势相推，遂醒悟空谈误国，学风一变而至朴学。顾亭林首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字自醒。然虽博文，却未约礼，行己有耻只是作士人之本分，于真实功夫之体证，又相去甚远矣。从此清儒，尽是做学问之天下，发展朱子之道问学功夫，而成清一代之朴学。

明季，与阳明同时，扬州兴化陆潜虚真人，以道家南派陈义甚高，顿法难及；北派已吸纳佛家出家制度，非古仙之道，故折中道家南派北派，创立道家东派。然北宗之外功，南派之福德，实不易至，渐至没落。东派于清代亦只得一傅金铨者。

明亡而清兴，理学转朴学。清初大儒如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陆桴亭皆明人气节。清初经学如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张稷若、阎百诗及博学鸿词科诸儒率皆明代人物。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胡东樵、顾景范、顾震沧、万充宗、季野诸儒等，唯其因气运将开而生，故诸儒之人格无不伟大，其学术无不精博，卓然具开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