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一部深受道家思想熏染的爱情长诗

作为乐府诗章中最杰出的第一长篇，《孔雀东南飞》从古至今一直享有盛誉，被称为“长诗之圣”。它之所以能取得“圣”的地位，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思想性，较高的艺术成就和巨大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它流传至今1000多年，经久不衰，广受人们的喜爱与传诵。

到了在近当代，《孔雀东南飞》更是走出国门，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英国，它与莎士比亚戏剧相媲美，被搬上了戏剧舞台，成为展现东方悲剧美学的必演剧目；在美国，它则直接被拿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在法国，它曾作为博士论文的答辩题目;在日韩等国，它更是被列为汉学必修教材。

这首长诗共1785个字，长达357句，把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有头有尾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就像小说戏剧一样；此外，它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二人之间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又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在结尾用鸳鸯来比喻二人的结局，为这个爱情悲剧披上了一层美丽的神话色彩。

然而，关于这部叙事爱情长诗，人们也产生了很多疑问：比如这首诗的开头为何要用“孔雀”起兴？这首诗中的主人公应为焦仲卿和刘兰芝，为何诗的原题却为《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为何只能东南飞？……关于这些问题，本文认为这是因该首长诗深受道家思想熏染的结果。

一、《孔雀东南飞》诞生的时代：儒家思想衰微，道家思想兴盛；

根据现有史料以及文学典籍记载，《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而在其原文开头的“序”中也写道：“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孔雀东南飞》诞生的时代应该是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建安”为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

东汉末年，汉朝中央政府政治黑暗，皇权虚弱无力，土地私有化严重，一些地方割据势力趁机发展强大起来，最后形成了军阀割据，彼此混战的局面。而普通百姓则在军阀之间的混战中饱受流离之苦，生活极其悲惨。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统治了两汉几百年的儒家思想文化自然就失去了它原有的统治地位和支配人心的力量。

时代在变，人的思想自然也要跟着改变。因此，东汉末年，在儒家思想遭受严重打击，日渐衰微的情况下，一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形式，道教便趁机发展了起来。道教，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老庄学派”，本是一种道德哲学。后来，这种道德哲学被逐渐神化，成了一种政治信仰。

在西汉前期，它更是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策略，即黄老之学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然而，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汉朝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强大，道家的“无为而治”已经不能够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于是，汉武帝刘彻便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策略。

至此，儒家思想就在思想领域处于统治地位，道家便从宫廷走向了民间，由政治信仰转变为宗教团体。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不论是文人士子还是普通百姓都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巨大怀疑，人们急需一种新的精神信仰，以抵抗世俗苦难。此时，东汉各地便出现了大量的道教组织，如著名的太平道、五斗米道。

其中，“太平道”是东汉灵帝时的黄老道教徒张角在中原地区创立，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这个教派在疾疫流行地区，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很快就发展了几十万信徒。最后，在日益黑暗的政治压迫下，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形式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而起义的领导者，正是这位黄老教徒张角。

一个宗教组织能够在较短的时候发展成为几十万人的武装力量，并且还推翻了统治中国上百年的大汉王朝，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东汉末年，整个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作为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爱情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自然不可能不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二、为何《孔雀东南飞》的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因为它就是由道教挽歌演变而成，是无名诗人写给这位不幸女子的一首挽歌；

“挽歌”，通俗说法为“念经”。最初，它是指专门用于丧葬时演唱的歌曲。据文献典籍记载，这些歌曲最初是由拖引灵柩的人所唱。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专事神鬼职业的巫，这些歌曲就由“巫”演唱了。因为在古人心中，“巫”能够沟通人和鬼神。祭祀的时候，“巫”穿着华丽的道具，一面唱歌一面跳舞，用来悼念安慰所祭祀的鬼神。

而后，道教徒就沿用此制，充当起了挽歌的歌手。在西汉初年，就己经有了专门为哀悼死者所唱的挽歌。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不得不从上层宫廷走向民间，于是，道教的“挽歌”就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直到今天，在有些地方，家里如果有人去世，还有请道士超度亡灵唱挽歌的行为。

在道教的教义看来，作为悼念逝者的歌曲，挽歌主要是表现人们对生死的一种体悟。它主要是为了劝慰逝者不要留恋尘世苦海，净化心灵，尽早到冥府安息，最后羽化成仙，经过转轮，以求来世的幸福。后来，这种专门用于劝慰死者的歌曲逐渐发展成了古代常用的哀祭文体之一，有诗歌，有骈赋，有散文等等。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人间悲剧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重视悲歌传统的中国，这种道教挽歌自然得到了诗人和读者的青睐。从这个角度来看，《孔雀东南飞》就是汉末的某位无名文人因感于发刘兰芝的悲惨命运，专为她创作的一首挽歌。

首先，从结构上，它具有道教挽歌的完整性；在诗作的开头小序末尾中就说：“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意思就是：告诉世人，这是人们认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含冤而死的，人们心中十分的悲伤和同情，于是特地做了一首诗来深切的悼念他们，安慰他们。而在诗的末尾又写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从表面上看，作者将笔锋转向了世人，要劝告世人以此为戒，不要再让悲剧重演了。而这好像与所悼念的死者没有关系，但其实他是有感而发，反映出了人们对焦仲卿和刘兰芝悲剧的伤感之重，也与开头遥相呼应。“时人伤之”是小序，而“多谢后世人”为小跋，使整首诗成为结构完整的长诗。

其次，从内容情感上，它具有道教挽歌的特征;挽歌一般都是铺陈其事，生动感人，而在结尾大都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它推进神化的境界，以告慰死者，使其不会感到悲伤寂寞。如屈原《九歌》中的《国殇》开头描写出白热化的战争场面，结尾则写道“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神”。诗人以热烈奔放的笔触，高度赞扬了阵亡将士精神不死，化作鬼神中的英雄。

《孔雀东南飞》的内容也是如此！诗作开头铺叙刘兰芝的聪明伶俐:“十三学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将一位天生丽质的小姑娘展现在读者眼前，使人们产生喜爱之情;接着又写她过着“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的劳苦生活，不但得不到焦母的怜爱，反而被蛮横无理地赶走，最后含冤而死。她死后又化作鸳鸯，与焦仲卿相向而鸣。

最后，《孔雀东南飞》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与“道家挽歌"一致;它在民间流传300年以后，才被徐陵收入《玉台新咏》。我们今天看到的《孔雀东南飞》，虽然不乏有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它的胚胎却来源于道家挽歌的气质与风韵。

三、诗作开篇为何用“孔雀”起兴？孔雀为何东南飞？因为从“巽”卦来看，它只能东南飞，东南有孔雀；

在中国民间，一提起算卦看相，大家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道士和《易经》。在很多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那些街边摆摊，走街串巷给人测算吉凶祸福的卦师，大都是一副道士打扮，手里都会拿着一本算卦用的《周易》。由此可见，在普通民众心中，道教与《易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作为本土宗教，道家一直都将《易经》奉为经典。

《易经》，我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原名《易》、《周易》，汉代时成为儒家典籍六经之一，被称为《易经》；《易经》集合了古代的《连山》、《归藏》和《周易》。但《连山易》和《归藏易》已经失传。而《周易》作为“易经”中的一种，流传最广。今人所讲《易经》多为《周易》。

事实上，道教的发展兴盛有赖于《易经》的传播。首先，道家讲究修炼，其修炼要决就源于《易经》；其次，道教学说中的“太极和八卦”概念也源于《易经》，道教神学概念也有意无意的吸取了《易经》思想，并进而使道教思想由神学体系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最后，在道教教徒中有很多精通方术之学的人。而这些可以预测吉凶，风水的所谓“方术”就来源于《易经》。

那么，形成于道教盛行的东汉末年的《孔雀东南飞》自然与《易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孔雀东南飞》中的“东南方”在八卦中位于“巽”卦;众所周知，《易经》由“一”和“一一”组成八卦，是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八卦互相搭配又演变成64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

八卦分别为“乾，坤，坎，离，震，艮，巽，兑”，而“巽”是八卦中的一卦。在《周易》中，“东南方”是巽卦，而巽卦的象辞说：巽为风，接连相跟，有风风相随，顺而又顺，相互顺从之义。”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相依相恋，感情深厚，相互顺从，生死不离。这种精神正好与巽卦的卦意是相吻合的。

其次，“巽”在方位上象征东南之地，是草木茂盛之所；从八卦中每一卦所代表的同一属性的若干事物的卦意来看，“巽”所代表的东南之地，草木茂盛，其表现在人物身上多是美女，长女；而表现在动物身上，都是鸡，孔雀和一些大型的飞禽；在这里，方位，人物，动物都集中体现在“巽卦”上面。

再次，孔雀在道教教义中是非常尊贵的禽类，是九大神鸟之一，有佛母之称。而在自然界中的，孔雀十分有灵性，讲究自主选择配偶。如果硬性配偶，则誓死不从。因此，面对双双殉情的焦仲卿和刘兰芝，诗人认为唯有尊贵的孔雀可以与之媲美，而且这种誓死捍卫爱情的行为也与孔雀习性十分相像。因此，作者以“孔雀”来比喻焦仲卿和刘兰艺，并把它作为诗的起兴，显然是独具匠心的。

最后，诗人由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深情想到孔雀，又由孔雀习性联想到飞的方位东南方，所以最后“孔雀”只能做“东南飞”了。从《易经》的卦象同一性上来说，“孔雀东南飞”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两只相依相伴的孔雀，顺风而飞，相顺相从，在一片草木丰茂之地，幸福美好地生活下去。在现实生中，焦仲卿和刘兰芝不能实现的梦想，就由这两只孔雀代为实现了。

四、整首长诗在语言文字的应用上，处处充满着道教文化色彩；

作为一种宗教，道教信奉天命，遵从神祗。自西汉初期的统治者遵从黄老学说，并将之定为国策以来，道教的各种神学，方术，神话等纷纷出笼，风靡一时。而且道教的“天人感应”、“天命论”散发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首先，在汉代，道教“天命论”的观点无处不在；即使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的“天命论”、“天人感应”之说依旧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就连东汉时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也对于“天命论”深信不疑。可以说，这种命运观直到今日还能看到它的幽灵，而在产生《孔雀东南飞》的那个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在《孔雀东南飞》中处处都有“天命论”的影子；面对焦母的残酷逼迫，焦仲卿直言不讳地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而刘兰芝也说：“人贱物亦鄙，誓天不相负。”在他们二人看来，他们夫妻今天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天命使然，是命该如此。焦仲卿在临死前，还用“天命论”来控告其母亲说：“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出天命观的存在。

再次，《易经》中的词汇在诗作中随处可见；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兄长在逼迫她改嫁时，曾对他威逼利诱道：“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这说明《易经》“八卦”中的词汇，在当时已经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被人们广为熟知了。

而太守在为其子能娶到刘兰芝，高兴地替他选择婚期时，也说到：“视历复开书，六合正相应。”其中的“六合”是十二地支两两组合而成。在易学中，天干地支的生克冲合，五行八卦的相顺相合，在古代常被人们拿来作为婚丧嫁娶时选择日期的标准。

最后，在诗作中，人们的节日生活，人情往来也与道教文化息息相关；在“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一句中，“阳岁”与道家哲学中的阴阳观念相同；“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等句中，“初七”记农历的七月初七，这一天夜间，姑娘们要集会供祭织女，祈求织女赐予“巧”，因此又被称为乞巧节；而“下九”是农历的9月19，这一天是王母娘娘的生日，各地中老年妇女都要集会朝拜娘娘。而这两个节日也是道教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节日。

五、结语：《孔雀东南飞》是道教文化与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结合而产生出来的一朵奇葩;

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诗经》是它的源头《楚辞》，《乐府》是这道洪流中前后相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建安诗歌则是这道洪流中的一座浪峰，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光荣传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局面。而《孔雀东南飞》则是这股浪峰中的一朵美丽浪花。

作为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一种宗教形式，道教文化，从其产生之初就对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古典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更影响着古典诗歌的表达技巧，艺术形式，情感基调等诸多方面。

而《孔雀东南飞》的诞生，就是道教文化与我国古代诗歌艺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一朵奇葩。我们有理由为它感到自豪。因为它是我们本民族的，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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