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与儒家本冰炭不可同器 道家是如何将两者调和成治国大道的？

先秦时代有四大显学，分别是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其中墨家以科学为主，而儒、墨、道三家都是治国之学。从秦始皇统一华夏到清朝灭亡为至的2132年时间里，秦朝的15年采用法家治国，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采用道家治国，其余时间都是“外儒内法”的儒家在治国。儒家以礼乐教化治国，法家以严刑竣法治国，各个朝代都宣称以儒治国，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法律在实施。法家如水，儒家似火，中国人以独特的智慧让水火交融，冰炭同器，这不得不佩服道家的无上智慧！

秦皇汉武

1、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儒家主张人性本善，但在成长中受社会影响慢慢变恶，因此需要用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遏制人性沉伦。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因此社会需要用法律来阻止人们行凶作恶，法律的作用就是通过惩恶达到扬善的目的。

《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就好比水往低处流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恻隐心、羞恶心、恭敬心、是非心，四心是人天生就有的，并不是后天施加给人的。人有恻隐之心，就会仁；人有羞恶之心，就会义；人有恭敬之心，就会礼；人有是非之心，就会智。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生而有之，人在成长过程中就是要保持这四种品德，进而成为一个完人！

人性本善

《商君书.算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人为了追名逐利可以做出的恶是没有上限的！商君认为人的本性是这样的：饿了就要找食物吃，累了就想贪图安逸，生活贫苦就会寻录快乐，受到侮辱就想得到尊严。百姓追求利益，可以不顾仁义礼智的约束；人民追求荣誉，可以失去善良的本性。

商君举例说明人如果追名逐利，就不会顾及道德约束。强盗不顾道德指责，不惧身处危境，也要去抢劫，这是因为抢劫可以获利。上古时代的贤人，穿不暖，吃不饱，还要勤劳的劳动，那怕伤身费神也在所不惜，这样做明显不是人的本性，但还是做了，只因为可以得到荣誉！

人性本恶

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名逐利，这是不可阻止的，只能利用这点诱导人们行善去恶。法律的作用就是告诉人们怎么做才是合法的追名逐利，如果违法追求名利，那么必受法律制裁。商君说“法者所以爱民”，爱民的方式就是指明正确方向，对违法之人施以刑罚、对守法之民施以奖赏，就可以确保人们不偏离法律的红线，进而保护广大守法公民的正当利益。

《商君书.说民》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综上可知，儒家以人善为本，强调人要加强自身修养，进而做一个好人。法家以人恶为本，强调作恶就会受到惩罚，进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儒家的修身不可替代法家的法治，而法家的法治也不可替代儒家的修身。

《道德经》里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家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有恶，并非绝对的，善与恶都是人的本性，不可改变！老子还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体现了道家天地万物皆平等，造物主没有钟情于任何一类生灵，皆一视同仁的思想。

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在道家思想的调和下，儒家可以用于个人修身，法家可以用于治国理乱，二者相辅相成，并不必尖锐对立！

2、法古还是法今

儒家推崇复古，认为三皇五帝时代是最黄金的时代，那时人人有礼，处处讲仁，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单纯而美好。但是孔子的年代距三皇五帝已有三千余年，很多事迹不可考，不具说服力！于是西周初年的政治成为孔子最理想的治国范式，纵观孔子一身的政治理想，就是想恢复周公旦的礼治。

法家认为当与时俱进，治理国家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制定适宜的法律。如果可以强国，可以不遵守古制；如果可以利民，可以不采用旧礼。与其维护不合时宜的古制旧礼，不如推翻重新制订符合时宜的法律

原始的生活

《商君书》昔者昊英之世，以代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商君深刻剖析了三皇五帝至战国时代的社会变迁历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理方法，只要符合时宜，就是好的方法。后世的情况与前世不一样，不能完全照搬前世的做法。三皇时代，自然资源多，人口少，生产力不发达，因此战争基本没有，人们不争不抢，颇有礼仪。黄帝时代，人口增多，生产力却没有大的发展，因此就有了争斗，黄帝组建军队，征服了炎帝，击败了蚩尤。黄帝治理内部时，采用了刑罚，民众得到很好治理。

黄帝战蚩尤

商君说神农氏主政时，内不用刑，外不用兵，取得了天下。黄帝主政时，内用严刑，外用甲兵，也取得了天下。神农与黄帝功绩一样，但是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只是因为他们各自适应了当时的时势！

关于法古还是法今，秦国变法前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大辩论，卫鞅舌战群儒，最终秦孝公一锤定音，要变法强秦。

《商君书.更法第一》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秦孝公说：作为国君要为国家社稷着想，这是国君要做的事。治理国家的方略要说清楚理由，这是主政大臣当做的事。我想变法强秦，移风易俗以教化百姓，但又怕天下人非议我。

卫鞅说：怀疑自己的所思所为，那么就会事不立，功不就，要变法就不要怕世人非议。高明之人，总被世人误解；明智之士，总被百姓指责。国语曾说：蠢人喜欢循规蹈矩，智者可预测将来。不可与人民讨论如何变法，只能与百姓分享变法的成果。郭偃曾说：最高道德跟民俗是不合拍的，要成就伟大功业不可与众人共谋。法律的目的是保护百姓，礼仪的作用是方便百姓行事。所以圣明之人，如果可以强国，可以不遵守古制；如果可以利民，可以不采用旧礼。

《商君书.更法第一》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儒家代表甘龙反驳道：我听说圣人治国，不易俗以教民；智者主政，不变法以治国。沿用旧礼治国，可以坐享其成；采用古法治国，官吏熟悉政务而民不生变。现在变法治秦，不按照秦国以前的古法旧制治国，我怕天下人非议国君，希望国君慎重考虑变法事宜。

儒家代表杜挚反驳道：我听说获利不超过一百倍，不可变法治国；效率不提高十倍以上，不可更改工具做事。又听说遵守古法不会出错，沿袭旧礼不会产生邪恶。国君当慎重考虑变法事宜。

卫鞅反驳道：三皇五帝采用不同的方法治国，那么效法那个呢？帝王不断更替，各有各的礼制，那么遵守那位先王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治国采用说教，不兴诛杀之事；黄帝、尧、舜三帝采用刑罚治国，不采用教化；到了周文王、周武王之时，各自采用了合乎时宜的法律，因具体事情而制定具体礼仪。礼仪、法律应时而生；制度、规章因事而现；兵甲器备，各得其用。所以臣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止一种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完全不必效法古制旧礼。

商鞅舌战群儒

从以上的辩论中可以看出，儒家可以依法施政，但不能与时俱进改变法律。先贤前圣制定了法律，儒家就可以据此施政；如果先贤前圣没有制定相关法律，儒家就拒不改变。法家可以在乱世之中图存求强，儒家可以在和平盛世据法施政，两者皆可成为治国大道，只是要分时间而已！

《道德经》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3、德治还是法治

儒家提倡德治，也就是用道德伦理治理民众，反对严刑竣法。法家提倡法治，不分人是贵是贱，是善是恶，是贤还是不肖，有功还是有过，只要犯了法，一体依法处理。相比较而言，儒家就要人性化得多了：贵人可以法外开恩，善人可适当减刑，贤人可以特赦，有功之人可以将功抵罪。

画地为牢

《商君书.赏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法家主张全国一体用法，法律规定的赏赐、刑罚适用于所有人。国家赏赐不因人而赏，当依法赏赐，这样全国民众才能一心杀敌；刑罚不因人而设，这样才能保证令行禁止。法家认为酷刑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如果人人守法，那么刑罚就形同虚设！如果有罪之人，因为地位高、曾经做过善事、以前有过功劳、或者有特殊技能就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那么犯罪的就会越来越多，就是对守法之人的不公平。

执法如山的包拯

儒家认为酷刑过于酷烈，伤人发肤，毁人容颜、断人手足，取人性命，实在是恶政暴政。但是社会复杂，人心多变，并非人人都能修养成君子，也无法保证君子就不作恶犯罪。不惩恶就无法扬善，不杀一就无法儆百，刑罚不酷烈就无法威慑犯罪份子。人们害怕酷刑加身，自然遵纪守法；如果刑罚是让人享福而不是受罪，那么犯罪将无法遏止。

德治陶冶人的情操，用道德规范约束人们，不去犯罪。法治刑治犯人，以伤残其身，损其财富，或者控制其人身自由为手段，惩罚犯罪，威慑想犯罪的人。两者的目的都是维护社会治安，德治是软手段，法治是硬手段，最后的底限由法治来防守。德治劝人为善，效果不佳，只要有名利，人们还是会去违法，只有法治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最佳手段，德治为辅可也！

4、儒法的融合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治（公元前356年），至秦朝灭亡（公元前206年），共推行了140年的法治。秦亡以后，汉朝建立，在总结秦政得失的基础上，全面修订了秦法，汉承秦制，全面继承了秦朝的法治。汉高祖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朝名义上是用道家治国，实际上是用秦法以治国，历时72年。这72年就是儒法的融合阶段，道家将儒法合二为一，之后各朝各代以儒家之名，行法家之事。

独尊儒术的“儒”已经不是战国时代单纯的儒了，他完全融合的法家思想，成为后世的治国大道。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柔仁好儒，他多次上书汉宣帝，提出“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针对儿子的行国，汉宣帝批评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可见汉宣帝时代，儒、法、道三家已经融合，成为治国大道。

汉元帝的儒家政策，最终落实了他父亲的预言：乱我家者，必太子也！汉元帝放纵外戚、宦官，最终导致西汉灭亡。汉元帝的经验表胆，儒家作为个人的修身课，是十分恰当的，但是用来治理一个大国家，那么必然事毁功不成。

老子、孔子、韩非子

儒家有名，法家有实，故以儒之名行法家之事，这就是独尊儒术的本质。后世有人精辟的总结了一句话：道家无为，儒法各执一端！

历代采用的法律：秦朝《秦律》、汉朝《汉律》、隋《开皇律》、唐《贞观律》、宋《宋刑统》、元《大元通制》、明《大明律》、清《大清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