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是什么呢？相互欣赏还是背道而驰！
庄子反对儒家提倡、拔高并奖励仁义行为，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仁义。换句话说，庄子反对的是儒家用来实现“仁义”的手段，而不是仁义本身。《庄子·骈拇》先后两次明确指出：“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庄子认为人的天性之中本来就包含了仁义的品质，只是因为远古时期没有世俗圣人的道德教育，那时的人们“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耻”而已，而后来的世俗圣人偏偏要把仁义明确提出来，并且人为地拔高仁义的标准：“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世俗圣人拔高后的仁义，就好比在正常的五指之外多加了一根手指，在正常的身体之外多长了一块肉瘤，不仅毫无益处，反而搅乱了人的美好天性。《庄子·骈拇》说：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庄子说得非常明白，他反对的不是自然界所固有的五色、五声，而是反对人为的五色、五声；他反对的不是天性中所固有的仁义，而是反对如曾参、史鰌一类的世俗圣人外加于人的“仁义”。《庄子》的这一思想和历史上的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世俗圣人提倡仁义的主观目的是好的，可惜的是这些“仁义”客观上被坏人所盗用，反而成了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由。这就好比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目的是为了化腥臊，去恶臭，为人添福增寿的，出乎这位圣王意料的是，坏人却利用他的这一发明去放火杀人。
对于既反对坏人、又反对世俗圣人这一思想，《庄子》全书多处都有总结性的论述，其中《骈拇》论述得较为集中：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
牧羊的时候，臧忙着读书，谷忙着玩耍，虽然二人所做的事情有好坏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都把羊弄丢了。像伯夷这样的君子是为了美名，像盗跖这样的坏人是为了财利，二人生活的目的不同，但他们残生伤性的结果却是一样的。于是庄子得出结论，虽然世俗圣人和坏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同，目的各异，但他们行为的结果却是一样：同样破坏了人们的美好天性，搅乱了社会的美好秩序。实际上，苏轼对这一思想不仅熟悉，而且认同，所以他在《薄薄酒二首》中写道：“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可惜的是，他在评论《盗跖》篇时，却忽略了这一点。在《庄子·天地》中，还有一个更为形象的比喻：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跖与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
人的美好天性好比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百年大树，曾参、史鰌之类的世俗圣人把大树砍下改做成了华美的酒杯，盗跖之类的坏人把大树破坏掉丢进了污水沟中。做成华美酒杯的木头和丢进污水沟里的木头，表面上看起来有美丑的差别，但同样使大树失去了它的勃勃生机。因此，世俗圣人和坏人做事的目的不同，他们的品质也有高下之分，但在破坏人类的美好天性的结果方面却是一致的。于是，庄子感慨地说：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庄子认为自己在修养大道和保护天性这些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自己既不敢去奉行世俗圣人所倡导的仁义，也不敢像盗跖那样去胡作非为。最后，我们特别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虽然庄子反对世俗圣人，但他在批评这些圣人的同时，又始终对这些世俗圣人抱着崇敬的态度，因为庄子认为，世俗圣人是在真诚地、甚至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去挽救这个混乱的社会，可惜的只是他们选错了方法，走错了道路。至于那些盗用仁义以谋取个人利益的假圣人，只能划入坏人之列。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庄子对孔子、颜回、田子方这些儒家人物不仅熟悉，而且尊敬。特别是孔子，《庄子》书中有四十多个章节记载了孔子的言行，在这些记述中，孔子有时以世俗圣人的身份出现，有时以虔诚向道家圣人学习的弟子身份出现，有时又以道家圣人的身份出现，这种不同身份的出现，刚好说明在庄子的心目中，孔子是一位思想境界逐步提高、由世俗圣人渐进为道家圣人的伟人。因此，庄子明确表示自己根本无法与孔子相比。《寓言》说：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制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庄子认为，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前进，以至于最后能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是自己应该效法的榜样。可以说，庄子是崇拜孔子的，所以在《庄子》书中，庄子又常常以儒生自居：“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曰：‘请治剑服。’”“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庄子平时穿的是儒家服装，以儒生自居，《天下》对儒家思想更是赞美备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后世的不少儒家学者，如荀子、韩愈就把庄子视为儒家：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