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盲目模仿二十四孝中人物 被朱元璋怒打100棍

五千年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宝藏，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依然熠熠生辉。然而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内容，由于其时代局限性，深深地刻上了封建时代特有的烙印，免不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后人在学习传统文化时，应该擦亮眼睛区别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正确的态度。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历代帝王都非常注重这两个字：忠、孝。事君以忠，事亲以孝，是封建时代得以维系数千年的基本道德伦理基础。孝顺长辈父母的孝子，得以和为国尽忠的忠臣等量齐观，“忠臣孝子”在哪个朝代都会被视为为人楷模，广受推崇尊敬。二十四孝，作为封建时代伦理道德基本构架之一，是古代孝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已知的资料表明，二十四孝的说法最早出现于敦煌藏经洞的《故园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到了南宋时期，书画家赵孟坚又编成《赵子固二十四孝书画合璧》一书。元朝文人郭居敬搜集整理了历代流传的孝顺尊亲的人物事迹，编成《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以诗画结合的方式，把虞舜以下至宋代的孝子故事编辑整理成册。这就是日后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的由来。二十四孝的多个版本中，人物故事也各有差别，但长期以来，二十四孝一直被视为孝文化的代表之作之一，对民间后世影响巨大。

二十四孝中，戏彩娱亲、百里负米、怀橘遗亲、亲尝汤药、拾葚异器等一些充满人伦温情的温馨故事，千百年来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对于孝文化的传承发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古今时代背景和人文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对二十四孝也应有鉴别地理性看待，取法其弘扬孝道的精髓，而不可盲目机械模仿。比如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埋儿奉母、尝粪忧心等一些人物故事，未免剑走偏锋有失偏颇。

其实早在古代，就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二十四孝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进行了反对。元朝的法律《通制条格》就专门设立有“非理行孝”一节，把一些有悖于人伦常理的孝行称为“愚孝”，并命令予以禁止，认为“为孝奉侍自有常礼”，“愚民不知侍养常道，以致毁伤肢体或致性命”，反而增添父母忧愁，不足取法。

明朝创立后，一向以暴虐闻名的朱元璋，对某些有悖常理的“愚孝”行为也无法容忍。《皇明典故纪闻》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洪武年间，日照县农民江伯儿，因为母亲患病久治不愈，于是想到了模仿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奉母。江伯儿“乃祷于神，”他向神灵祈祷许愿，如果他母亲病愈，他甘愿“杀子以祀”。结果他母亲康复后，他果真“兑现承诺”，干了一件荒唐残忍之事：“杀其三岁儿以祀神”。他万万没料到这件事会激怒了皇帝朱元璋。

开始以为这是野史不足信，后来在正史《明史》之《孝义传》中，居然也发现了这段记载。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地方官把这件骇人听闻之事上奏朝廷，整件事情经过与《皇明典故纪闻》几乎完全一致。朱元璋接到奏报后，怒不可遏，“帝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然后立即下令“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把江伯儿捉拿归案，打了他一百棍，然后发配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

为了防止日后再出现这类惨剧，朱元璋下令礼部，重新拟定修改朝廷对孝子孝行的奖励标准，他说，这些“愚孝”之举让子女丧生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礼部经过合议回奏，认为这类行为“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不再把这类“愚孝”行为列入嘉奖之例。这类盲目模仿二十四孝的“愚孝”行为，之所以屡屡出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历代朝廷为了弘扬孝道，对于一些出众的孝行都会予以表彰奖励，“孝子顺孙，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闻奏，悉免科役，以加优赏”，孝行出众者会被予以免除赋税徭役、和物质奖励，故此导致有些人会故作惊人之举，以图谋利益。孝顺长辈亲人，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统美德，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学习二十四孝等古人孝道时，也应去粗存精，效法其真心诚意的精神，才是孝亲正道，而不能一味机械照搬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