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中穷与富之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是钱？还是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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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是一部极具隐喻色彩的都市黑色童话，影片的成功不止于拿到韩影史上第一座金棕榈，第一座奥斯卡;更多的是对普罗大众的社会性预言与警示。

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从题材上与前年大火的《燃烧》无疑，无不是揭露社会阶级差距的不平等，穷人与富人之间信息获取的不对称。不同的是《燃烧》更文艺，更隐晦;而《寄生虫》却来的更直白，更现实。《燃烧》是诗，《寄生虫》则是刀，但两部电影如出一辙的揭开了阶级撕裂后的丑陋伤疤，用血淋淋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敲碎了穷人仅剩的尊严。

基宇一家出生寒门，贫穷让这一家子只能依靠趋炎附势富人苟延人世，他们一家的生活准则就像基宇爸爸老金所说：“最好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因为一旦定了计划，人生就绝对不会按照计划来。所以做人就得没有计划，没有计划就不会有差错。”计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同于未来，穷让一家人失去了对未来的期盼甚至意淫。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基宇一家接触到了朴社长一家，这个准则得以打破，寄生虫一家开始活在了“计划”之中，也正是差错的开端。

奉俊昊在采访里说：“虽然生活在一个国家和城市，但富人和穷人可能都没机会相遇”。把差异隐藏起来，互相隔离，并用现代化的“人生而平等”理念蒙住双眼。

也正是这一物质信息的不对称让穷人总是会幻想着成为富人，幻想着能有朝一日能登上资产阶级的殿堂，拥有富人的生活方式。就像现代都市吊丝一族，生活在8平米的出租屋，每天精致打扮穿着价值不菲的名牌，挤着地铁去上班，在公司办公室吹着空调安安静静的忙活这忙活那，幻想着自己是富人一族，但生活与阶层却出卖了他们。穷人的逆袭，像一个自我安慰的幻想，像一则说给孩子听的童话。可活在地下的穷人，除了相信，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像《寄生虫》中展现的那样，穷人与富人之间有一条通道，这个通道是狭窄的，狭窄的只留下了一丝缝隙，穷人幻想着通过这条缝隙到达富人的生活世界而富人也从这条缝隙窥探穷人的世界。老金一家就具有特殊性质，他们是虫子，钻过缝隙连接富人与穷人，他们一家承载着穷人阶级的所有幻想，但结果却是迎来了富人一家的“杀虫剂”，这一剂杀灭了他们的幻想，也杀灭了他们的尊严。

老金一家子鸠占鹊巢，在朴社长的别墅中讨论着他们即将走上富人之路的泡影。在欢声笑语中，基宇提出了要和朴社长女儿多惠结婚，计划请人扮演自己的父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金的自尊心开始动摇，自己身为人父人母却不能出席儿子的婚礼，阶级隔阂初剧加深。

老金自尊心的剧烈破碎当属寄生虫在桌下偷听朴社长夫妇做爱的那场戏，朴社长对着妻子说老金身上有着一种作呕的气味，这种气味在偶尔坐地铁的时候闻过，妻子也暗做应许，但讨厌这一味道的朴社长却让妻子穿上基婷『老金女儿』的胖次。

这种“气味”可以说代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差距，这不是洗澡、换浴液、洗涤剂甚至香水能解决的问题，这种气味代表着不可逾越和不能打破的“界”。也就是富人有选择喜欢它与厌恶它的权利，而穷人只能选择接受，而正是这种在不知不觉中的差异化对待，这种在日常的细微中流露出的真实反应，是压倒金司机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堪重负的神经彻底爆发，也正是这一举动让老金倍受屈辱，这个雨夜他初动杀心。

直至最后自己女儿被刺，朴社长还是展现了对那气味厌恶至极的鄙视嘴脸，老金的尊严与人格彻底崩塌，忍无可忍地刺向了朴社长。

如果说《牯岭街杀人事件》是弱者刺向弱者的一把刀，而《寄生虫》就是弱者刺向强者的一把刀。毋宁说:残存的自尊和精神上尚未死亡的东西，令他瞬间成为了行凶者。老金正是如此，残存这的自尊碎片一直暗示着他还是一个人，并不是虫。

《我不是药神》中有句话钢针入骨：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是无法治愈的。

人与虫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类的社会性，药神的穷病，寄生虫的气味，说的都是这种社会性下无法抗拒、不可逆转的阶级鸿沟。它甚至不以人的道德或能力为转移

奉俊昊就用这样一部现实主义影片无情刺破了无数追梦人心中的乌托邦，转身留下一个冰冷的背影供人在寒风中自剖式孤芳自赏。

此类社会题材的电影虽然并不少见，但难能可贵的是它不留情面地揭示了社会性的血腥残酷的一面，它击破了政客的鸡汤式谎言和民众聊以自慰的励志梦，展示了一个在理想条件下仍然是血淋淋的现实社会。

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发现，在地下生活的人，始终还是要回到地下。见不得光的人，始终还是要躲在黑暗之中。基宇的宏愿梦境始终不会出现，因为他永远没可能跻身上层社会，自然也完全没能力去购买豪宅解放父亲。老金也只能蜷缩在豪宅阴暗的地下室，期待着重见初生的太阳。

到头来，豪宅草坪下的那一幕始终只是一场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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