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刹那烟花 婚姻是长久之计—《婚姻故事》中的女性要做到三点

诗人拜伦曾写道，“要使婚姻长久，就需克服自我中心意识。”

第91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年度十佳电影《婚姻故事》讲述的正是一个因一方自私和强势所导致的婚姻悲剧。

《婚姻故事》的绝对主角是一对夫妻。丈夫查理是极具才情的剧团导演，而妻子妮可则是该剧团的一名演员。但电影里，对男女角色的分配并不均衡，妻子妮可的心声占据了相当大的叙事篇幅。透过妮可之口，观众得以深刻地感受到她在婚姻生活中不被“看见”的窒息：反复强调的个人意愿被丈夫当作“说说而已”，永远用着“等下次吧”的敷衍态度一拖再拖；话语权更是从无，大到搬家小到选家具，妮可的意见都未被认可和接纳，甚至问都不问自作主张。

《新京报书评周刊》曾撰文，“处于婚姻中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建构为整体的弱势地位，这一点无论在法律、社会还是习俗传统中都如此，即使在某些特定时刻特定的女性或女性群体利用自我能动性来争取一定的空间，但这些抗争和所能争取到的权限也往往十分有限。”可以说，《婚姻故事》强调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人微言轻，却在结局中通过让妮可的自我愿望与价值得以实现，突破性地给予了有勇气改变现状的女性一抹明亮的可能。

今天这篇文章，笔者将对《婚姻故事》这部电影展开剖析，反向论证女性唯有自我觉醒、自我重视并积极争取自我地位的平等，才能获得幸福而持久的婚姻。

一、自我觉醒

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有发声与被看见的权利

心理咨询师曾试图通过要求妮可和查理为彼此写信的方式，调解两者的离婚请求。

在信中，妮可表白自己因查理的排除万难无所畏惧而爱上他。但在后来的剧情中，妮可提出离婚的最大缘由，偏又是查理的独断专行和无所顾虑。同质的性格特征之所以会带给人不同的情感体验，很大程度上在于当事者对自身处境的狭隘判断与被动取舍。

妮可在遇见查理之前，已与本订婚，但妮可不爱本，她努力麻痹自己“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恋情”。直至对查理一见钟情，妮可感觉自己获救了。妮可对代理律师诺拉说，“其实问题早就出现了，但我就是接受了查理和他的生活，因为活过来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显而易见，妮可以往的处事态度是得过且过的，她混混沌沌地接受一切，只在命运抛来求生索时不管不顾地接住。

另外，在查理的信件中，也透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细节。他说，“妮可总是莫名其妙地泡一杯茶，却不喝。”如果说妮可的迷茫有上述主观意志的缺陷，那么这里就从客观角度指出，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妮可承担了太多的家庭琐事，以致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常常被打扰与阻断，而遗忘了自己也需要一段静静地等着热气腾腾的绿茶变暖转温的独处。

让人遗憾的是，即使妮可曾经如此卑微地不顾自我意志，为家庭全身心付出，却依然没能换来查理的目光所及与爱的忠贞。前者如查理没看出妮可早已染发多时，还对她的短发指手画脚，后者则是查理出轨了剧团里的舞台监督玛丽·安，却还心安理得地吼着“你不该难过我跟她在一起，你该难过我跟她在一起更快乐！”

但也幸运是，妮可终究勇敢地走出了婚姻的牢笼，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这也是她自我觉醒的标志。电影对此有两处细节设计：一是当查理说更喜欢妮可长发的模样时，妮可取笑了他还没意识到两人已启动离婚程序，查理再也没有立场对自己品头论足了。接着，这个“即便是在令人尴尬的场合，也能让大家感到自在”的女人，甚至狠狠地关上自家大门，断然拒绝了与查理共度万圣节，任后者独坐在空荡荡的酒店房间直至夜深。二是当查理兴师问罪般对儿子亨利要一直留在洛杉矶求学感到不满时，电话那头的妮可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和颜悦色，在公共场合中说尽了污言秽语，寸步不让。

从妮可在查理面前的态度颠覆，可见其在婚姻生活中的窒息与崩溃感。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妮可的自我觉醒而后重生，她终于不再唯唯诺诺地对查理听之任之，不再重蹈电影开场的剧团表演，被要求从高处拉下，继而用爬行的姿态去附庸和仰视查理了。

二、自我重视

永远不要以爱之名作卑微的妥协

妮可在与查理的短暂婚姻中做出了无数次妥协，但有两处妥协是最为致命的：

一妮可为爱放弃了自己的家乡洛杉矶，离开了身边都是演员、导演、电影和电视制片的广阔而熟悉的人文环境；

二妮可曾用自己的名气与资金支持查理名不见经传的剧团，却在查理的名气越来越大，而自己的地位感逐渐从弱的时候，没有站在台前及时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婚姻的本质就是完全陌生的两人最终成为胜似亲缘的关系，而妥协是婚姻幸福所必要的磨合剂。因此，上述两处妥协本身并不致命，致命的是妮可错过了将妥协亲手终止的时限。

妮可：“查理不坏的。”，律师诺拉：“但他们起初为了讨得你的欢心而对你关怀备至。等我们有了孩子，当了妈妈，他们就厌倦了我们。”

当然，诺拉在这段对话中的“厌倦”一词并不十分精准。对于查理来说，他并非厌倦妮可，而是大男子主义的刻板思维让他认为女性生儿育女后，理所应当做好贤妻良母而非职场中的女强人角色。于是才对妮可强烈而持续地表达自己想要回归洛杉矶住上一段日子，以及尝试从演员转换为导演的意愿视而不见。

事实上，查理的思想在社会上相当普遍。但不代表女性对这种固化的思想束手无策。想想如果妮可能够在生育前，对事业与生活有所规划，并在自己仍有话语权的时候积极争取自己的自由，为后期的动荡不安做足准备，这场婚姻故事大概就不会以悲郁收场。只可惜妮可忘了，她忘了唯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一路绵延宽阔，明亮当空。

现实中很多人如妮可般，以爱之名心甘情愿，但这种妥协常常被反噬，那些自我的无私也往往伤痕累累。查理和妮可的故事正是通过放大这种戏剧化的零意义，讲出人际关系排序的真谛：永远先重视自我，而后中立且分寸得当地与所爱之人建立联系，才能拥有稳定平和的婚姻。王尔德说得好，“爱自己，才是一生浪漫的开始。”

不得不提的是，在《婚姻故事》行至查理无意间读到妮可的信件段落时，导演诺亚·鲍姆巴赫的两处镜头处理十分精妙：先呈查理还在感伤，在忧忧戚戚中读着妮可的表白信。他的背后是一抹虚化了的镜头，即使看不清楚五官，却仍然能从轮廓中辨识出那正是妮可。而后，镜头骤然转至站在门口的妮可，这次的她模样明清，独占着整整一幅全景。

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指出，“在电影中，空间是一项重要的沟通媒介，告诉我们角色的心理和社会关系。在特定的区域里，一个人的重要性影响着她所占的空间大小。主导性越强，拥有的空间也越多。”查理到底失去了曾处处让着他的妮可，那个虚化了的镜头便是妮可与之渐行渐远的明证，而后的画面偏重则是她主控自己生活的意象设计。在这个场景里，妮可并未激烈地冲进房间抢信或是指责查理窥探隐私，而只是看着等着，不急不躁波澜不惊，隐隐透露出自我重视向好发展的意味。

三、找准自我定位

永远不要放弃对婚姻地位平等的争取

《婚姻故事》里有一个俯角的长镜头：查理抱着熟睡的亨利过对面马路，继而上车，然后缓缓驶出洛杉矶的林荫大道。画面里的路与树清晰而庞大，妮可早早走出镜头，落下查理混迹其中，显得渺小而无助。如此任由环境吞噬角色的手法，把这场《婚姻故事》的意义更加泛化：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查理和妮可，自以为相爱就够了，到头来发现爱情是刹那烟花，婚姻却是长久之计。爱，并不必然通向永恒。

在电影里，查理本来是个毫无名气的导演，二十几岁时却一鸣惊人，上了《纽约生活志》的封面，后又获麦克阿瑟天才奖，戏剧有机会在百老汇演出。

而故事最后，妮可离开了不记得她的名字，称呼她时只用“那个女演员”的纽约，回到了人们都评价她“真美，她能来出演我们的戏集是我们的幸运”的洛杉矶。妮可还有了新的伴侣，在家里举办着热闹的派对，楼梯转角的相片墙也早早换新。她兴奋地对前来接走孩子的查理报喜，自己导演的作品提名了艾美奖，“我现在可算是明白你一直痴迷的是什么了。”

作家张德芬写道，“只有两个人的成长在同一频率，精神上拥有共鸣，才是婚姻最好的保鲜剂。”

如果当年妮可得以鲜活而自由地追赶查理的成就，两人将平起平坐，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查理掐灭了这种可能性：当有试播剧邀请妮可拍摄时，查理没有任何激动与骄傲感，反而心怀妒忌地嘲笑了妮可的冒险，甚至说服妮可把赚来的钱回投自己的剧团，试图将妮可的梦想当成获利的工具；当妮可郑重其事地表达自己希望试着当一回导演时，查理也总是嘴上答应，然后把承诺的兑现拖至日复一日。讽刺的是，妮可回洛杉矶后，不过随口提及了自己也许可以参与电视剧执导的想法，却有人真正放在了心上，并帮助她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妮可确曾想要摆正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可查理对此的重视甚至比不上一个外人。他理直气壮地认为妮可最佳的表演状态已经过去，无时无刻提醒着妮可做错了什么、又有多少不足，却从不为妮可的调整寻找出路，把妮可的退化与式微当成自作自受。

查理如此的行为与心态显然是婚姻关系的错误示范，夫妻的相爱相亲不仅在茶米油盐间，更在两人自我价值的双双实现上，这也是婚姻结合的最大功能。舒婷在《致橡树》里描绘道，“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没有谁比谁高尚，也没有谁需要依附谁，我们都找准自己要坚持的位置，并深深扎根在足下的土地，“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四、结尾

观罢《婚姻故事》，会发现角色间的台词往来非常多，人物性格特征及其互动关系的亲密度几乎都依靠台词输出，并被观众知晓。这与借助人物微动作或是场景变换推进故事相比，更能在有限的时长里容纳足够多的情感宣发。

电影里最为精彩的台词之一来自于律师诺拉。

这段台词一度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从中读出了男女在家庭关系中的不平等。但引起父/母群体的矛盾冲突恐怕并非电影本意。制造噪音，让社会早已习以为常的观念拥有另一种解释视角才是目的：社会环境中对身为人母者的严要求是否合理？对为人父者的高宽容是否公平？抛开性别认同偏见，把完美、靠谱、无私作为评价父母双方对于家庭稳定性的付出依据，又是否妥适？

事实上，劳拉·邓恩扮演的诺拉律师在电影中承担的是全知全判者形象，她的很多台词每每回击有力、一针见血。她在双方律师会面的办公室里说出那句“所以，你的要求是协议，而妮可的要求只是讨论”时，查理有明显的发愣与哑口语塞。这种被反驳后的感触姿态也许才是《婚姻故事》台词设计想要达到的观影效果——

你可以不认同，或者选择不接受电影所传达的意义。但如果你在听到这些台词时有过那么一瞬间的触动，对婚姻家庭有了新的思考，对自身处境有了新的判断，对人际关系的内在平等有了新的向往与追求，便是这部娓娓道来的《婚姻故事》所能给予观众的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