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关怀｜专访羽戈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本篇是对青年历史学者羽戈的专访。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学术体制的专业化使得学术机构里培养出了许多专家，而不是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对于非学院派的历史学人来说，他们能够在具有公共性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更没有束缚地探索历史的本相。

“研读历史不是为了去做什么，而是为了不去做什么。”——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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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写作：

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张力

对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其问题意识或许更多源自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谱系。学术作品的阅读对象是同行。这也意味着，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要与同行就一些专业议题进行对话。细分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训练、青年学者评职称、发论文的压力和现代学术体制的详细分工，使许多学者专注于专业领域而忽视了学术作为“天下公器”的公共性。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里遗憾地指出，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学术的专业化，让知识分子“消失在校园里”。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提出，业余性才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因此，对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兼具研究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他们的问题意识更多源自研究者自身的兴趣和取向（这并不一定是私人趣味），他们试图通过探索历史的本相，拨开历史的迷雾，并与他们所关心的某些现实问题形成有机的连接。换言之，他们秉持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能不受学院体制的拘束，更自如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诚然，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所取得的专业成就毋庸置疑，他们的专业性使得历史研究能够更加深入。许多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也许会因为缺乏专业的学术训练，在史料的选取和考证上显得有所欠缺。但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对学院派历史研究进行了补充。没有学术考核的压力并不意味着非学院派学人的历史研究并不专业。尤其，在当今知识公共化的时代里，史料的搜集不再只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专利，优秀的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同样不逊于最优秀的学术论著。

羽戈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羽戈学法律出身，多年来，在时评、影评、文化政治评论等许多领域都笔耕不辍。2007年后，羽戈转向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近些年来出版了《百年孤影》、《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等历史作品。

虽然羽戈看似远离时评，研究历史，与当下知识界保持着一定的疏离，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从未远离过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对中国百年大转型的关注和思考促使他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学院派的专业历史写作无疑为羽戈等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提供了作为研究基础的范式、素材和理论。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的历史作品也很好地为历史研究补充了必要的公共视野和社会意识。学院派历史研究者和非学院派历史研究者的互补和辩证关系，体现出历史研究中专业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张力。

《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羽戈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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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羽戈

新京报：你学法律出身，写过时评、影评、文化评论等。你在其他领域的经历会影响你的历史研究吗？又是如何影响的呢？

羽戈：以前曾有人问起，法律与历史研究如何接轨。我以为这二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反而有一脉相通之处。我读法学，最大受益即逻辑训练，司法逻辑比一般逻辑学更严谨，更缜密，更能锻炼思维能力和证据精神。这是一种方法论，可用来研究案件，也可用来研究历史，“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而且，天底下再也没有哪两个学科，比法学、历史学更讲究证据与论证。所以我觉得法律人研究历史，正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历史研究和你对法律、政治哲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在你的研究和写作“版图”之中，历史拥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意义？

羽戈：其实我不太喜欢使用研究二字，也许用研读更合适。前者过于冰冷，后者则融入了一己之情怀，虽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终究有其冷暖。在我看来，任何学问本质上都是生命的学问，区别仅在于方法论以及态度。也许法学偏向冷酷，历史学则多了一丝温情与敬意。我曾在十年之间三写杨度，前两次写，不脱法律人的本色，隔岸观火或居高临下，常以后见之明责难先贤，直至第三次，才敢说勉强做到了“了解之同情”，从而真正触及他的悲苦心境。我关注的两个方向，其互通与交集，形成了一个十字架：法学（政治）为经，史学为纬。

新京报：你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当下形成了怎么样的对话关系？

羽戈：陈寅恪先生诗云：读史早知今日事。历史自然不会重复，不过在同一个大时代内，前后韵脚完全可能一致。我们至今依然处于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征途之上，所以有时研读中国近代史，感觉与现实并无差异或距离。不过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的关系，不在正面，而在反面。要言之，中国近代史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不在种种真理，恰在种种谎言，不在种种经验，恰在种种教训，因而我们的研读，目的必须明确：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不再受骗，不是为了去做什么，而是为了不去做什么。

新京报：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研究者，你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路径受谁的影响比较深？

羽戈：中国人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和余英时，西方人是米歇尔·福柯。

羽戈在访谈中推荐了福柯的《性经验史》。福柯在这本书中试图勾勒出一部西方自16世纪以来用主流话语规训身体的历史。福柯重视历史之间的断裂，消解历史的主体，拒绝总体性的历史叙事，并以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方法而成为后现代史学的重要人物。

新京报：你认为当代历史学者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对你个人来说，历史写作最核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羽戈：抱歉，我比较害怕或抗拒回答这些宏大的问题。虽然常常念叨“读史早知今日事”，我并不奢望用历史为现实指路，以照亮变幻的未来。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历史足以光明，可作镜子，我们的历史却大都晦暗不明，是以第一要着，在于擦去尘埃，清洗污痕，追寻真相。求真之余，再谈善与美，假如历史之中并无善与美，那也不必伪造。丑恶同样是历史的要素，就推动历史进程这一点上讲，其作用力未必弱于美善。

新京报：有人说专业的、依附于学院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历史学者，其写作越来越专业化，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本该有的公共性。如今，通俗史学非常流行，但其中又包含着大量良莠不齐的东西。你是怎么看待这种通俗与专业之间的分裂？你觉得该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专业性和公共性的张力？你心目中好的历史写作是怎么样的？

羽戈：禅语云：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对于通俗与专业之争，当作如是观。历史写作如此，知识分子亦然。对知识分子而言，其本分在于拥有足够的知识（包括常识与见识），这一点显然并不取决于专业与公共之分。换言之，缺乏足够的知识，无论公共还是专业知识分子，都是浮云。我心中的历史作品之典范是温功义先生的《三案始末》，此书介于专业与通俗之间——也许压根不该用这两个说法来论断。

新京报：你认为上一代历史学人和这一代历史学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羽戈：一根藤上的瓜果，能有多大区别呢。一定要做对比的话，老辈人更可敬，新生代更可观。话说最值得期待的新生代，已经不止于研究历史，他们更渴望创造历史。

采写｜徐悦东

编辑｜罗东 李永博

校对｜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