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言文是如何“自绝于人民”的？
在学生时代，阅读古诗词、文言文的时候，我们常会遇到一个词，叫翻译。我们从小学汉语、识汉字，怎么学习汉语写成的文章，还要翻译呢？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因为古文作者是古人，跟我们有语言代沟，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新文化运动以来，文体与语体或者说书面语与口语发生了融合，虽然区别并非完全消除，但只要能识字的人就基本就能读现代文，也无须给文章做注解。但有些古文，不仅现代人看不懂，如果没有专门研习，就算是古人哪怕是当时的读书人，也不一定能无师自通。这是因为古人写作文章，用的几乎是迥异于口语的，以先秦经典、秦汉文章为标准的一套语言系统。因此，很多古文都需要专门的学者注疏释义，比如《论语》有《论语注疏》，杜甫的诗歌也有《钱诸杜诗》、《杜诗详注》，等等，还形成了训诂学、小学。
古代文人把文章的创作、传播，搞得这样复杂，“自绝于人民”呢，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人话”呢？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并非文人们所愿，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文言文的祖宗，也曾是白话文
其实早在西周、春秋时期，文体与语体还是统一的。孔子编撰《春秋》、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除了注解《周易》，也没有见他给其他经典做注解，说明对当世人来说，那些书并不会有多难懂。就算他想到后人要把这些书划为考试重点，他也无法以后世的通俗语言去翻译一遍。据胡适先生考证，《诗经》特别是《国风》，基本就是当时的白话文写成的民歌。可见文言文的祖宗，在它产生的当时也是白话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我们初学，可能要借助注释，可作为口语化的写作，当时的人们听着估计就像我们现在听流行歌曲一样直白。但是时过境迁，口语已经发生变化，后人做文章仍以已经死去的口语写成的古书为范本，由此，文体与语体就产生了疏离。
二、秦汉大一统后，文体与语体渐行渐远
据胡适先生推知，战国时期，文体与语体就已然分开，而且各国方言繁多，同一事物，往往有多种表达。秦朝统一全国后，推行“书同文”改革，用“文言”做全国书面沟通的媒介。
没过多少年，到汉朝，文体与语体的隔阂就越来越深。据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载，汉武帝时期，公孙弘任丞相时，曾上奏：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
可见当时，非但普通百姓看不懂文言文，就连小官吏也难以看懂那些“尔雅文章”。于是，汉朝颁布政策，在各郡县选拔可塑之少年，送到京师深造，补“文学掌故”之缺，然后分散到各地开展“政策解读”工作。此后，对经典古籍的掌握，逐渐成为当时乃至后世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指标。
三、科举等选拔制度给古文提供了制度保障
到隋唐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横空出世，它不仅影响了此后千年的官吏选拔，还为古文写作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
以唐朝为例，科举考试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个科目，最重要的是明经科和进士科，其重要的参考书目就是四书五经，乃至十三经。虽然明法科（掌握律法知识）、明书科（掌握书法知识）、明算科（掌握算数知识）三科，看似跟文章功夫无关，属于特长生考试，可对四书五经多少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所以，为了考取功名，文人们读书作文，自然就会以科举文章为标尺，唯古文马首是瞻。就算有人为图消遣、不图功名或者科举无望，写了一些市井文学，也被称作闲书，甚至作者还不会署名，所以《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才难有定论。
元朝时期，科举考试停止了近八十年，文人的创作欲望无处释放，元杂剧等白话文学便获得了蓬勃发展，同时也找不出什么古文大家。明清时期，科举回来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古文运动就随之而来，前后七子、桐城派等古文大家也来了。当然，有宋以来，到元明清三代，市民文学一直都很繁荣，这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科举制度的压制仅是一方面。
四、广义的古文和狭义的古文
最广义的古文，大概可以理解为古代的文章，管他是古代的文言文还是白话文。但是像古代白话文写成的小说、戏曲等文体，还是很少有人把它们称作古文，正统的古文是指文言文，这点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古人都是基本认可的。
狭义的古文则是指先秦经典和秦汉散文，“古文”一词是唐代中期散文大家韩愈提出来的，并由他和柳宗元领衔，掀起了唐宋古文运动，师法秦汉，反对词藻华丽、用典干瘪、内容空洞的骈赋文章，推行文以载道、平易畅达、行文自然的散文。就是这场运动，形成了韩、柳以及宋朝的三苏、曾、王、欧“唐宋八大家”，他们看似在复古，实则是在革新；当时看是革新，我们现在看，他们仍旧是在复古；真要革新，那他们就该写跟语体统一的白话文，可他们肯定不会那样革新，毕竟科举又不考白话文，不仅科举不考，整个文化阶层也是不屑于作白话文的。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无可厚非，按下不表。
古代中国，不仅文章上，在礼法制度等其他方面，大抵都是崇古的，“古”甚至是一种颇高的褒扬，比如古雅、古拙、古道热肠，而“人心不古”则是贬义；元稹盛赞杜甫的诗歌，用的也是“上薄风骚，下该屈宋”，达到先秦水准。唐代画家张璪虽说，“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师造化不如师我心”，也仅限于绘画艺术，仅限于提醒切忌泥古不化。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先秦时代就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后世只需要向后仰望、顶礼膜拜。可事实真是这样吗？换一个角度仰望，就一定不会出现更加灿烂的文化吗？不知道最初是这种崇古的民族心理，造就了崇古的文化氛围乃至封建制度，还是崇古的封建制度塑造了崇古的民族心理，抑或是二者互相成全，循环前进。总之，作为封建君王，想必是十分乐见这种规规矩矩的“循环”。
说回古文，无论是那些骈赋文章，还是韩柳以来的散文，在文词系统上，都属于自绝于语体的文言文。深究其内容，即使标榜文以载道、自由表达思想，实际上载的道也并非全是个人思想，更多的还是载古人之道，兼载君王之道。这或许也是古文，能始终作为主流的、高级的文章，统治整个封建时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吧。
参考书目：胡适《白话文学史》、陈寅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