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不同于恐怖活动的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行为

20世纪上半期,在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韩国独立运动中,暗杀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暗杀活动既是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韩国志士采取这种特殊斗争形式,与朝鲜民族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有些人将这些刺杀活动与恐怖主义相挂钩，但是，这些暗杀活动激励了韩国人民的反日斗志,彰显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与当今国际社会所共同反对的恐怖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自1910年日本迫使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止,在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期间，韩国人从未甘心臣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他们利用各种形式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直至最终赢得独立。与当时其它民族的解放斗争相比,暗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始终居于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

韩国独立运动纪念日活动

01

韩国志士的暗杀活动

《日韩保护条约》签订后，伊藤博文成为首任统监。条约名义上规定日本统监只管理韩国的各项外交事务,而实质上韩国所有的内政外交都处于日本的监控之下,此后日本开始逐步确立对韩国的全面殖民统治。1907年解散韩国军队,1910年8月公布《日韩合并条约》,完全吞并朝鲜,日本天皇发布诏敕,废韩国国号,置朝鲜总督府,在韩国实行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前日本统监、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任总督。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韩国丧失了独立,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不甘心做亡国奴的韩国人开始奋起抗争,他们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反日斗争,以争取自由与独立。从日本侵略者吞并朝鲜半岛开始,到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暗杀活动一直是韩国独立运动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斗争形式,韩国的爱国者们组织了多次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暗杀活动,给日本军国主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些暗杀活动主要针对日本的军政要员,发生在日本、韩国及中国,次数多达近百次。

影视剧中的暗杀

韩国志士所进行的暗杀活动大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以疯狂侵略与屠杀朝鲜人民的敌人为复仇对象,在暗杀活动中,以此类居多。其影响较大的为:1909年10月26日,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侵略元凶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时任日本总理大臣,1906年任日本驻韩首任统监,其目标就是亡韩灭华,让日本称霸亚洲,实为侵略元凶,中、韩两国的公敌。在受审时,安重根大义凛然地宣称此举是为有四千年历史的祖国和二千万同胞报仇,处决蹂躏朝鲜主权、扰乱东洋和平的奸贼,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英勇就义。

“我为大韩独立而死,为东洋和平而死,死而无憾!”——安重根

1922年3月28日,韩国爱国者金益湘、吴成伦在上海新关码头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田中义一不仅是直接镇压韩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的刽子手,后来还提出过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也是中韩人民的死敌。事后金益湘被处死刑。韩国临时政府外务总长赵素昂在致日本外交大臣的抗议书中断言,“将来无数之金益湘将弹满天下,发挥民族的义侠”,表达了坚定不屈的民族抗争精神。

安重根

第二,针对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天皇及其他高级官员进行的刺杀行动,以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唤起世界舆论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同情与支持,扩大国际影响。韩国独立党人曾经两度将日本天皇定为刺杀对象。一次是1924年1月5日,朝鲜义烈团成员金祉燮在东京谋刺天皇,但最终却因炸弹未爆而失败。第二次是在1932年1月8日,韩国志士李奉昌在日本东京樱田门刺杀日本天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韩国临时政府认为这是中、韩两国联手抗日的大好时机,决定由国务委员金九负责,派李奉昌实施暗杀日本天皇的计划。在天皇出席阅兵式归来经过樱田门时,进行刺杀,炸弹掷中副车,天皇逃过一死。消息传出,极大地鼓舞了对日寇同仇敌忾的中、韩民众。《申报》以《韩国志士阻击天皇未成》为题,详尽报道事件经过。青岛的国民党机关报《青岛民国日报》则以头号标题刊登消息:“韩人李奉昌阻击日皇不幸不中”,另外福州、长沙等地的报纸也都使用了类似的词句。

天皇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日本侵略者准备利用4月29日庆祝“天长节”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举行阅兵式,炫耀武力,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中韩双方联手合作,由金九委派韩人爱国者尹奉吉混入虹口公园,乘日本侵略者得意忘形之际,向检阅台投掷炸弹,将在场的全部日本军政要人白川大将等7人炸死炸伤,成为轰动世界的特大新闻。后来韩国独立运动的领袖金九在《申报》上发表公开信,声明此次刺杀行动的目的“在用武力拯救祖国”,并表示“今后余仍将坚持不懈,非至我国恢复独立决不终止也”。

东京事件后,韩国志士柳相根、崔兴植、李盛元、李盛发等又准备乘国联调查团自上海抵大连,日本军政要人迎接之际,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及南满铁路总裁、新任外长内田康哉等人炸死。但因计划泄露而失手被捕。

第三,针对韩国人中的一些民族败类进行的清除活动,即镇压鲜奸。除了以日本侵略者为暗杀对象外,对于那些甘心出卖祖国、危害独立运动的奸细,也坚决予以镇压。当时临时政府将上海的韩人分为甲、乙、丙三等,进行严格监视,一旦发现有日本奸细,就派人将其处决。如在上海的亲日派韩人曾经以“亲日和同族相爱”为标榜,组织上海朝鲜人会。其会长柳寅发就在1933年8月31日被独立人士所刺杀。

1931年7月15日,鲜奸金然波在吉林被处决。金然波,又名金利三,素为亲日党健将,担任日本人主办的《满鲜日报》驻长春记者,同时兼汉城、平壤各韩文报通讯员,平时即惯于离间中韩民族感情,挑拨韩人仇华。自“万宝山事件”发生后,金然波就与日本人一道大肆捏造韩人被中国人枪杀的谣言,这些造谣通讯分载于韩国各地报纸后,以致发生朝鲜全境排华、仇杀华侨的惨剧。韩国志士遂将其处决。

万宝山事件

纵观这些暗杀活动,韩国的爱国志士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舍生取义,为的就是“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公贼报仇雪恨”。这些暗杀活动不仅给予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向世界各国昭告了韩国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

02

对暗杀活动的认识

对于当年韩国独立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暗杀活动,我们今天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首先,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活动是在外交努力失败、其它形式斗争条件不具备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抗争方式。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后,实行极为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对韩国人民争取民族自决的独立活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在1910年至1919年的10年间,有数万韩人被杀害,数十万人被投入监狱。仅1919年“三·一”运动中,被日本殖民当局活埋、刀劈、枪击、斩首的韩国人就不计其数,被捕入狱的更是高达20万人,整个朝鲜如同人间地狱。大批爱国志士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海外继续从事独立活动。活动的方式包括外交活动、反日复国宣传以及军事斗争等多种形式。

韩国临时政府

一开始,韩国临时政府还以开展外交斗争为主。1919年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十分重视争取国际社会对于韩国独立复国的支持,并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前后形成一个求援高潮,企图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努力,依靠国联以及欧美列强的压力和中国的外交承认,迫使日本同意韩国独立。但是,韩国临时政府争取国际社会援助的外交努力大都没有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对韩国的侵略行为得到了欧美列强的默许与纵容,尽管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韩国人民的独立活动,但由于自身亦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难以提供较大的财力与物力的支持,更多的只能是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所以临时政府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转而采用军事暴力手段,坚持反日斗争。

而韩国临时政府的财力、物力极其匮乏,独立运动在国内“未有片土之占据”,只能依靠海外韩侨个人的一些有限捐助。在这种既无国际强力支持,也无国内稳固后方的情况下,韩国临时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反抗活动,以暗杀活动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当属必然。曾任韩国临时政府外务总长、国务委员的赵素昂称此为“局部破坏方针”,派人“暗杀军政主脑人物,使敌人发生恐怖,使敌人秩序陷于混乱状态”,从而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藉以鼓励韩人革命情绪”。

金九

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除派人赴东京暗杀天皇和在上海制造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外,也派遣部下潜回国内从事反日暗杀活动。如金九曾派他的学生罗锡畴身携炸弹手枪,潜回汉城,杀死七名日寇,然后自杀身亡；又派遣李德柱、俞镇植回国暗杀朝鲜总督；派遣柳相根、崔兴植前往中国东北刺杀关东军首脑。

其次，暗杀活动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对韩国独立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从韩国被日本吞并开始,到中国抗战爆发,韩国独立运动基本上是在一种孤立状态下进行的。尽管其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苏俄政府曾给予过一定的援助。一方面因为日本的镇压,同时也因为政见歧异,独立运动内部分成许多派别,互不统属,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韩国独立运动纪念活动

“至少有八种以上不同立场的派系对峙着,其中尤以文治派对武断派,畿湖派对西北派,关内派对满洲派,不平派对干部派为最显著。”——《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

到了1930年前后,临时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以为继。经济十分困难,金九感叹道:“维持政府名义的希望都很渺茫,虽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也无力拿出这笔钱”,“更令人心寒的是本来有千余名的独立运动者,现在连几十名都不到”。

为了振奋士气，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临时政府认为,不能展开军事袭击,搞暗杀刺激一下也好”。于是金九领导成立韩人爱国团,专门从事暗杀破坏活动。李奉昌实施的樱田门刺杀天皇事件与尹奉吉进行的虹口公园爆炸案,都是在金九领导下进行的。这两次暗杀行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于韩国独立运动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当时韩国人民都认为,李奉昌“虽然没能炸死日皇,但却在精神上杀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同时也向世界各国证明了我们民族并没有归化日本”。“无休止的惩罚行动,虽不能直接驱逐日本统治者撤离韩国,但最低限度可以使日本在对韩民施行恐怖手段时,有所警惕,同时且可激发民众之同仇心理,无形中抵消了统治者的一切努力。”

虹口公园

而“虹口公园爆炸案”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更是十分巨大,成为中韩两族人民共同抗日、联合御侮的新起点,这样的后果大概连其策划者及执行者事先都不曾估计到。它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自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后渐趋恶化的中韩民族感情，而且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肆意侵吞朝鲜的重视,国际正义舆论也借此案纷纷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运动,双方携手合作,走上了共同抗敌御侮的道路,使得韩国独立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韩国临时政府因成功地领导了这起爆炸案,在全体韩国人民特别是旅居海外的侨胞中重新树立起威信,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转机。正如一位韩国学者所评述的那样,“以1932年1月的李奉昌义举和4月的尹奉吉义举为起点,韩国临时政府的发展才出现了转机。这些事件奠定了中韩联合的基础,临时政府开始获得中国国民政府的资助,从此有了新的活力”。

影视作品中的刺客

第三,韩国独立运动中暗杀活动盛行,与韩民族的特殊民族心理有很大关系。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许多弱小民族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如甘地为争取印度独立而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是像韩国这样以暗杀为重要斗争方式的,尚不多见。之所以暗杀活动盛行,与韩民族的特殊民族心理有很大关系。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信奉“爱”的哲学不同,韩人认为自己的民族哲学是一种“恨”的哲学,即对于自己所遭受的欺凌、压迫、不公正,决不宽恕,“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正的报雪、真心的道歉,便将永远心怀怨恨而纠缠不解”。

前韩国总统金大中曾经对此详加分析,他认为朝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恨”的文化,历史上韩国人民饱经忧患和苦难,“恨”代表着人民群众遭受了挫折后的希望,是正在待机实现人民遭受过挫折的梦想。所以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韩国人一直生活在“恨”之中。但也许正因为怀此家国之恨,反而一贯能够安慰与激励自己。“朝鲜人民两千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特性,他们内心里绝不向邪恶的势力屈服。”这就是“恨”的本质。

二战时的韩国

韩国的独特历史与地理位置也是韩民族特殊心理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韩国历史十分悠久,是中国之外最早接受儒家文明的国家；另一方面,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边缘,韩民族也是一个弱小民族,历史上曾经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恶劣的环境与长期以来的遭际,使得韩民族逐渐形成了一种十分刚烈独特的民族性格,对于外来侵略坚决反抗,甚至往往以死相拼。悠久、灿烂的文明史成为凝聚韩民族的坚强纽带,使韩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认同心理和鲜明的民族特性,不甘心被奴役、压迫,也不甘被外来民族所强迫同化。同时,长期以来,儒家学说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其“舍生取义”思想成为韩民族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因此韩国人民无法忍受暴日以强凌弱的残暴行径,为争取民族独立,不惜流血牺牲,这些都是韩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

“彼日本有武器数百万器,有新式之枪炮舰、数百万吨之重大利器,可甲于东亚,又可列于西欧……一旅兴夏,三户亡秦,历史俱在,彰彰可考。我大韩国民之所有生命、财产、智慧、忠诚,皆可有一战之资格!”——韩国临时政府通告

韩国三·一运动

1919年在“三·一”运动期间成立的朝鲜义烈团,专以暗杀日本殖民官吏和破坏殖民统治机构为使命。其公约即规定,“具有忠义气魄与牺牲精神者始为本团团员”,要有“九死一生献身事业”和“为朝鲜的独立与世界的和平牺牲自身的精神”。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亦是如此。都是用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求成员,激励他们奋不顾身地从事争取独立的斗争。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甚至发生过这样的激烈举动,为了避免亲人拖累,也不愿因自己从事反抗活动而让他们蒙受苦难,有的人还组织了“杀父会”,由会员互杀对方的父亲。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促使韩国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始终如一、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03

韩国暗杀活动与恐怖活动的区别

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活动与当今的恐怖主义活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在看待韩国独立运动中的这些暗杀活动时,不能把它们与今天世界人民共同反对的恐怖主义活动等同起来,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

恐怖分子

其区别主要有二：其一,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韩国独立运动属于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主义运动范畴,由民族自决而引发的第二次民族主义运动是绵亘19、20两个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以被压迫民族要求在政治上摆脱压迫和控制,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为特征。它代表了民族国家意识发展的主流,有着十分显著的进步意义。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压迫民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中世纪封建帝国,一部分来自第一次民族运动造就的民族国家所演变成的殖民宗主国。在殖民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实施统治的同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也开始了。日本就是在自身形成民族独立国家之后开始侵略韩国的。因此韩国独立运动隶属于世界范围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与世界上许多被压迫民族一起奋斗,最终埋葬了殖民主义,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

影视作品中的刺客

所以韩国志士所进行的这些暗杀行动都属于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而今天以恐怖主义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属于第三次民族主义运动范畴。与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相比,具有相当消极的一面。这是因为目前国际社会的秩序已经是在民族充分自觉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不顾历史和现状以及其它民族的利益,甚至在有关政府作出很大让步的情况下,仍坚持极端要求,并以制造恐怖事件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结构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安宁。因为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潜伏着爆发民族分离运动的可能性,故理所当然,由民族分离主义引发的恐怖活动遭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与反对。

其二,在暗杀活动中采用的手法不同。在韩国志士的暗杀行动中,暗杀对象只限于日方的军政人员,并不针对平民。同时行动中也很少伤及无辜。如在上文涉及的十余次重大暗杀行动中,只有1922年刺杀田中义一时,有一美国人不幸误伤身亡。

而战后恐怖主义的目标选择,却从打击对手更多地转向滥施暴力于无辜。恐怖分子往往大规模袭击普通民众及大型民用建筑,其手段较以前更隐蔽更残忍,很难防患于未然,因而其危害性极大。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起以袭击平民为目标的特大恐怖事件。如车臣分裂主义者频频制造的爆炸、扣押人质事件,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恐怖活动,美国“9.11”事件,伊拉克的爆炸案,以及西班牙马德里连环爆炸案等等。

恐怖分子之所以如此残忍地向无辜平民下手,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民族主义的复仇性与宗教的非理性,使那些活动受挫或处于弱势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不顾一切地制造大规模流血事件,发泄民族仇恨,有的敢死队员甚至不惜以“人体炸弹”来以身殉教；其二,信息传播媒介的发达,使恐怖分子更加注重恐怖活动的效果,恐怖分子往往将目标选定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或重要建筑物内,以便在平民中制造恐怖气氛,引起社会关注,达到向政府施压的目的。

所以从这两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活动与当今世界各国联合打击的恐怖主义活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然,暗杀活动本身也必然带有恐怖性,但若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个朝鲜半岛所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相比较而言,其无疑是正义的,而且是一种弱者的正义。

04

结语

综观整个韩国独立运动史中的暗杀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暗杀活动不仅是整个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爱国志士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抗争,激励了韩国人民的反日斗争,极大地彰显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这些暗杀活动与当今国际社会所共同反对的恐怖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二战结束后的韩国

“在韩国独立运动奋斗史上,暗杀活动占有一定的地位,尽管从现代国际法意义上来说,此种政治斗争手段并不值得提倡,实际上它也不能拯救国家的危亡和实现民族的复兴,但是韩国人民处在暴日残酷统治和严密控制之下,韩国志士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出此极端手段,不仅表达了韩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鼓舞了全民族的反日斗志,而且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产生过惊天动地的政治影响,有的甚至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韩国史研究专家石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