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少数民族皇帝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 让中国古代一个民族后来逐渐消失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这一利益共同体之下，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与特色。在这一前提下，任何强制“同化”的手段都是没有用的。党项族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但在西夏政权灭亡后，这个民族就逐渐消失在了逐渐融合在了中国其他民族中。为什么呢？学者们虽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即西夏建立初期，李元昊做了一件本不应该做的事。

李元昊(墨青摄)

1644年，清军入关后颁发第一次的“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只好公开废除此令。但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受到其他汉大臣的排挤，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而多尔衮亦正有此意，遂趁势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

虽然，清朝的剃发令最终还是被强制实行了下去，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它无疑是对汉族等民族人民心理情感的一种严重伤害，而制定者想要以此达到的民族“同化”目的也完全没有实现，成功几率接近于零。

羌族幺妹（娴梦摄）

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早在清朝之前，中国的地方割据政权西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党项族失去自我特色，逐渐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公元1032年，李元昊取得了党项政权的最高统治权，西夏形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局面。继位后，李元昊为了强化民族意识，增强党项族内部的团结，争取贵族上层和广大党项部落人民的支持，首先抛弃了唐、宋王朝赐封给其祖的李姓、赵姓，改姓嵬名，称“吾祖”。

“吾祖”为党项语，意为“青天子”。李元昊自以为祖宗为鲜卑拓跋，为了怀念祖先，保持旧俗，他率先自秃其发，剃光头，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然而，李元昊同时强令党项部族人甚至一些汉人一律“秃发”，且限期三日，有不服从者，任何人都可以处死他。一时间，民众争相秃发。

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到李元昊为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反倒使这件事流于形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丹巴人是西夏祖先党项羌的后人

白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出版专著《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等。他曾在自己一篇文章里说，党项上层人物在为元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竭尽心力的同时，也为党项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元代党项文人斡玉伦徒，面对凉州孔庙中从祀的先祖斡道冲之画像，发出了“遗像斯在，国废人远，人鲜克知”的哀叹。移民庐州的党项上层余阙，对当时来自西夏故地的戌守士兵，深虑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在西夏故地“今亦莫不皆然”。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蒙古军队在灭亡西夏以后几乎毁灭了西夏所有的文化，对党项人也实行了大量的移民；另一方面，人们不得不问当时被“秃发”了的那些汉族人会不会“还原”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而被强制的“党项人”还原为汉人，势必会影响到真正的党项人也逐渐变成其他民族。

羌族美女

这就是说，党项民族在建立其政权之初，为了盲目扩大本民族人口数量，将民族问题变成了“秃发”和换衣服的游戏。游戏里掺杂不少“水分”，后来“水分”不但蒸发了，而且还影响到了其他的党项人。

这也许能算作李元昊留给我们今天的一点启示吧。在这个问题上，隋炀帝说过一句很有水平的话，确也值得人们珍视。

《北史·突厥传》记载，公元607年，隋炀帝到了榆林，突厥可汗启人和义城公主来到行宫相见，他们表章请求隋炀帝按照大隋的样子，衣服、饰物、法令、器用等都和中国相同（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隋炀帝把启人的表章交给群臣商议，公卿大臣请求按照启人奏请的去做，但隋炀帝认为这行不通。他说：“君子教育别人，不要求改变习俗，何必用裁剪衣襟、系着长带子来同化他们呢？”（君子教人，不求变俗，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

我们应该看到，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一利益共同体之下，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与特色。在这一前提下，任何强制“同化”的手段都是没有用的。（文/路生）

党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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