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件之前 张学良已察觉日本要动手 为何却没有预防？

1931年，朝鲜人在吉林省万宝山无视中国法律，私自占用土地，损害中国农民利益。吉林省政府随即发布第1273号《指令》，明文批示：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公署派员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这本身是一件简单的土地纠纷事件，吉林省的处理方式有礼有节没有任何问题，可这一举动却让日本人嗅到了机会。1931年7月2日，日本警察胁迫朝鲜人不得离开中国，蓄意制造中朝摩擦。由此，日本在朝鲜极力煽动朝鲜的"排华情绪"。7月5日 ，中国在平壤的华人，就有37人被杀害，93人被打伤。

7月6日，张学良收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王家祯的绝密情报。据情报来看，日本方面为了解决其领土狭小而带来的困难，试图"急遽在大陆 ，定国家基础"，具体实施计划为"以朝鲜为根据地，以朝鲜人为与中国人冲突的先锋。日本以全力后援之，用武力侵略中国"。王家祯的绝密情报，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张学良，日本人要对中国动手了，万宝山事件只是在为侵华做战前舆论铺垫。

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尚有76天，张学良已察觉到日本人要对东三省动手。他与蒋介石的电文中，也一再强调"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态势已经是心知肚明，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预防措施。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与南京政府达成了一种默契。1930年11月至12月间，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内部事务则要征询张学良的意见。在这一基调影响之下，东北政委会遇到地方交涉重要案件，都会先请示南京政府。因而，在对日外交上，张学良处处小心，时刻与南京政府保持一致。由此，张学良在对日外交上，屡屡陷于被动。

此外，张学良处决杨宇霆，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东三省少了一个能够与日周璇的外交人才。杨宇霆早在张作霖时期，就负责东三省的对日外交事务，斗争经验丰富。最为关键的是，杨宇霆军政兼修。倘若杨宇霆没有被处决，张学良面对日本人磨刀霍霍，不会那么无动于衷。

其次，张学良深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影响。1931年蒋介石发布《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开始全力"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张学良也发文《复蒋介石电》附和，表示"学良忝膺重寄……敬当奖率师旅，惟钧座之命是从"。在这一共识之下，蒋介石又不断向张学良灌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由此，张学良与蒋介石就抗日问题上，都倾向于不抵抗。为此，张学良还致电东北政委会"对日不能开战"，只能据理力争，并须制止民众反日运动"。

再次，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本质上就是一个军阀，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保存实力。张学良深知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精良，单兵素质远远高于东北军，并且还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张学良明白，中日开战之后，务必倾举国之力方能与之一战，东北孤军作战只会做"无谓的牺牲"，并且还有可能"扩大事态"。

最后，张学良为了避免日本对东北动手，没有再东三省军事反制上下功夫，而是让军队保持克制。在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关东军四处寻衅滋事，试图制造事端。根据张学良晚年的回忆，日本关东军在大街上遇到东北军，直接在东北军战士刺刀上划火柴，目的就是激怒东北军。张学良为了不给日本人制造口实，三令五申东北军"绝对不许抵抗"。

在多方面因素制约之下，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张学良已察觉日本要动手，但为了不给日本留下口实，没有去做实质性的预防措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完全沦于敌手。由此，张学良身背"不抵抗将军"骂名，开始不断的反思"不抵抗政策"，朝思暮想就想打回东北老家去。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给了中华民族一个完美的答卷，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