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张学良坦言：“九一八事变”给蒋介石当了替罪的羔羊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为了洗脱这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耻辱，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告诉杨虎城：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张甚至公开对群众说过：“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

1931年初，张学良已感到日寇的步步紧逼对东北不利，主张以最快的速度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内纠纷，政府应该腾出精力，以便全国一致以武力保卫东北。但南京政府的政策和张学良的观点正好相反。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会议，讨论张学良的报告。7月11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现非我国抗日之时。”第二天，又从江西剿共战场致电张学良：“若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对中日纷争会更加纷乱，故须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又告诫说：“万一日本进攻，东北军不可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7月1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监察院长于右任也密电张学良，开头便说：“中央政府把平定内乱视为其头等职责，东北的同仁必须理解这一国策。”这里所说的“内乱”，主要指江西等省的红军，也包括汪精卫、陈济棠等人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

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向全国发出通电，电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揭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

第二天，即7月24日，张学良致电张作相、臧式毅、荣臻等，称蒋之电文，“语重心长，恻然意外，和平荩抱，昭然若揭，拜捧回环，钦佩莫名。”“际兹外侮凌厉，赤焰方炽，凡属军人，俱应觉悟，宜顺民意而息争，勿逞意气而祸国。如有甘冒不韪，破坏大局，置国家于不顾，乃民众之公敌。勋服膺钧旨，爱护和平，敬当钧命是听，候令行止。”

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洪钫先生曾撰文回忆说，蒋介石为使张学良更加坚信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8月16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九一八后，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甚至想到，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不出三天，日军将占领中国的长江流域，切断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

1937年7月7日22时，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发动进攻。驻守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在身边的石柱上书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10个大字，与会场气氛相互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