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离家出走后 宋嘉树气势汹汹赶到日本 给孙中山磕了三个头
1960年前后，同盟会元老邓家彦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王聿均采访时回忆，当年曾经有人询问孙中山有什么嗜好，孙中山回答说：“第一是革命，第二是女人。”回顾历史，在孙中山所喜爱、所追求的所有女性中间，曾留学美国且才貌双全的宋庆龄，才是他一生的挚爱。去世之后被中华民国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与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之间的婚恋传奇，堪称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格最高的极限情爱。
“世之隐君子”宋嘉树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3日，他与唐绍仪、胡汉民、于右任等人，一同乘坐专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下榻于三马路客利旅馆。随后，他与儿子孙科，女儿孙娫、孙婉，应邀前往老友宋嘉树家里叙旧，并且在宋宅留宿。
据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考证，孙中山在当天写给李晓生的书信中介绍说：
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此信录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2页时，被错误地认定为写于1912年4月17日。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谈到宋嘉树的姓名。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党的文献》双月刊，于1994年第5期发表宋庆龄写于1981年的遗作《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其中介绍说：
美国的一些书中讲到我父亲宋嘉树在8岁的时候就和美国的一个叫琼斯的船长交上了朋友。琼斯每年都到海南岛来买椰子干，虽然我父亲和他在语言上交谈有困难，但他们还是成了好朋友。那时，我父亲有个叔叔在美国的波士顿开一家杂货店，他常常给家里的人写信报告异乡的生活情况，读来很有兴致。这些信燃起了我父亲心中的幻想，他请求琼斯把他带到美国去，琼斯船长虽然很喜欢我父亲，但这个要求却使他很为难。等到船即将启航，琼斯想和我父亲告别说声再见，但却没有看见我父亲。几个小时之后，船已航行在海洋上，琼斯出乎意料地发现父亲就睡在他的舱位下面。就这样，父亲跟着琼斯船长到了波士顿，又被带到他叔父开的中国杂货店。过了些时候，琼斯船长带着父亲去见北加罗来纳州的杜克斯先生，他是位百万富翁，对这位中国少年很感兴趣。后来，我父亲就被送往该州的达勒姆上学，后又被送到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父亲不愿意继承叔父的杂货店生意，他想回国。最后，他找学校当局帮忙，正好学校所在地的教会很希望有人去中国传教，因此父亲在他20岁的时候回到了上海。
查勘比对相关的文献资料，宋庆龄的晚年回忆并不十分准确。
目前能够确认的情况是：宋嘉树，原名韩教准，号耀如，早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1878年前后过继给婶婶宋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开设茶丝商店的弟弟，从此改姓为宋。他随养父来到美国波士顿后，曾在一艘轮船上充当仆役。
1880年11月在威明顿第五街监理会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在教会资助下，他于1881年4月入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神学。次年秋转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
1885年5月毕业后，被北卡罗来纳州监理会派回中国，听候中国布道区教长林乐知调遣。1886年1月，宋耀如任昆山监理会传道牧师，在此期间与教友和留美同学牛尚周、温秉忠建立联系。牛尚周、温秉忠分别与倪家的大女儿倪桂清、小女儿倪桂姝结为夫妻，宋耀如也于1887年夏天与倪家二女儿、18岁的倪桂珍结为夫妻。
倪桂珍是浙江余姚陆埠镇人，父母都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她的母亲是明末大学士、《农政全书》编著者徐光启的后代。徐光启是在利玛窦影响下最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之一。倪桂珍自幼在上海接受西式教育，学业出众，喜爱弹钢琴，当时是中国第一豪富盛宣怀家的高级保姆，同时是圣公会培文女校的兼职教员。
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宋耀如从1888年开始参与由盛宣怀主管的淞汉铁路事务，1890年2月在上海英租界山东路开设主要印制圣经的华美印书馆。1892年，他辞去教会职务专门经营工商业，成为上海第一个进口外国机械的代理商。
关于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回忆说：
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此后，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
而事实上，孙中山第一次入境美国旧金山的时间是1896年，他最初并不是在美国与宋嘉树相识的，而是由曾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的同乡好友陆皓东介绍，于1894年春夏之间在上海认识的。
孙中山所说的“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指的是陆皓东当年陪同他前往天津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寻求晋见门径时，与同为基督徒的宋嘉树密切交往的情境。李鸿章的亲信、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正是孙中山想通过宋嘉树等人进行疏通的重要关节。
孙中山与宋庆龄坠入爱河
1912年4月6日，孙中山一行至江南制造局考察并且赴哈同花园出席统一党欢迎会，23岁的宋霭龄正式以英文秘书名义陪同前往。4月7日，孙中山应中华民国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在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廖仲恺、朱卓文、孙科、孙娫、孙婉、宋霭龄、宋子文等人陪同下，乘海军联鲸号军舰前往武汉。
当时的许多珍贵照片，都是由18岁的宋子文负责拍摄的。4月14日，孙中山一行返回上海，当天晚上依然偕孙科、孙娫、孙婉入住宋嘉树家中。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一次流亡海外。
1913年8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人丁怀瑾（石僧），以及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的协助下秘密抵达东京，由头山满出面安排居住在其邻居海妻猪勇彦家里，以头山满家为通讯联络地址，并且由日本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安川电机的创业者安川敬一郎，每月提供一万日元的生活费用。同年8月29日，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的宋庆龄，抵达日本横滨与宋耀如、倪桂珍夫妇及宋霭龄会合，并于9月16日随同宋霭龄第一次拜访孙中山。
当年的日本外务省密探，对孙中山的活动进行了全程监视，据此整理出版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了孙中山与宋庆龄从相识相恋到曲折结婚的全过程。
起初，宋庆龄总是与宋霭龄一起去见孙中山，然后再一起离去。1914年5月24日，宋庆龄第一次单独访问孙中山。从6月起，她单独前往的次数越来越多，仅当月被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0次。同年9月，25岁的宋霭龄与34岁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在横滨结婚，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一职逐渐由21岁的宋庆龄取代。年轻美丽的宋庆龄为48岁的孙中山表现出来的超凡魅力所吸引，很快便坠入爱河。
关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颇为含蓄地回忆说：
在我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日子里，他让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我得到少有的特权能看到某些日本的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头山满先生和夫人。头山满先生的别墅很大，四周筑有围墙，里面有一座非常美丽的花园。记得那座别墅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先生逃脱袁世凯魔掌东渡日本后就住在这座别墅里，大约有一年时间。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我在美国读完大学以后，原想再学习一两年，但我父亲打来急电召我去日本见他。我到日本后和父母住在横滨，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工作，经常由父亲陪去，他那时的任务是帮助孙先生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相比之下，出走海外的一些历史老人的相关回忆，就显得更加坦率。同盟会元老邓家彦，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被上海英租界当局判处六个月监禁，出狱后被孙中山派人接到日本。当时孙中山正在另行组建必须宣誓效忠并且加盖指印的中华革命党，遭到黄兴、谭人凤、李烈钧、柏文蔚、李根源等等实力派元老的强烈反对。邓家彦受孙中山委托出面调解，“好像媒婆一般，两边说合”。
有一天，他陪同胡汉民拜访孙中山，“两人相谈甚欢，总理忽问汉民近做何事。汉民答以正攻习英语，总理笑谓汉民曰：‘余可介绍汝一位好老师。’原来即宋庆龄也”。
关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曲折，邓家彦的夫人谢兰馨另有介绍：
宋庆龄于民国二年在东京与总理邂逅，总理屡向之求婚，彼则坚持总理为基督教徒，不得多妻，必先与卢氏离婚，方得正式议婚。总理不得已，乃遣朱执信携款二万元赴粤，迎卢氏来日本，卒签字于离婚证书，而后庆龄方与总理正式结婚。此事颇遭党人之反对。 这里所说的朱执信应该是对朱卓文的误记。
与广东同乡伍廷芳、孙中山、宋嘉树及其家族关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傅秉常，在口述实录中回忆说：
庆龄先已订婚于荣君（其中文名字之英译首M.B.，忘其中文名字），因与中山相恋，乃向荣氏退婚。中山先生与庆龄在日本结婚之先，部属反对甚烈。推陈其美、许崇智两人往劝中山先生，为中山先生所拒斥，谓：“吾须正式结婚，不能如汝等之嫖娼宿妓，不检细行。”许等退而复请洁身自好之胡展堂、廖仲恺两人往谒，复为中山先生所拒，谓：“吾无二位之好福气，得贤慧夫人到处相随。”两人又词穷而退。此为展堂等于事后语余者。据云，中山先生曾获卢夫人之赞同，乃与宋庆龄在日缔婚。粤俗原不禁平妻，庆龄后且与卢夫人相见，卢亦颇谅解。
相对于党内亲信以及长期两地分居的原配妻子卢慕贞，坠入爱河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必须加以克服的最大障碍，是真诚信仰基督教的宋嘉树、倪桂珍夫妇。
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情人关系已经被党内亲信纷纷反对的情况下，住在横滨的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却一所无知。对于热恋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来说，短暂的分离成为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短暂分离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宣布就任总理之职。为了推动革命事业，他于8月14日致信1911年11月在伦敦认识的美国商人戴德律，希望美国有影响力的资本家，“能贷款至少一千万美元作初步战争费用，以为取得特许权的条件”。
11月20日，孙中山又在写给戴德律的信中解释说，“因为我的英文秘书目前不在此地，而近几个月来我又十分忙碌”，所以对许多来信“未能及时一一作复”。
12月25日，孙中山在致戴德律信中再次表示：“目前我身边没有英文秘书。我先前的两位女秘书，是两姐妹，姐姐宋霭龄女士刚结婚，妹妹宋庆龄女士最近已回上海。所以，我不得不亲自用英文写信。”
与此同时，他要求戴德律明确答复能不能立即筹款，“以便我为明年的行动拟定计划”。 孙中山筹款运作的行动计划，主要指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宋庆龄的情爱追求。这一点在朱卓文的汇报信件中有着较为集中的体现。
据杨天石《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一文介绍，在久保田文次教授所编《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中，收录有朱卓文从上海写给孙中山的两封书信。
其一为1915年2月2日的信件：
廿九日抵沪，卅一日始与宋小姐相晤。据云他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至筹办地方一所以为他办事之用，他云此事他甚赞，惟须待数日，思一善法以避他母之疑眼云。刻下弟已将付（附）近一房陈设妥当，任他可（何）时均可到彼处办事矣。
其二为同年2月4日的信件：
刻下弟在隔邻布置一房，以为宋小姐办事处。现他订于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教弟女以英文。此后有函件与他，照前日之住址便可直接收到矣。至先生之书已在通运搬回，惟零星四散，前之书箱已由彼等拍卖，一无所存，殊为可惜。现弟再购数书箱重行编好，置于宋小姐办事之房。此房颇为清净，谅当合他之意。
宋庆龄的“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足以证明她对于孙中山的用情专一，以及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维护。比宋庆龄年长27岁的孙中山，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证明。
他对于这桩跨代婚恋其实并不十分自信，以至于在1914年12月31日写给不久前失去丈夫的咸马里夫人的书信中，请求对方在宋氏姐妹离开日本期间，从美国前来提供协助。
为了追求宋庆龄，他在欠缺革命经费的情况下不惜代价，专门派遣铁杆亲信朱卓文及其女儿朱慕菲即慕菲雅（Muphia）在上海租赁“办事之房”，以邀请宋庆龄教授英文为借口就近联络、穿针引线。
朱卓文，原名超，又名式武，1875年出生于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张家边区西桠村，比孙中山小9岁。他少年时期在家乡一边读私塾，一边练武术，他的父亲朱永康先后为他请过几个武术教头。1896年，朱卓文与比他小两岁的堂弟朱会文前往美国旧金山打工创业，随后加入由来自广东省台山县四九镇圾潭乡东头村的洪帮大佬黄三德主持的旧金山洪门致公堂。
1910年2月10日，洪门大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第三次抵达旧金山，朱卓文随后加入同盟会并且一直追随在孙中山左右。1912年3月，朱卓文继缪思敬、应夔丞之后，担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庶务长，是孙中山身边仅次于秘书长胡汉民的铁杆亲信。
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宋庆龄对朱卓文父女有专门介绍：
1914年，我母亲健康情况不佳，要我陪她回上海看医生并服用对她有益的中药。……1915年10月，朱卓文同志（Jackman Chu）带着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慕菲雅来看我，他给我看孙中山先生打的一封海外电报让他当面密谈，迫切要我和朱同志及他女儿即去东京。写到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朱卓文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孙先生到美国三藩市时，朱卓文也在美国，从那时起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同往美国各州旅行，向中国学生和商人进行演讲，宣传推翻腐败满清王朝和建立民主中国的必要。他们也为了这一目的同往欧洲旅行。朱卓文在欧洲同“机关枪公司”（Vickers—Maxim Co.）等进行过商务上的接触。
与宋庆龄这种粗线条的事后回忆相比，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最为翔实地记录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曲折的，是宋嘉树当年写给孙中山的英文回信。
关于这一点，杨天石在《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一文中解释说：“由于孙中山的来函已经被宋嘉树烧掉，因此，这封复函就为我们推测来函，研究孙、宋婚姻关系以及宋嘉树的为人，提供了第一手的最有权威的资料。”
宋嘉树写给孙中山的英文回信
1915年7月15日，宋嘉树收到孙中山写于7月11日的来信，便在回信中答复说：“我将于12月1日或在此前后赴美。我不认为，罗莎蒙黛也将赴美，她必须陪伴母亲并帮助料理家务。”
8月3日，宋嘉树在写给孙中山的另一封英文长信中表示说：“7月20日大函刚刚收到。如果不是我离开神户两天，我将能早一点拜读尊函。我在舞子的前一站垂水停留了两天。”
接下来，宋嘉树谈到宋庆龄的婚姻大事：
我极为意外地从您那里听说，罗莎蒙黛应允并且期待结婚，此点，您从未对我说过。此前，她告诉您，一旦她去上海，将结婚并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到东京从事可靠的工作。关于她未来的打算，她从未对我说过一个字。一些时候以前，您写信并且询问我，罗莎是否将和我一起去美国，我立即复函奉告，据我所知，她将留在家里陪伴母亲。现在，您告诉我一件十分新奇而难以置信的事情。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它听起来如此奇特，如此可笑，这是超出于我的想象之外的小孩儿的玩笑话。
罗莎蒙黛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宋嘉树的“极为意外”和“难以置信”，充分表明他对于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恋爱关系毫无察觉。
于是，便有了他剖心沥胆、推心置腹的反复表白：
我的亲爱的博士，不要相信一个年轻女孩儿的小说语言，她喜欢给自己开玩笑。我能向您保证，我们是如此高度地尊敬您，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去伤害您和您的事业。“大叛逆者”是我们大家永远的敌人，罗莎像您一样极为憎恨这种人。所以，不会有和这种坏人结婚的可能和危险。加上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我们可能贫于“物质”，但是我们既无贪心，更无野心，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任何事情。您似乎担心她打算当皇后，这是不会的。我要再次表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引诱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用任何方式，去伤害您，或者您如此热爱、几乎全心全意地为之献身的事业。我将不会看到此类事情发生。您可以相信我，我将履行这一方面的承诺。我像您一样，是个一往直前的人，不希望欺骗我的朋友。我难以置信，她会有投身于我们共同的敌人脚下这种想法。她耻于和妾谈话，怎么会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您知道，在热海的时候，她甚至从未和张静江的二房说过话。此外，不论是谁，我们不会允许女儿去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说来，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
这里的“博士”，是杨天石对于“doctor”的误译。作为老朋友，宋嘉树当然知道孙中山只是一个医生而不是博士。关于“大叛逆者”，杨天石解释说，孙中山与宋嘉树之间的往来信件均用英文。“大叛逆者”的原文是“archtraitor”。来函在此词上加了引号，表明此词来自孙中山原函。这是一个稀见词，含义比较复杂，它既有“大叛逆者”之义，又可以理解为“大叛徒”、“大叛国者”。
孙中山在给自己的老朋友、未来岳父写信时，不好意思直说“似乎打算当皇后”的宋庆龄要嫁的是他自己；而是说明，宋庆龄想嫁给一个已有妻子的“archtraitor”，用以试探宋嘉树的态度。
从孙中山的观点看，称自己为叛逆者并无不当，然而，宋嘉树没有揣摩出这层意思来，他只是从贬义层面来理解这一词语。 以当年的国情论，能够称得上是“archtraitor”的中国人，大概只有袁世凯与孙中山。作为孙中山忠诚老实的追随者，宋嘉树宁愿相信“archtraitor”指的是袁世凯，也不愿意相信孙中山在形容他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只好用天诛地灭的发誓诅咒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我的亲爱的博士，请您记住，不管情况如何糟糕，我们都是您的真正的朋友。我可以断言，在中国人中间，没有人比您更高尚、更亲切、更有爱国心。明智而又有良心的人如何会反对您？我们宁可看到庆龄死去并且埋葬，而不愿意看到她为我们的大叛逆者作妾，即使是（做这种人的）妻子（也不能允许）。您可以放心，我们将上天下地，竭尽全力，防止任何此类事情发生。
宋嘉树在这封长信中，还谈到宋庆龄的另外两名追求者：
您说，您询问过我，罗莎何时结婚，我没有回答您，如果沉默意味同意，那您就将祝贺我和C。说实话，我现在不知道关于罗莎结婚的任何事情。永（Yung）和丹纯（Dan Chung）过去经常访问她，但是，据我所知，她没有表示过愿和他们结婚。我没有听说过您在上次来信中所说的情况。我从未收到过您的那封信。它从未出现过。可能遗失在途中了。我如何能知道它的内容？如果我不知道，如何能在沉默之外，有其他表现？所以，沉默不意味“同意”。您还是暂且保留您的祝贺吧！
与此同时，宋嘉树保证说：“您的要求已被执行——您和‘永’的信均已付火。”与前述傅秉常的晚年回忆相印证，这位“永”应该是杨天石对于“荣”的误译。这位荣氏男青年，与宋庆龄之间虽然还没有正式婚约，两个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却是真实存在的。
宋嘉树还在信中告诉孙中山，跟随孔祥熙返回山西太谷的宋霭龄即将分娩，他要宋庆龄下个月陪伴母亲前往山西。宋庆龄以害怕那里的蚊子、不喜欢去北方为借口加以拒绝，他认为宋庆龄必须去。
孙中山收到这封长信之后很快写来回信，其中应该承认了自己就是“似乎打算当皇后”的宋庆龄所要嫁的那个“archtraitor”。于是，宋嘉树在8月13日落款为“您的真诚的宋查理”的回信中写道：
刚刚收到罗莎蒙黛的信。她说，她因为在上海的一个家庭里教书，不可能和她的母亲一起去姐姐那里。她们母女两人都要求我到山西宋夫人处，我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能答应，其中原因之一是，前些日子，我的健康变坏了。但是，即使我好了，也不去。我艰于行走。事实上，我变得如此衰弱，根本不可能恢复。星期天，我将乘法兰西邮船号赴上海，那里，我曾休养过。按照中国的风习，宋夫人必须到山西去，我将尽力选择某一个人和她一起去。我可能再回日本。倘若我回来，我将去看您。再见！祝您健康，事业成功。
在这封信的正文后面，另有宋嘉树补写的附言：“在您再次见到我之前，请不要给我写信。”杨天石据此得出的判断是：这说明，宋嘉树在主意未定之前，不愿意继续听取孙中山的有关陈述。他放弃美国之行返回上海，为的是与夫人倪桂珍商量并听取宋庆龄本人的意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宋庆龄信中所说的“她因为在上海的一个家庭里教书”，其实就是在孙中山出钱为她专门租用的“办事之房”里，以给朱慕菲讲授英文为借口，定期与朱卓文父女商量对策来排除来自父母的婚姻阻挠。这是已经感到“极为意外”和“难以置信”的宋嘉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巧妙安排。
孙中山的辞旧迎新
宋嘉树夫妇带着宋庆龄回到上海后，孙中山不方便再给他写信，只能从宋庆龄的秘密来信中了解事态发展。
宋庆龄在信中说：
“我现在只是为着父亲，才留在这里，你是认识他的。同时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待，那是我不得不等的，但是等可是苦事，是非常的苦事，如果讲到我母亲的见解，那末等待完全是白费功夫。”
另据宋庆龄在写给远在美国留学的三妹宋美龄的书信中介绍：“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但是，母亲倪桂珍坚决反对宋庆龄前往日本参与“党事”并且嫁给孙中山，她教训宋庆龄说：“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两倍于你的年龄，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
相对于倪桂珍的决绝态度，宋嘉树的表现还是相对冷静的：
“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反对孙先生，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详细的考虑而要我得到相当的把握！我已经等了很久，可是母亲的意志仍旧不会改变。而父亲的心，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后，早已同意的了。”
为了尽早结束宋庆龄的苦苦等待，孙中山于1915年5月28日委任朱卓文担任广东全权筹饷委员，返回广东处理相关事宜。6月11日，他又亲自给居住在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家中的卢慕贞寄去家书。9月1日，朱卓文陪同卢慕贞从澳门来到东京，与孙中山协商离婚事宜。9月5日，陈其美来到东京，住进孙中山搬迁后空置的东京青山原宿109号寓所。
蒋介石、邓铿、廖仲恺、居正、钮永建、宫崎寅藏、谢持、陈中孚等人，也纷纷来访。9月7日下午，孙中山与陈其美、戴季陶、胡汉民、萱野长知、犬塚信太郎、宫崎寅藏，在孙中山的寓所二楼秘密开会，一概谢绝来客，禁止家属入内。在门口站岗把守的正是朱超即朱卓文。
9月9日，孙中山偕卢慕贞、陈其美来到胡汉民寓所，与许崇智、邓铿、廖仲恺等人协商相关事宜。9月18日，孙中山陪同卢慕贞游赏上野公园。9月22日，孙中山陪同卢慕贞出游购物。9月23日，孙中山送卢慕贞至东京车站，卢慕贞经横滨返回澳门。
一个月后的10月24日下午，从上海家中跳窗私奔的宋庆龄，在朱卓文及其女儿朱慕菲的陪同下抵达东京，孙中山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第二天下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家里举行婚礼。和田瑞接受委托到东京市政厅为两个人办理结婚登记，并且主持签订了落款时间为10月26日的日文誓约书。
内容如下：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同样是在10月26日，孙中山给卢慕贞寄去离婚之后的第一笔汇款。
1917年6月，孙中山给卢慕贞写信说：
卢夫人鉴：来信收悉。乡中学堂今年之费并所开列接济穷亲之费，每年自当如数寄回。所应賙恤之人由夫人酌量便是。兹汇来沪银三千元、申港银三千余元，照单察收可也。阿科建屋所借孙智兴先生之二千元不必由此归还，待阿科一两月后收得朱卓文先生之款，然后还之也。予近日甚康健，幸勿为念。乡中各亲戚统此问好。德明。
由此可知，卢慕贞虽然与孙中山离婚，却依然以孙科之母的身份留在孙家。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支付生活费用；另一方面还委托朱卓文帮助照顾卢慕贞及儿女们的生活。广东全权筹饷委员朱卓文筹集到的一部分革命款项，确实被挪用为孙科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建房修屋的款项。孙科所修建的房屋，就是今天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一部分。
宋庆龄的离家出走，属于典型的私奔行为。她后来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当时并不是真的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于是，她“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宋嘉树夫妇对此非常愤慨，他们匆匆追到日本为时已晚。
据在场的车田让治回忆，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叫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当孙中山走到大门的台阶上，询问“找我有什么事”时，宋嘉树却突然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关于自己的婚恋曲折，宋庆龄晚年回忆说：
我从朱卓文那里知道，孙中山与他的妻子有过双方同意的友好离婚协议，而朱卓文是这协议的证人之一。孙先生和他妻子的婚姻是按照中国古老习惯由老一辈在他们童年时代就订下的，未经双方的同意。孙中山18岁时按照父母的选择和这位缠足的女孩结了婚，后来孙先生从事革命工作，而她不愿卷入革命，要在国内过安定平静的生活。朱卓文给我他们离婚协议的法律证件和签字，她是文盲，所以只见签名的地方有她用大拇指沾红墨水按上的指印。我和朱卓文一行坐火车从神户到东京火车站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车站等我们。他带我们到青山原宿109号。这是一座小巧的欧洲式住宅，里面已经布置完毕。我和慕菲雅一起在这座住宅里度过了我结婚前最后的一夜。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革命情爱
关于与年长自己27岁的孙中山之间的忘年婚恋，宋庆龄1915年11月18日在写给威里斯安女子学院同窗密友阿莉的信中介绍说：
你记得吗？在蒙特利特时我们去听卡梅伦先生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图解讲课，他给我们看了一张孙逸仙博士的照片。当时我没有想象过我们两人之间会有超过朋友的关系。但这是命运。……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当然我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1917年2月22日，宋庆龄在写给阿莉的另一封书信中进一步介绍说：
自己的理想得以作为人类的理想而实现，随之幸福必将到来。……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于并大大超过处女时期的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的愿望中，这就足够了。……他比我年长许多，知道如何使我成为一个英雄的崇拜者，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将近一年半，但我对他的崇敬之心依旧。像以往一样，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直到晚年，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依然是以学徒自居：
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他有时召集办公室的同志们如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邓仲元等一起讨论工作。他晚上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斯·康德黎爵士和他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当年，孙先生从驻英使馆救出来以后，就住在康德黎家。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在写给远在英国的恩师康德黎的书信中，同样心满意足地介绍自己的忘年婚姻：
从您最近的来信，我发觉您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的女性，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对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革命情爱，相关的历史老人给出的几乎全部是正面评价。
据傅秉常回忆：
庆龄学识颇佳，性情温柔，与其姊妹之批评峻刻迥异。南堤俱乐部每星期三放映电影，星期六举行舞会。当时风气未开，跳舞者极少，而庆龄不以为怪，常偕中山先生来俱乐部小坐，作壁上观，亦可见其性情之随和。庆龄于中山先生，绝对相爱，此点为吾等所公认，哲生亦受感动。……离开大陆前夕，庆龄尚与内子保持接触。内子因大局剧变，不知适从，以去留相询，庆龄鉴于余之政治立场，力劝内子出奔，于此均可见彼之诚挚体贴处。
这里的“哲生”，指的是孙中山的独子孙科。
孙科出生于1891年10月20日，比继母宋庆龄还要年长两岁。就在孙中山与宋庆龄坠于爱河的1914年，孙科与原配妻子、表妹陈淑英已经生育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孙治强。
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邓家彦夫人谢兰馨回忆说：
在广州时期，余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日夕相处，甚为熟稔。当时党政负责同志之夫人组织一军人慰劳团体，孙夫人任副会长，余与何香凝均任秘书。……孙夫人性情颇温柔娴静，待人极和蔼，且深具同情心，能谅解他人。……孙夫人一日于开会时，默坐不发一语，甚或流泪饮泣，未知何故也。一日，莫纪彭夫人李瑞慰解之曰：“夫人年纪虽轻，而孙儿（指孙科之子）已极懂事，真好福气。”彼立答曰：“此乃先生之孙儿。”或进而劝之曰：“夫人乃平妻之地位，并非作妾。（广东固有平妻之俗也。）”彼必抗声曰：“何谓平妻？先生与余结婚之前，已与卢氏离异矣。”夫人举以告我曰：“吾辈为至友，若有出此言者，望汝反驳可也。”
1925年3月12日上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行辕，享年59岁。他在《家事遗嘱》中明确表示：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均付与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在此后的岁月里，宋庆龄一直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与革命精神的维护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直到1981年5月29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身份在北京病逝。借用她1926年4月16日写给远在美国的同窗密友阿莉的话说：
“我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