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伯牙，随成连先生学古琴。他掌握了各种古琴演奏技巧，但是老师感到他演奏时，常常是理解不深，只算得上是单纯地把音符奏出来而已，少了点气韵，不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
老师想把他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有一天，成连先生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居住在东海，他能传授培养人高深志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熏陶熏陶，这样能够大大提高你的艺术水平。”于是师徒两人备了干粮，驾船出发。到了东海蓬莱山后，成连先生对伯牙说：“你留在这里练琴，我去寻师父。”说罢，就摇船渐渐远离。
过了十天，成连先生还没回来。伯牙在岛上等得心焦，每天调琴之余，举目四眺。他面对浩瀚的大海，倾听澎湃的涛声。远望山林，郁郁葱葱，幽深莫测，林间流水时而潺潺，时而哗哗，中间不时还夹杂着各类群鸟啁啾飞扑的声响。这些各有妙趣、声音奇特不一的景象，使他不觉心旷神怡，浮想翩翩，不知不觉间感到自己的志趣高尚了许多。
由此，他的音乐灵感油然而生，于是他架起琴，把满腔激情倾注到琴弦上，一气呵成，创作了一曲《高山流水》。没多久，成连先生摇船而返，听了他情真意切的演奏，高兴地说：“现在你已经是天下最出色的琴师了，你回去吧！”伯牙恍然大悟，原来这深山，流水，涛声，鸟语就是最好的老师。此后，伯牙不断积累生活和艺术体会，终于成了天下操琴的高手。
中国人玩儿音乐跟西方人玩儿音乐最大的区别是，中国人多是通过音乐来修身养性，西方人则喜欢拿音乐来表现，表演。中国人眼里，音乐，特别是古琴一类的高雅音乐，道法自然，贯通天地，有着穿越时空的感召力，可以直接作用于心灵，让心性澄明，音乐是修身的重要手段。真正的古琴大师不需要表演，不需要弹给别人看，不需要观众和听众，他是弹给自己听的，是自己生命感发的自然流露。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品格，寄寓了文人风凌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
“琴者，情也；琴者，禁也。”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
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最后，在赴刑途中，他还弹奏过一曲《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
嵇康在《琴赋》当中曾道：“物有盛衰，而此（古琴）无变；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古琴之音，既淳和淡雅，又清亮绵远，意趣高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
孔子主张用礼乐教化人，他本人的音乐素养也相当高，具有极高的音乐鉴赏与演奏水平。《史记》中有记载：“《诗经》三百五十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韶》乐是赞美舜的乐章，是当时的经典古乐。韶，产生于约公元前23世纪舜时代乐舞。后来又先后被称作《箫韶》、《大韶》、《九招》、《九辩》、《九歌》等。孔子听了《韶》乐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品尝不出肉的滋味，足见《韶》乐的魅力之大。物以类聚，同气相吸，孔子能长时间沉浸在这种高雅的音乐中，说明他的音乐造诣，审美素养，道德修为，都远在一般人之上。
孔子何以如此重视音乐的作用，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
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中，第十九篇叫《乐记》，这里面把音乐的作用说得很透彻。
一，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认为：
“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二， 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它认为：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是故先王之政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
三，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有比较深层的论述。它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它认为：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乐记》认为，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现情的，情来自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乐本》）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乐本》）意思是说，引起悲哀的情感时，发出焦虑急促的声音；引起快乐的情感时，发出舒展和缓的声音；引起欢喜的情感时，发出振奋奔放的声音；引起愤怒的情感时，发出粗暴严厉的声音；引起敬重的情感时，发出直爽庄重的声音；引起慈爱的情感时，发出柔和的声音。
以上这六种情感和相应的六种声音的变化，都不是出于人的本性，都是由感于物发生的，引起哀、乐、喜、怒、敬、爱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情感以不同的声调表现出来。反之，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故表达不同感情的音乐也能影响听者的感情，引起听者的共鸣，正如孔颖达在《乐言》疏上写道：“乐出于人而还感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
音乐对人的性格的形成能产生巨大影响，《乐记》中就举了郑国、宋国、卫国、齐国不同特点的音乐对人意志和性格的影响的例子：“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魏文侯》）意思是说，郑国的音乐很复杂，使人意志放纵；宋国的音乐很妩媚，使人意志消沉；卫国的音乐很急促，使人的意志烦乱；齐国的音乐很古怪，使人意志傲慢。以上四种音乐，都是以声色丧志而损害品德的。所以不能登大雅之堂，祭祀时当然不能用这些音乐。
《乐记》中还说：“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师乙》）意思是说，《商》、《齐》是两种来源不同、内容也不同的古代歌曲，对人品格的养成有着不同的作用，熟悉商乐的人，遇事而有果断性；熟悉齐乐的人，见利相让而不争。遇事能果断的解决，是勇敢的表现；见利相让是义气的表现。既勇敢又讲义气的性格，除了上好的音乐诗歌的能将其熏染出来，其他的事物对人性格怎能轻易就有这个影响？
孔子到齐国的城门之外，遇到一小儿拿一酒器，与他一起行走，那小儿目光纯洁，心神纯正，举止严谨，孔子对驾车的人说：“快一点，快一点，《韶》乐就要开始了”，孔子到那里就听到了《韶》的演奏。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觉得其尽善尽美，很长时间里，吃肉都感觉不到肉的味道。他感叹道：“没想到听音乐竟然也能让我达到这样的至乐忘我，天人合一的境界！”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