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光明使者

一名接受了中国医生白内障手术的柬埔寨妈妈回到住处给女儿喂饭《环球》杂志记者/刘娟娟

她说：“他们几乎都是拄着拐杖、摸索着走来的。手术之后，揭开眼罩，他们就可以自行走路了，甚至还唱歌跳舞。看到这样的变化，作为医生，我感到非常高兴。”

他说：“对于我个人来讲，给人带去光明，真有种现代白求恩的感觉；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这是中国在这个时代为全世界所作的贡献。”

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顺华，他是爱尔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郝燕生，他们都曾多次随“光明行”医疗队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带去光明。

光明、泪水、舞蹈

2019年底，张顺华刚刚完成她第六次、为期22天的“光明行”，从纳米比亚回国。“累并快乐着。”她说。

张顺华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医疗队由8名队员组成，每天有一组人在门诊、一组人在病房、一组人在手术室，每个人都要同时处理好几样事情。“比如我们的护士，既要管理病房，又要做技术员，有时候还要帮医生为病人做眼压测量等术前检查。医生也是多面手，我们团队一共有4名医生，我和王大夫主要做手术；杨大夫做术前检查、做A/B超、算人工晶体度数等，另外他英文很好，跟外方沟通非常顺畅；还有陈大夫，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做得非常好。”

这个团队在22天的时间里完成了超过200例白内障手术。

2019年是张顺华第二次到纳米比亚参加“光明行”，2018年她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特蕾西娅的老奶奶让她印象非常深刻。“老人因白内障双目失明4年多，这期间她有3个外孙、外孙女出生，但她没有见过他们。每天早晨，老人只能由家人扶着到院子里一坐一整天，晚上再由家人带到房间里睡觉，可以说完全没有生活质量。我给她做了一只眼睛，摘下纱布的那一刻，她掩面痛哭，非常激动，因为她看见了，她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她下了病床就唱歌跳舞，整个病房都和她一起唱跳。最后，她抱着外孙走出了病房。”

张顺华告诉记者，她发现纳米比亚人很长寿，这次在医疗队接受手术的白内障患者当中，至少有10人超过90岁，还有两人超过100岁。“我为一个103岁、一个107岁的老人做了手术。他们都患有很严重的双眼白内障，虽然四肢都能活动，但实际上生活质量非常差。手术之后，他们的视力恢复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能够为百岁老人提高生活质量，是很有意义的。”

郝燕生向记者讲述了两年前他在柬埔寨暹粒救治过的一名97岁白内障患者的故事。当时，这位名叫罗斯基尔的老太太听闻“海南柬埔寨光明行”医疗队到来的消息后，租了一辆摩托车，把自己捆在司机的身上，就这样到了医疗队。老太太身世可怜，40年前家里有10人被抓走杀害，她自己则不幸患上传染病。老太太唯一的女儿为此不让她进门，她就在外面搭一个草席睡觉。

“但是老太太身体很硬朗。她来到医疗队后，我优先为她安排了手术。但由于几十年的累积，老太太达到5级核性白内障，没有一点乳化的皮质，同时有1500度近视、晶状体脱位、虹膜萎缩等情况，手术难度非常大。”郝燕生说，考虑到老年人伤口愈合慢，他只能采用非常规的超声劈核手法实施手术。

“老太太的虹膜组织老化严重，十分脆弱，手术过程中轻轻一碰就会断裂。但最后，手术非常成功，她的白内障被分块取出。第二天，她的视力就恢复到了0.6。她激动地说，家里就她一个人过，非常困难，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她带来光明。在场的中柬年轻志愿者们都哭了。”

光明背后的艰辛

张顺华告诉记者，据说纳米比亚全国只有7个能完成白内障手术的医生，那里白内障患者的病情都比较重，没有办法得到及时诊治，大量患者都是因白内障双眼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很多人年老体弱，还有一些是残疾人，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们抱上抱下。”

语言不通也是一个障碍，同时给手术造成一定风险。“我们眼科的手术是局部麻醉，需要患者跟我们很好地配合。比如要他们向上看、向下看、保持不动，这些都需要随时跟患者沟通交流。但是因为我们语言不通，本来难度就很大的手术变得更难了。我们在手术当中会竭尽全力来控制这个问题所造成的风险。”张顺华说。

硬件设施也是一个问题，当地的医疗条件和环境没办法与国内比。“我们首先遭遇了停电。由于我们带来的设备功率比较大，结果手术持续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就把这里的变压器给烧了。还有我们这次使用的两台显微镜都是大概30年前国内用的那种非常简单的机器，只有手术用的目镜，没有辅助者的目镜，而且它的X/Y轴以及聚焦功能都不能使用。所以，患者一旦流眼泪或者头位发生改变，我们就看不见了。我们只能靠手动移动患者头部来确保他们的眼睛在视野中央。”张顺华对记者说。

此外，张顺华说，热带干旱地区患者的角膜通常不太透亮，这也给中国医生的手术造成很大困难。

郝燕生对记者说，当地的医疗环境有多差，是国内很难想象的。2015年，“光明行”医疗队来到吉布提——非洲以及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那个地方靠近赤道，异常炎热，但是人又不出汗，身体里的水分是直接蒸发掉的。当时我们医疗队一共有6个人，其中一个护士病倒了，还有一个医生带病坚持工作，因为再少一个人工作就没办法做了。”郝燕生说，“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一会儿机器出故障，一会儿水不达标——当地给我们供应的水不能消毒，我们必须到外面买矿泉水回来才能做消毒。”

还有一个关于苍蝇的小插曲，郝燕生记忆犹新。“吉布提的手术室里，苍蝇满天飞。我们要打，结果对方说不能打，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不杀生，只能往外轰。我们手术时只能更加谨慎，如果苍蝇落到正在做手术的手上，就得赶紧把手套换掉，以免患者的眼睛感染。好在一直没出事。”

郝燕生说，在国内做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用5~10分钟，而在当地要用二三十分钟，“我们出去的都是精兵强将，一个人身兼数职，经常又是医生又是助手又是护士，但这也降低了手术速度。”

光明打造的新名片

2014年中国“光明行”医疗队在吉布提为500多名白内障患者带去光明，为“光明行”建立了好口碑。“吉布提的活动影响非常大，在整个非洲都引起极大轰动。吉布提老百姓直接受益，总统和总理也非常认可。实际上我们起到了民间外交的作用。”郝燕生说。

张顺华也表示，她深刻感觉到“光明行”是一个让非洲医生对中国医疗技术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记得2014年我们去埃塞俄比亚谈‘光明行’项目，当地医院的眼科主任对我们中国医生的技术是完全不了解的。他觉得我们的技术可能比他高不了多少或者差不多，所以他当时问能不能把设备捐给他们，我们的医生就不用过去做手术了，但我们坚持要自己做手术，他当时勉强答应了。我们做完第一天的手术后，他就发现我们的技术远远高于他。所以那次之后，当地医生就对中国的医疗技术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后来我们遇到的类似情况就比较少了。”

2015年，“光明行”医疗队来到毛里塔尼亚，受到当地医生的热烈欢迎。“我觉得非洲医生之间肯定是有交流的。”张顺华说。

“2018年我们来到纳米比亚，这个国家在非洲属于经济比较好的。我们接触的那位当地的眼科主任在纳米比亚甚至整个非洲做白内障手术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且每年都会有美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医疗队到纳米比亚，所以他一开始对我们不那么感兴趣。后来我们完成了‘光明行’，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那位主任对我们特别认可。所以2019年我们再到纳米比亚，所有的事情都很顺畅，我们只要提出一些想法，他们就会立刻去完成，对我们的配合也是全方位的。”

另一个变化是，以前非洲医生对中国的器材和药品还是有些介意的，需要用各种资料证明它们能用。“特别是2014年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证明手续相当繁琐。”张顺华说，“而这两年在纳米比亚，能够感觉到他们对中国药品的接受度非常高。”

张顺华还感受到非洲人对中国实力越来越认可。“我这次来纳米比亚，在两个医院工作过，一个是首都温得和克中心医院，另一个是翁丹瓜州立医院。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两个医院，有十几个人跟我说他们本人到中国学习过，或者是孩子在中国学习。”

张顺华说，中国医疗队的“光明行”除了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还会举办学术活动，为当地医护人员讲解白内障手术相关知识、眼底病知识，介绍中国医疗设备产品等。此外，医疗队在纳米比亚还进行了一项创新——探索远程医疗。“我们让北京协和医院远程医疗中心与纳米比亚连线，就一个病例进行了远程会诊。”

郝燕生说，中国医疗队的“光明行”也改变了当地的手术标准。“其他国家的医疗队在当地做一次手术，成本大概是1000元人民币，而我们做一次手术，成本前后加起来得3000多元人民币。”他对记者说，“我们花这么大代价是值得的，因为这是对全人类一种实实在在的贡献，体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来源：2020年1月2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本期更多文章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微博、微信客户端：“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