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石介千年前一场关于书法的论战 留给当今书法人的思考

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兰亭论辩，这场论战显得更加纯粹和理性。首先，欧阳修和石介都是“庆历革新”的支持者，在古文运动中，他们也是站在同一个战壕，所以这场论战不涉及政治站队问题。其次， 同为北宋理学思潮中领一时之风骚的先驱者，欧石两人私交甚笃，在才学上也互相欣赏。在石介受夏竦迫害致死后，欧阳修为其撰写的《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对石介一生从道德担当，到才学文章极尽褒奖。这场论战的焦点，如何看到书法，以及书法之法的问题，两位名公大儒争锋相对，各证其词，精彩纷呈。

欧阳修书法作品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两位当事人，石介（1005-1045）字公操。北宋学者，思想家。宋理学先驱。创建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提出 “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开宋明理学之先声。世称徂徕先生。“泰山学派”创始人。当然，在常人的知识储备中，和欧阳修相比，石介的量级显得有些不够，但是，熟悉两宋理学的朋友应该知道，提及宋代理学，石介也是个绕不开的人物。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 在中国，只要是读过几年书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位的。

欧阳修书法作品

介绍完双方辩手，小编开始正式复盘这场辩论大赛。首先是可爱的六一居士欧阳修率先发难，在景祐二年(1035)写下《与石推官第一书》，文中自“修顿首再拜白公操足下，至乃可为忧也（文末附有全文），都是引子，赞誉公操誉满天下，对于这样的大师是不能作寻常之嘘寒问暖状的，要谈点大事，比如“道”种庄重严肃宏大的话题，接下来依然没有直入主题提及书法，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您的文章）然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语，须相见乃能尽。”意思是您的文章虽然读起来很好，但是自许太高，批评现实太过激烈，这些我们见面再聊。接下来进入正题了，“然有一事，今详而说，此计公操可朝闻而暮改者”。真可谓一唱三叹，图穷匕首见，特别是“计公操可朝闻而暮改者”，有一股压倒一切的气势，让人不得不顺从。前面的铺垫做足了，气势也积蓄够了，现在正式进入书法这个主要议题了。

君贶家有足下手作书一通，及有二像记石本。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辨其点画，乃可渐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问人，曰：“是不能乎书者邪？”曰：“非不能也。”“书之法当尔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无。”“今有之乎？”亦曰：“无也。”“然则何谓而若是？”曰：“特欲与世异而已。”

王拱辰，字君贶，也是北宋名士，诚信状元的故事名扬千古，这里不是重点，不多做阐述。对于石介的字，欧阳修是直观感受是这样的“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辨其点画，乃可渐通。”，通俗一点的话讲叫鬼画桃符，欧阳修看，还得连蒙带猜。于是发出了三连击：一，是书者不会写字？二，是书法有这样的法则？三，是古人有这样的先例？当然回答都是非也，那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字呢？ “特欲与世异而已。”即故意要与众不同罢了。但欧阳修是不理解这样的怪异的：“况今书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虽天下皆好之，犹不可为。况天下皆非之，乃独为之，何也？” 当然欧阳修是为了批驳石介，自然不会为他这样的书法找出合理性的理由，只会指责你这样干是不行的，是有害的。作为北宋理学宗师的欧阳修，对于在书法上做了怪异的表率的石介，有什么危害肯定要用最理学的方式给说道清楚的：

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听不倾，常视之毋诳，勤谨乎其始，唯恐其见异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你石介是教育家，是师者，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在书法上也应该为学者所法，不能任性胡来。当然这样的结论已经超越了书法，在理学家的世界里，这是是唯一的指向，才符合重理明道，由技进道，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若是论战就此结束，就失之精彩了。所以石介的回应更让人期待。石介在《答欧阳永叔书》中辩驳到：

今不学乎周公、孔子、孟轲、扬雄、皋陶、伊尹，不修乎德与行，特屑屑致意于数寸之竹、半握秃毫之间，将以高呼？又何其浅也！且夫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钟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伎以事上者……噫，国家兴教，置学官，止以教人字乎？将不以圣人之道教人乎？将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将不以仁义礼智教人乎？永叔但责我不能书，我敢辞乎！

理学家的水平就是不一样，石介用站在顶层的视角，俯视万方，理学家大多重道轻术，文，都只能是用以载道工具，何况书法这种文人之末技呢。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套说辞摆出来，让喜好书法的人斥之为胡说八道，但又无从辩驳，让那些对书法无好恶之感的路人都觉得很有道理。依旧用这个逻辑，只是置换一个更加时代化的内容，仍然很有力量：在这个风起云涌，激昂奋发的时代，你不努力挣钱，买房买车，改善生活争取财务自由，而沉溺于毫末之间，岂不是辜负了自己也愧对家人？一如东汉时期《非草书》的作者赵一一样，他的论点建立在一个大家都必须认可并遵循的圣人之道上面。在石介的论述中，把学书者奉为神圣偶像的钟王，虞柳称之为“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伎以事上者”，在他的眼里这于以技艺得宠的伶官何异？实在让学书人含愤不已。

欧阳修书法作品

一个人眼里能看到什么，不取决于他所站位的高度，而取决于他目光的方向。所以欧阳修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的陈词，让我感到这样的论战永远也无法说服对方，但能让更多的吃瓜群众感受到谁是更有道理的。

夫所谓钟、王、虞、柳之书者，非独足下薄之，仆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学其书而悦之者，与嗜饮茗、阅画图无异，但其性之一僻尔，岂君子之所务乎？

在欧阳修看来好书法与嗜饮茗，阅图画无异，只是个人偏好罢了。但这并不是他晚年对待书法的态度，也还没认可书法的独立价值。所以，小编并不以为这是欧阳修以退为进的战略，在当时，他应该就是这样的书法观。28岁的欧阳修，刚刚步入仕途，正欲展鲲鹏之志，实现心中的道统。书法不是他人生的目标，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书法有法，不能胡来的坚定态度：

然致于书，则不可无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务乎记事，而因物取类为其象。故《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扬子曰“断木为棋，完革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书乎？

与石介的论战到此结束，就欧阳修而言，对书法的领悟却只是一个开始。后人从其文集中整理出《试笔》《笔说》《集古录跋尾》等关于书法的篇章，合集为《六一书论》，是宋代较为系统和完备的书论之一。《集古录跋尾》有云：“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主张学书学其意， 到达“从法学之”,到“以意求之”的境界，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发轫。

喧嚣已尽，嘈杂难止，如今的时代，在如何看待书法，以及书法之法的问题上，仍旧众说纷纭。当我们沿着这些铿锵的文辞，去重新回味这场千年之前的论战，对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根本问题是否有了更清晰的轮廓呢？

欧阳修书法作品

后文附上

《与石推官第一书》

修顿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岁于洛阳，得在郓州时所寄书，卒然不能即报，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书之怠，而独不知公操察不察也。

修来京师已一岁也，宋州临汴水，公操之誉日与南方之舟至京师。修少与时人相接尤寡，而誉者无日不闻，若幸使尽识舟上人，则公操之美可胜道哉！凡人之相亲者，居则握手共席，道观欣，既别则问疾病起居，以相为忧者，常人之情尔。若闻如足下之誉者，何必问其他乎？闻之欣然，亦不减握手之乐也。夫不以相见为欢乐，不以疾病为忧问，是岂无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于道尔。其或有过而不至于道者，乃可为忧也。

近于京师频得足下所为文，读之甚善。其好古闵世之意，皆公操自得于古人，不待修之赞也。然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语，须相见乃能尽。然有一事，今详而说，此计公操可朝闻而暮改者，试先陈之。

君贶家有足下手作书一通，及有二像记石本。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辨其点画，乃可渐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问人，曰：“是不能乎书者邪？”曰：“非不能也。”“书之法当尔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无。”“今有之乎？”亦曰：“无也。”“然则何谓而若是？”曰：“特欲与世异而已。”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

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况今书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虽天下皆好之，犹不可为。况天下皆非之，乃独为之，何也？是果好异以取高欤？然向谓公操能使人誉者，岂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欤，抑亦昂然自异以惊世人而得之欤？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听不倾，常视之毋诳，勤谨乎其始，唯恐其见异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欧阳某顿首。

《与石推官第二书》

修顿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书论足下书之怪。时仆有妹居襄城，丧其夫，匍匐将往视之，故不能尽其所以云者，而略陈焉。足下虽不以仆为狂愚而绝之，复之以书，然果未能喻仆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仆听之不审而论之之略之过也。仆见足下书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见之，疑乎不能书，又疑乎忽而不学。夫书，一艺尔，人或不能，与忽不学，特不必论，是以默默然。及来京师，见二像石本，及闻说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为之，如前所陈者，是诚可诤矣，然后一进其说。及得足下书，自谓不能，与前所闻者异，然后知所听之不审也。然足下于仆之言，亦似未审者。

足下谓世之善书者，能钟、王、虞、柳，不过一艺，己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又云因仆之言欲勉学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谓钟、王、虞、柳之书者，非独足下薄之，仆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学其书而悦之者，与嗜饮茗、阅画图无异，但其性之一僻尔，岂君子之所务乎？然致于书，则不可无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务乎记事，而因物取类为其象。故《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扬子曰“断木为棋，完革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书乎？今虽隶字已变于古，而变古为隶者非圣人，不足师法，然其点画曲直犹有准则，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读矣。

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于世可乎？不可也。则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亦犹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学，仆岂区区劝足下以学书者乎。

足下又云“我实有独异于世者，以疾释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释老，惑者之所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为。足下安知世无明诚质厚君子之不为乎？足下自以为异，是待天下无君子之与己同也。仲尼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是则仲尼一言，不敢遗天下之后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无君子。此故所谓大不可也。夫士之不为释老与不雕刻文章者，譬如为吏而不受货财，盖道当尔，不足恃以为贤也。属久苦小疾，无意思。不宣。某顿首。

《答欧阳永叔书》

今永叔责我诚是。然永叔谓我特异于人以取高耳，似不知我也。夫好为诡异奇怪以惊世人者，诚亦有之，皆轻浮者所为也，则非行道正人、笃行君子之所为。”虽然这里有点强词夺理，他把道德凌驾于书法上的诡辩：“今不学乎周公、孔子、孟轲、扬雄、皋陶、伊尹，不修乎德与行，特屑屑致意于数寸之竹、半握秃毫之间，将以高呼？又何其浅也！且夫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钟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伎以事上者……噫，国家兴教，置学官，止以教人字乎？将不以圣人之道教人乎？将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将不以仁义礼智教人乎？永叔但责我不能书，我敢辞乎！